最邪恶的实验：6女4男船上共渡100天，失去法律约束，结果如何？

1973年，一个叫圣地亚哥·吉诺维斯的墨西哥人类学家想通过把一群人扔到海上，剥掉所有社会规矩，看看人性会不会直接崩盘。结果呢？没崩，反而让人看清了不少东西。

先聊聊圣地亚哥这个人吧。他1923年出生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那时候西班牙内战正打得火热，街头到处是炮火和逃难的人。他小时候就亲眼见过那些乱象，家里为了活命，1940年左右举家迁到墨西哥。到了墨西哥城，他安顿下来，上国立自治大学学人类学。

那会儿拉美社会动荡，他对暴力和社会冲突特别上心，总想搞清楚为什么人总爱打打杀杀。毕业后，他干起了研究员，在尤卡坦半岛跑田野调查，采访玛雅后裔，记录部落纠纷啥的。50年代，他开始发论文，分析拉美地区的暴力循环，强调环境怎么推波助澜。60年代，他混得不错，加入联合国项目，去安第斯山考察土著文化，还写了本《暴力起源》，里面堆满了实地数据。

圣地亚哥的转折点是1969年，他跟着挪威探险家托尔·海尔达尔参加“拉”号木筏远征。那是模拟古埃及人过大西洋的活儿，从摩洛哥出发，漂了56天到巴巴多斯。他负责记人际互动，看到船员在封闭空间里怎么合作化解危机。这让他脑子里冒出个念头：要是在没规矩的环境下，人会不会直接露原始本性？

1972年，他坐飞机从芝加哥回墨西哥城，中途遭劫持。劫机犯冲进舱里挥枪，乘客吓得大气不敢出，他坐在那儿，脑子飞转。这事儿后，他下定决心要搞个大实验：找人关在海上，观察无约束下的反应。他觉得这能挖出暴力根源，顺带推一把世界和平研究。当然，他自己也想借这出名，踩着海尔达尔的肩膀往上爬。

实验设计得挺周全。他在欧洲和拉美报纸上发广告，招“勇敢冒险者”，一共收到上千份申请。挑了10个志愿者，加上自己11人。性别比例是6女5男，年龄都在20到30多岁，职业背景五花八门，文化信仰也各异。他特意选“性吸引力强”的，目的是看性怎么搅和暴力。筏子叫阿卡利，纳瓦特尔语里是“水上之家”，英国船厂造的，钢壳长12米宽7米，中间有个4米见方的舱室。

里面没书没娱乐，就堆了大量酒，想借酒劲儿放大冲突。出发点是西班牙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港，目标墨西哥，靠洋流和风漂101天。规则简单：脱离法律道德，随心所欲，但得填问卷，圣地亚哥随时观察。志愿者签了知情同意，但后来很多人说这同意书模糊，风险没说清。

志愿者名单现在公开了。女的包括瑞典船长玛丽亚·比约恩斯塔姆，她航海经验丰富；法国潜水员塞瓦娜·扎诺蒂，专业潜水手；阿尔及利亚研究员拉奇达·马扎尼，研究海洋污染；美国导航员玛丽·吉德利，海图专家；美国无线电操作员费·埃万杰琳·西摩，通信行家；以色列医生埃德娜·乔纳斯，医疗负责人。

男的呢，有乌拉圭人类学家何塞·玛利亚·蒙特罗·佩雷斯，圣地亚哥的前学生；马耳他无线电员查尔斯·卡鲁阿纳，设备维护；安哥拉神父贝尔纳多·邦戈，精神支柱；日本摄影师荣介·山木，拍纪录片；还有一个法国人或其他人，但核心就是这帮人。他们来自不同大陆，信仰从天主教到无神论，职业从医生到艺术家，圣地亚哥觉得这组合够乱，能撞出火花。

1973年5月12日，他们从拉斯帕尔马斯起航。媒体早盯着，头条叫“性筏”，因为性别比例和隔离设定，八卦味儿太重。起初几周，一切太平。志愿者分工明确：船长掌舵，医生管健康，摄影师记像，研究员采样本。大家钓鱼煮饭，晚上唱歌讲故事，酒喝了不少，但没闹事。

圣地亚哥急了，他开始发问卷，先问谁最喜欢谁，后来变尖锐：谁最烦你，谁想干掉谁，甚至谁想上床。问卷匿名，但他故意在会上读出来，挑拨是非。志愿者填卷时不少人直接点他名字，说他烦人。他还不死心，私下散布谣言，比如说某人偷懒或有私心，想分裂队伍。

到第51天，矛盾升级。圣地亚哥公开念问卷，试图激化，但大家不买账，反而团结起来质疑他。志愿者们开始开小会，讨论怎么对付他的干预。从那以后，圣地亚哥成了公敌。他继续搅局，但效果适得其反。大家更靠拢，女性尤其强势，船长玛丽亚带头协调。

航行中真有危机：食物短缺，大家减口粮，体重掉秤；第70天钓到小鲨鱼，有人想吃，有人反对，最后放生；船舵坏了，本该潜水员修，圣地亚哥硬要自己上，结果差点淹死，被拉上来咳半天；风暴来袭，筏子晃荡，差点翻。一次大飓风逼近，船长建议靠岛避险，圣地亚哥不同意，坚持继续，还撤了她的职。志愿者集体抗议，拉扯舵轮差点动手。幸好风暴偏了道，不然全完蛋。这事儿彻底崩了信任，有人甚至计划把他绑起来扔海里，但没真干。

整个过程，圣地亚哥的操控越来越露骨。他本想证明人性本恶，暴力随时爆，但现实打脸。志愿者没打没杀，性事儿也有限，就几对短暂关系，没成群趴体。反而展现出合作韧性：分工默契，危机时互帮，女性领导力突出。

圣地亚哥的笔记厚达1042页，全是他的观察和问卷数据，可后来分析显示，冲突主要来自他自己。101天后，8月21日，他们到墨西哥科苏梅尔岛。岸上记者蜂拥，志愿者下筏时互相抱肩，晒黑了但精神头儿足。圣地亚哥跟在后头，采访说他失望，没等到预期暴力。

实验一结束，批评就炸锅。伦理学家说这不负责任，把人扔危险环境，还操纵情绪，违反知情同意。科学界批设计缺陷：样本太小，变量太多，问卷偏见重，没对照组。媒体继续炒“性筏”，80%报道都绕着性转，忽略科学部分。圣地亚哥辩解这是“和平项目”，想挖暴力根源推世界和平，但没人信。

他后来出书《阿卡利实验》，详述过程和数据，承认结果意外，但坚持有价值。志愿者们呢？他们散了，但很多人对圣地亚哥耿耿于怀。何塞回乌拉圭教书，偶尔提这事儿当反面教材；塞瓦娜继续潜水，成了环保活跃分子；玛丽亚退休后还航海；埃德娜在以色列开诊所。费·西摩早逝，其他人活到高龄。

这实验的影响拖了好几十年。80年代，它淡出视线，但社会心理学总引用，当隔离研究的警示。圣地亚哥退休后，继续写暴力主题书，1997年退了，2013年去世，90岁。志愿者间偶尔联系，寄旧照片啥的。

2018年，瑞典导演马库斯·林登拍纪录片《筏子》，找来7个幸存者，重建成筏子模型，让他们坐着回忆。片子首映后，又掀波澜，观众看完直呼荒诞。林登说，这不光是科学闹剧，还戳中人性复杂：圣地亚哥想证明恶，结果证明人更偏好互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