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继舜：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见闻

引子

＃本文摘自《萧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5年7月)，作者赵继舜，原标题＃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见闻》

正文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为了培植亲信，巩固其法西斯独裁统治，以便达到反共反人民的目的。于1939年在重庆成立了“中央训练团”，分期分批调训文职荐任职（县团级）以上、武职少校级以上人员，向他们灌输法西斯思想。那时，我在国民政府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任专员，相当于荐任职，也在调训之列。在受训前，由“中央训练团”通知每人写自传一篇，其中有“在你的同事或亲朋中你认为谁是德才兼备的人”一栏，以便蒋介石集团进一步物色“人才”，以加强其独裁统治。

我于1942年8月31日入“中央训练团”，至同年10月4日期满出团，为期三十五天。我是21期受训生，这期共两千多人，分两个大队，我被编入该团党政训练班第二大队第五中队。大队长张震（军长），中队长张剑飞（师长），每一中队还配备训育干事二人，负责掌握学员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情况。

蒋介石自任“中训团”团长，每星期上午蒋均到团里“训话”。张治中任副团长，但他很少去“中训团”，只是挂名而已。主持实际工作的是教育长王东原。该团还设有教导处，由段锡朋任处长。所有讲师均由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的头头担任。蒋介石每次来“中训团”，总是装腔作势“呃、呃”地操着浙江奉化方言进行“精神训话”。除蒋之外，军政部长何应钦、考试院院长戴传贤、侍从室第三处主任陈果夫、教育部长陈立夫、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二陈系统的主要人物）以及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经济部长孙越琦、兵工暑长俞大维、交通部长张嘉傲等都到“中训团”讲课并训话。其中陈立夫的讲话最为反动，他大力吹捧法西斯主义，大讲特讲“唯生论”。总之，整个训练内容贯穿一个党（中国国民党）、一个主义（蒋介石的三民主义）、一个领袖（蒋介石）的法西斯主义。蒋的一举一动，都极力摹仿希特勒、墨索里尼那一套，要把中国完全推向法西斯独裁的道路上去。

我们政训班的学员，在日常生活中也大搞军事化、组织化、纪律化。床上被褥必须叠得整整齐齐，象刀切的豆腐块一样，衣服风纪扣都必须扣好，一切行动要象机器人一样，一切听训育干事（相当于厅级）的摆布。学员还要搞军事训练，还搞过一次实弹射击演习和夜间紧急集合演习。对于我们这些文职人员来说，真是苦不堪言。在演习中自然是乱不成军，洋相百出。

在我们受训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海顿博士曾来“中训团”参观。蒋介石为了向其献媚讨好，命令教育长王东原事先集中全体学员进行“欢迎”演习。“客人”来时，要一律举起戴着白手套的手，象小孩子一样欢呼、跳跃。演习时还可以，可是，当蒋介石等军政大员簇拥着海顿来到现场时，学员们的表现并不怎么热烈。跳得不高，呼得也不响，稀稀拉拉，松松垮垮。这一情景，使蒋介石大为光火！但他当着“客人”的面又不好发作，事后，把王东原叫去骂得狗血喷头，一时传为笑柄。

“中训团”第21期在行将结业之前，“励志社”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别来团发展反动组织。“三青团”派人来团宣称，所有学员都是“三青团”的当然团员，出团之后，都有责任指导“三青团”的工作；大特务头子张厉生（励志社的社长）是励志社的发起人。为了扩大他的实力，曾亲自到训练团来拉拢、引诱学员。他说：“‘励志社’是为同学们服务的。社里有招待所，所里有食堂、浴室，大家有事来到重庆，可以免费住宿，如同自己家里一样。”“三青团”发展团员的活动也很积极，每人发给一本“三青团”编印的《蒋介石传略》。但刚发到手，我们还未来得及看，就又收回去了，不知里面有什么不适合蒋介石口味的记载。从此，这本书再也没有问世。

在出“中训团”之前，蒋介石又来团作“精神训话”。他得意洋洋地说：“我不愧为你们的团长，你们也不要愧做我的学生。”随后，蒋介石按名单依次点名，每人发给他的戎装秃头肖象一张，上题“某某同学”，下题“蒋中正”三字，以表示“天子门生”之意。此外，每人还印发《学员通讯录》一本。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三处一个叫吴铸人的组长，还向训练团的全体团员提出一个具体要求，就是大家出团之后，回到本单位，凡受训人数满三人以上者，应组织学员通讯小组，由学员互推召集人，每月召开会议一次，会后将记录寄送重庆南温泉“侍三处”。随发“学员通讯小组”会议记录表，交各学员带回，并着重说明表上所列“读书心得”一栏，主要是写学习《总裁言论》的心得体会。总之，蒋介石是“机关算尽”，其险恶用心，都是为了培植私人势力，达到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的。

资料来源：

《萧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8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