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谷之长的稷，北方的粟：西周时期，其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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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探源：时光碎片中的稷迹

旧石器至新石器：曙光初绽

考古发掘，宛如一把神奇的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通往远古时代的大门，让我们得以探寻稷的起源与早期发展。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人类还处于蒙昧的原始阶段，主要依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寻觅着生存的希望。直到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也就是距今约 1 万年前，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变革 —— 农业的起源。

1966 年，北京西郊的东胡林遗址中，考古学家惊喜地发现了 14 粒粟和 1 粒黍的种子，这些种子的形态介于现代品种和它们的祖先狗尾草之间，这一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在一万年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开始了农作物的驯化，而黍稷便是其中最早被驯化的幸运儿。

几乎同一时期，在河北邯郸的磁山文化遗址中，更为惊人的发现让世人瞩目：这里出土了成吨的黍稷。磁山遗址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1 万年到 8700 年之间，如此大规模的黍稷储存，足以表明当时黍稷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它们不仅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来源，更是开启人类农业文明曙光的关键角色。

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我们的祖先或许在偶然间发现，掉落的黍稷种子在适宜的环境下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于是，他们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这些种子，尝试着进行人工种植。经过无数次的摸索和实践，他们逐渐掌握了黍稷的生长规律，学会了如何播种、照料和收获。就这样，黍稷从野生植物逐渐转变为人工栽培的作物，人类也由此踏上了农业生产的征程，迈出了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关键一步。

河北邯郸的武安县磁山文化遗址

商周至秦汉：繁荣印记

随着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商周时期，稷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商代的甲骨文中，“稷” 字频繁出现，这不仅是对当时稷种植广泛的生动记录，更是其重要地位的有力见证。那时，稷不仅是人们日常餐桌上的主食，还在祭祀活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成为了人们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人们认为，稷是上天赐予的宝贵礼物，通过祭祀稷，可以祈求神灵的庇佑，获得丰收和平安。

到了周代，稷的地位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周民族将自己的始祖弃尊称为 “后稷”，认为他是农业的发明者和守护神。“社稷” 一词也成为了国家的象征，社为土神，稷为谷神，二者合二为一，寓意着国家的根基和命脉。这一时期，祭祀稷神的仪式变得更加庄重和盛大，成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的特定时节，帝王都会率领文武百官举行隆重的祭稷大典，向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诗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稷的记载，如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等，这些诗句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稷田的繁茂景象，以及人们对稷的深厚情感。

从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址中，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稷的身影。河南安阳殷墟的墓葬中，常常出土有盛着稷的容器，这些容器制作精美，体现了墓主人对稷的珍视。陕西周原遗址的窖穴里，也发现了大量碳化的稷粒，它们虽然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依然保存完好，仿佛在诉说着当年的繁荣与昌盛。

秦汉时期，稷的种植依然广泛，并且在农业生产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时期，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稷的产量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在许多汉代的遗址中，都出土了与稷种植相关的农具，如铁犁、铁锄等，这些农具的出现，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使得稷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同时，秦汉时期的文献中，也有大量关于稷的记载，如《氾胜之书》中就详细介绍了稷的种植方法和管理技术，这表明当时人们对稷的种植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认识。

稷还与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人以一粒黍稷的长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以此制定了最初的度量标准。这一标准的建立，不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活动，也反映了稷在当时社会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可以说，稷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人们的生活，成为了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古籍索证：文字长河里的稷踪

先秦之声：百家笔下的稷

当我们把目光从考古发掘的实物转向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一幅更为生动、丰富的稷文化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从先秦时期开始，稷就频繁地出现在各类典籍之中，成为了人们记录生活、表达思想的重要载体。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语》，作为儒家经典之一，为我们保存了关于 “五谷” 的最早记载。在《论语・微子》篇中，记载了孔子周游列国时的一段有趣经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 时人用 “五谷不分” 来责备孔子不能分辨农作物种类，不事农业而好远游。这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它不仅让 “五谷” 作为专指农作物的名词首次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此后，“五谷” 的概念迅速在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述中传播开来，几乎都用 “五谷” 指代农作物或农业生产。儒家的《孟子》中记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这句话生动地描绘了后稷教导民众种植五谷，五谷成熟后百姓得以养育的场景，体现了五谷在民生中的基础作用，也强调了后稷作为农业始祖的重要地位。《荀子》中也有相关记载：“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已经深刻认识到农业生产要遵循时令，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五谷丰登，百姓生活富足。

法家的《韩非子》中提到：“夫黍者，五谷之长也。” 将黍视为五谷之长，虽然这里强调的是黍，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主要农作物的重视和对它们在农业生产中地位的探讨。墨家的《墨子》记载：“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为养也。” 明确指出五谷是百姓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君主统治的物质保障，深刻阐述了五谷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道家的《庄子》中 “不食五谷，吸风饮露” 的记载，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 “五谷” 在当时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重要性，即使是追求超凡脱俗的道家，也无法回避五谷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杂家的《吕氏春秋》中也多次出现关于 “五谷” 的记载，如 “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通过描述季节与农事的关系，强调了适宜的气候对五谷生长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古人对自然规律与农业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在这些先秦典籍中，稷常常与黍等其他农作物一同出现，如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彼黍离离，彼稷之苗” 等诗句，不仅描绘了当时农作物的种植场景，也反映出稷在古代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稷作为五谷之一，不仅是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还在祭祀、礼仪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先秦时期，祭祀是人们生活中的大事，而稷作为谷神的象征，常常被用于祭祀活动，表达人们对丰收的祈愿和对神灵的敬畏之情。

春秋战国时期 “五谷” 概念的兴起并非偶然。一方面，这一时期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生产特征的中国传统农业获得了初步发展，农作物种类逐渐向少数几种集中。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如适时播种、合理密植、加强管理、多粪肥田和实行灌溉等技术措施的推广，农民开始重点种植培育具有较高产量的作物品种，一批产量较低、品质较差的农作物品种逐渐被淘汰。此时，大田作物主要集中在黍、稷、豆、麦、稻、麻等六种，由于地域差异，各地主要种植的大田作物品种一般不超过五六种，这为 “五谷” 概念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五行思想开始影响古代的农业文献记载，“五谷” 成为五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上古时期就开始影响农业生产活动。到春秋战国时期，五行思想的传播日益广泛，体系也更为完善。当时社会普遍存在 “尚五” 思潮，“五味”“五声”“五色”“五方”“五神”“五祀”“五牲”“五谷” 等概念纷纷出现，农业生产的很多组成部分也被纳入五行系统。在这种背景下，“五谷” 的概念逐渐取代了 “六谷”“九谷” 等名词，成为指代农作物种类的主流表述。而稷作为五谷之一，在五行文化中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与土元素紧密相连，象征着农业生产和土地的滋养。

粟,古代叫禾,是一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北方通称谷子

秦汉以降：众说纷纭中的稷

秦汉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和文化的融合，对稷的记载和研究也更加丰富和深入。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对稷的不同解读和认知的演变。《尔雅・释草》中记载：“粢，稷。众，秫。” 晋郭璞注：“今江东人呼粟为粢。” 将稷与粟联系在一起，认为稷就是粟。

《左传・桓公二年》中 “粢食不凿”，唐孔颖达疏引西汉犍为舍人注：“粢，一名稷。稷，粟也。” 三国魏孙炎注同此，进一步明确了稷即粟的观点。《玉篇・米部》中也有 “粢，又音咨，稷米也” 的记载，同样支持了这一说法。《汉书・宣帝纪》中 “嘉谷玄稷”，东汉服虔注：“玄稷，黑粟也。” 将玄稷解释为黑粟，也从侧面印证了稷为粟的观点。

到了南北朝时期，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对农业生产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阐述。在这部著作中，贾思勰将 “种谷第三” 和 “黍稷第四” 并列，并明确指出：“谷，稷也，名粟。谷者，五谷之总名，非止谓粟也。然今人专以稷为谷，望俗名之耳。” 他认为谷就是稷，也就是粟，同时也指出了当时人们对稷的称呼存在一些混淆，但仍然坚持稷即粟的观点。此后，北宋邢昺的《尔雅疏・释草》中也说：“然则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 进一步强调了这一观点的传承。

然而，南朝梁陶弘景却首倡稷即 “穄” 的说法，认为稷与黍相似。他在《本草经集注》卷七中说：“稷米亦不识，书多云黍稷，稷恐与黍相似。” 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并未肯定稷与黍为一物，但却开启了关于稷的另一种解读的先河。到了唐代，苏敬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卷十九明确肯定了这一说法：“本草有稷，不载穄，稷即穄也。今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糜，呼其米为黄米，与黍为籼秫，故其苗与黍同类。” 从此，稷即穄的说法逐渐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

宋人进一步从语音上论证 “稷穄同音通用说”。沈括在《梦溪笔谈・药议》中说：“稷乃今之穄也，齐晋之人谓‘即’‘积’皆曰‘祭’，乃其土音，无他义也。” 蔡卞在《毛诗名物解》卷三 “释百谷” 中也说：“稷，祭也，所以祭，故谓之穄。” 南宋罗愿的《尔雅翼・释草》中也提到：“稷又名为穄…… 然则稷也，粢也，穄也，特语音有轻重耳。” 这些论述从语音和方言的角度为稷即穄的说法提供了新的证据。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谷部》进一步明确肯定了稷即不粘之黍的说法：“稷与黍，一类二种也；粘者为黍，不粘者为稷。” 这一观点影响深远，清人汪灏、吴其浚以及近代学者丁惟汾、胡锡文、王毓瑚等都赞同该说。然而，也有学者从古音的角度对这一说法提出了质疑。清人崔述率先质疑，他在《无闻集》卷二《稷穄辨》中说：“稷，入声，子力切。穄，去声，子例切。稷从畟，穄从祭。其义、其音、其文，无一同者，则二者之非一物明矣。” 但崔氏所用为中古音，并非二字流行的上古之音。后来，劳榦最早从上古音角度质疑，张波继之强调二字古音相差甚远，并论证了二者读音到中古以后逐渐趋于一致的演变过程；此后李根蟠、何红中等学者都以 “上古时代稷的读音与穄不相侔” 作为二者不同的证据。

关于稷为高粱的说法，虽然支持者相对较少，但也在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清代学者程瑶田在《九谷考》中提出 “稷，今之高粱” 的观点，但这一说法很快被大多数学者否定。从植物分类学的角度来看，高粱与粟、黍在形态、生长习性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而且在古代文献中，也缺乏足够的证据支持稷为高粱的说法。

从秦汉到唐宋明清，关于稷的认知在不同学者的解读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稷是粟、穄（黍）、高粱三说鼎立，各有其文献依据和支持者，这种争议不仅反映了古代学者对农业知识的不断探索和研究，也体现了文化传承和地域差异对学术观点的影响。尽管至今关于稷的所指仍然存在争议，但通过对历代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稷在古代农业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古人对农作物的认识和研究历程。

春秋战国：稷的黄金时代

田垄之上：稷的种植盛景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农业领域也迎来了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如同一股强劲的东风，吹遍了华夏大地，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在这个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锋利的铁犁深耕土地，牛儿则成为了拉犁的得力助手，它们的力量使得土地被更深入地翻耕，土壤变得更加疏松肥沃，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灌溉技术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各国纷纷兴修水利工程，如芍陂、都江堰、郑国渠等，这些水利设施宛如一条条血脉，将宝贵的水资源输送到广袤的农田，滋润着每一寸土地，确保了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有充足的水分供应。

在这样的技术革新推动下，稷凭借其自身独特的优势，成为了当时主要的种植作物之一。稷具有耐旱、耐寒、耐贫瘠的特性，对生长环境的要求相对较低，能够在较为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茁壮成长。无论是在北方干旱少雨的黄土高原，还是在南方丘陵起伏的山地，都能看到稷那挺拔的身影。它的生长周期较短，从播种到收获只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使得农民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收成，有效地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

在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下，稷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分布区域也日益广泛。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华北平原到关中盆地，大片大片的农田里都种满了稷。春天，嫩绿的稷苗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一片绿色的海洋；秋天，沉甸甸的稷穗压弯了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

当时的文献中也不乏对稷种植盛况的记载。《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有许多关于稷的描写，如 “黍稷重穋，禾麻菽麦”，生动地描绘了稷与其他农作物一起茁壮成长的画面，展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繁荣景象。《管子・轻重甲》中也提到：“一农不耕，民或为之饥；一女不织，民或为之寒。” 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而稷作为主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在其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稷的广泛种植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还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它是农民辛勤劳作的成果，也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稷田的广袤无垠，成为了人们心中的希望之光，见证了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辉煌。

五谷之神——后稷

餐桌之间：稷的阶层印记

在春秋战国时期，稷不仅在田垄上茁壮成长，还在人们的餐桌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成为了连接不同阶层生活的纽带，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风貌。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主食，是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在那个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时代，粮食产量有限，而稷以其较高的产量和广泛的适应性，成为了百姓们填饱肚子的首选。无论是在偏远的乡村，还是在繁华的城镇，家家户户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稷饭的身影。百姓们将稷米煮熟，简单地搭配一些蔬菜或咸菜，便是一顿质朴而又满足的饭菜。在田间劳作一天后，回到家中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稷饭，疲惫便会一扫而空。《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载：“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 这充分说明了稷在百姓生活中的重要性，它是百姓得以养育繁衍的基础，是维持生命的能量源泉。

而在贵族阶层，稷同样有着特殊的地位。虽然贵族们的饮食丰富多样，山珍海味应有尽有，但稷在他们的餐桌上依然不可或缺。在一些重要的祭祀活动和盛大的宴会上，稷是必不可少的祭品和食物。祭祀，在古代社会是一项极为庄重严肃的活动，它承载着人们对祖先的敬仰和对未来的祈愿。贵族们认为，通过祭祀祖先和神灵，可以获得庇佑和福祉，而稷作为五谷之神的象征，被视为与神灵沟通的重要媒介。在祭祀仪式上，摆放着精美的稷饭，贵族们身着华丽的服饰，虔诚地向祖先和神灵献上祭品，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礼记・祭统》中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可见祭祀在古代社会的重要性，而稷在其中的地位也不言而喻。

在宴会上，稷则是展示贵族身份和地位的象征。贵族们举办宴会，不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更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财富和权势。餐桌上摆放着各种珍贵的食材和精美的餐具，而稷饭则以其质朴的形象，与其他奢华的食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却又相得益彰。它代表着贵族们对传统的尊重和对农业的重视，同时也显示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的高贵。

有这样一个历史故事，生动地展现了稷在贵族生活中的特殊意义。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孔子在鲁哀公身旁享用了桃子和黍米。孔子先吃完黍米，然后才吃桃子，旁观者暗自窃笑，认为孔子不懂礼仪。鲁哀公善意地提醒孔子：“黍子非食粮，乃用于擦拭桃子。” 孔子却回应：“我自然明白。然而，黍为‘五谷之王’，祭祀先王时属上等祭品。瓜果有六类，桃子居下，不得入宗庙。我仅闻君主以低擦拭高，未闻以高擦拭低。今以‘五谷之王’黍，擦拭瓜果中最低级之桃子，乃以高擦拭低，我以为这有违礼义，故不敢先食桃子。”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稷在贵族心中的崇高地位，它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文化和礼仪的象征。

稷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将普通百姓和贵族阶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百姓生活的基石，是贵族文化的象征，见证了那个时代的繁荣与变迁，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