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是一个悲伤的秋天，因为毛主席去世了。

北京的气氛凝结成冰，人们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之中，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哭成了泪人。

治丧委员会将一份守灵名单交给跪在灵前的李敏过目，李敏仔细端详，突然对工作人员说，“我还有一个哥哥活着，怎么没他的名字？”

工作人员被问得一头雾水，为了避免尴尬，脑袋开始飞速运转：李敏说的哥哥是谁？毛岸英牺牲在了朝鲜，毛岸青的名字已经在名单上，哪里还有个哥哥呢？

想了半天，工作人员也没想到是谁，便愣在了原地，李敏却流着泪说，“他叫贺麓成，你们应该把他的名字加上！”

贺麓成这个名字，工作人员连听都没听过，难道这个人是毛主席的儿子？

这时候，另一名工作人员回过神来，他听说国防部五院就有个叫贺麓成的人，是个工程师，整天穿着中山装，只知道闷头搞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他和毛主席是什么关系？

贺麓成与毛主席的关系，说起来话长，而且尽是心酸和泪水。

01

我们把时间拨回到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毛主席的弟弟、红军独立师师长毛泽覃及妻子贺怡被留下打游击。

当时，贺怡已经怀有身孕，行动十分不便，便留在赣州从事地下工作，毛泽覃则南下闽赣边界打游击战。

由于中央苏区遭到严密封锁，到处都是敌人，所以贺怡的日子过得很艰苦，四处东躲西藏，稍有不慎便有性命之忧。

1935年2月，贺怡在赣南的深山里生下一个孩子，取名毛楚成，后改为毛岸成。

毛岸成出生的很不是时候，因为苏区形势迅速恶化，无论是游击队还是地下党，都遭到了国民党的疯狂“围剿”。

4月，一个坏消息传来，毛泽覃在率部突围时牺牲，贺怡得知消息后悲痛欲绝，还没等她从悲伤中走出来，敌人就开始到处搜捕她了，为了躲避抓捕，她开始不断转移。

然而，小岸成还不满月，吃不了四处颠簸之苦，再加上革命斗争太过残酷，贺怡本人都朝不保夕，孩子就更不要说了。

思索再三，贺怡决定将毛岸成交给亲友代为抚养，如此便能得到好的照顾，自己也能专心从事革命工作。

几经周转，毛岸成被送到永新县花汀村贺调元家，贺调元是贺怡的族叔，他家境富裕，为人也比较和善，可以让贺怡放心。

贺调元虽未参加革命，却同情革命者，更可怜毛岸成这个刚出生就失去父亲的孩子。

为了保护毛岸成的安全，贺调元隐藏了他的真实身份，还给他改了个名字，叫作贺麓成，对外宣称是自己的孙子。

在贺调元的庇护和悉心照料下，贺麓成一天天长大，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只是隐约记得爷爷经常收到外面寄来的信，询问他的起居生活，还给他寄了些生活用品和玩具。

直到建国之后，贺麓成才知道，自己原来是毛泽覃和贺怡的儿子、毛主席的侄子，当初给爷爷写信的人就是母亲贺怡。

贺怡的经历也很悲惨，毛泽覃牺牲后，她坚持从事地下工作，几经生死考验，却坚定信念。

1940年，贺怡在韶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遭受严刑拷打，忠贞不屈的她打算吞下一枚金戒指自杀，结果自杀不成，还因为遭受酷刑和生活艰苦而导致胃下垂。

后来，周恩来多方实施营救，最终用交换战俘的方式，把贺怡救了出来。

贺怡一出狱，就被送到延安接受胃切除手术，而在手术上签字的人，正是毛主席。

贺怡身体痊愈后，起初在新四军工作，后因身体虚弱而回到延安，之后一直在中央机关边工作边疗养。

02

1949年渡江战役爆发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江西全境很快就解放。

这年8月，贺调元见时机成熟，便告知贺麓成的身世，并说母亲贺怡马上要来找他。

9月，贺怡调到江西工作，她刚向单位报完到，就火速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永新县花汀村，母子二人分别14年后再次相见，贺麓成的一声“妈”，让贺怡瞬间破防，哭得稀里哗啦。

刚好当天村里召开村民大会，贺怡便拉着贺麓成的手上台，当众宣布二人的母子关系，台下群众无不动容，有人甚至感动得流下眼泪。

在台上，贺怡还与贺麓成一起向贺调元夫妇鞠躬致谢，之后贺麓成便跟贺怡到吉安生活。

然而，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贺麓成刚回到母亲身边2个月，母亲就因为一场车祸去世了。

事情是这样的，贺子珍与毛主席原本有个儿子毛岸红，在红军长征前交给毛泽覃、贺怡抚养。

后来，中央苏区形势恶化，根据地大量丢失，毛泽覃便将毛岸红交给一位警卫员，但警卫员不幸牺牲，毛岸红就此下落不明。

对于毛岸红，毛主席和贺子珍几十年来一直很挂念，贺怡也感到深深自责，决定找到毛岸红。

1949年11月的一天，贺怡得到毛岸红的消息，便与贺麓成一起乘车前往寻找，由于道路崎岖又是晚上开车，结果发生交通事故，她不幸当场身亡，贺麓成则重伤昏迷。

等贺麓成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母亲死在了身边，他哭得死去活来，再一次昏迷过去。

后来，贺麓成得到救治，捡回了一条命，但他永远成为了孤儿，还被送到上海与姨妈贺子珍和舅舅贺敏学一起生活。

这时候，摆在贺麓成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改回原名毛岸成，以烈士遗孤、毛主席侄子的身份面向世人，如此便能获得更多帮助和照顾，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发展；另一条路是继续以贺麓成的身份生活，但要靠自己双手打拼，将会十分艰难。

贺麓成不过十几岁，哪知道怎么选择，倒是贺子珍告诫他说，“你不要背父辈的牌子，永远不要对别人讲你是谁的孩子！”

贺麓成牢记在心，自此将毛岸成三个字埋在心里，而知道他真实身份的人极少，只有毛主席和李敏等少数人知道。

03

贺子珍之所以不让贺麓成改回原名，还要永远隐藏身份，其实是有苦衷的，事情还要从贺怡去延安说起。

贺怡到延安之后，本打算跟姐姐贺子珍团聚，因为她们已经许久未见了，却得知贺子珍已经离开延安去了苏联，取而代之的是江某。

因为这件事，贺怡很不高兴，对江某没什么好脸色，这也是人之常情。

时间来到1948年11月，贺子珍与李敏将从苏联回哈尔滨，贺怡得知消息后便打算亲自去迎接。

恰好当时江某在苏联养病，人不在国内，贺怡便去西柏坡见了趟毛主席，请求让姐姐回到毛主席身边生活。

毛主席同意了贺怡的请求，当然他的本意不是破镜重圆，而是更好地照顾贺子珍。

贺怡得到毛主席的允许后，火速到哈尔滨接到了贺子珍和李敏，三人都很高兴，便一同坐上了去石家庄的火车。

然而，当火车开到山海关停靠时，却突然上来几个人，说是上面派来的，他们告诉贺子珍，“你不能去石家庄，只能去你哥哥贺敏学那里！”

贺怡感到很气愤，便据理力争，对方却用开除党籍相威胁，贺子珍无奈只得去找贺敏学。

不用问，大家应该知道是谁搞的鬼，江某得知贺怡在毛主席面前说贺子珍的好话，因此恨透了贺怡和贺子珍。

建国前后，江某的地位更胜以往，贺子珍只能留在上海，贺怡更是去了江西，被死死压制着。

贺子珍不让贺麓成改回原名，就考虑了江某这一因素，她担心贺麓成遭到打击报复，这样反而不利。

贺麓成后来逐渐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加之他思想进步，认为自己的人生只能靠自己，不能活在父辈的光环下，所以他选择当普通人，在学校读书、到单位工作，父母一栏只写“亡故”二字，其他一律不写。

04

贺麓成学习十分刻苦，以优异成绩考上上海名牌大学——交通大学，在校期间舅舅贺敏学对他的影响很大，曾对他说：

我希望你将来在专业上有所作为，做一个优秀的专家。

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贺麓成牢记舅舅的教诲，不参加任何运动，而是一门心思学习，最后考上了留苏研究生，贺敏学得知消息后大呼，“我们贺家出状元了！”

准确地说，应该是毛家出状元了，只是不能对外说。

比较可惜的是，由于中苏关系发生变化，贺麓成最终没能出国留学，但他作为高材生，还是被选拔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工作。

五院是干啥的？

那是在钱学森的领导下造导弹的地方。

五院显得十分神秘，同时也很艰苦，因为当时中国一穷二白，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先进技术都掌握在欧美和苏联手里，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

当时，五院掌握了不少俄语资料，但看得懂的却没几个，这时候贺麓成来了，他俄语功底好，在数年时间内就翻译了数百万字的资料，拟制的图纸资料也有十几本。

尤为难得的是，繁忙的翻译工作还只是贺麓成的“副业”，他的“主业”是搞导弹研究，他与另一位工程师王太楚一起提出了一套导弹设计方案，最终还被采纳了！

毛主席得知我国导弹研制成功，兴奋地说这很了不起，他哪里知道自己的亲侄子贺麓成就是背后的大功臣之一。

事实上，毛主席并不知道贺麓成在国防部五院工作，而知道贺麓成真实身份的人很少，大多数人误以为他与贺怡一起牺牲了。

李敏是知道贺敏学就在五院工作的，只不过她顾虑很多，并未告诉毛主席，毛主席则只知道贺麓成北京工作，至于在哪里工作，他并不知道。

贺麓成在北京的时候，生活十分低调，他平时穿得很破烂，一双鞋穿了十几年都舍不得扔，戴着眼镜穿梭在宿舍与办公楼之间，给人一种“书呆子”的感觉。

贺麓成是如此不显眼，以至于根本没人把他跟毛主席联系在一起，而他也从未给毛主席写信，因为他知道毛主席日理万机，每一封信都是打扰。

05

1959年8月，贺麓成本来有机会见毛主席一面，当时李敏就要跟孔令华举行婚礼，毛主席在审阅宾客名单时对李敏说，“你哥哥贺麓成在北京工作，怎么没邀请他？”

李敏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她也有难言苦衷。

按理说，李敏结婚，母亲贺子珍是要到场并主持的，但碍于江某的存在，贺子珍无法出现，李敏也不敢请贺麓成。

既然毛主席亲自过问，李敏也不得不照办，但五院作为军事保密单位，电话极难打通，直到婚礼举行前夕，她都没联系上贺麓成，贺麓成就这样错过了与毛主席的见面机会，后来他也没能见到毛主席，直至毛主席去世。

事实上，贺麓成如果想见毛主席，其实很简单，只需让李敏带个口信，毛主席一直想念他，肯定会见他。

但是，贺麓成也很顾虑江某，加之怕影响毛主席工作，五院的研究任务又很繁忙，所以他一直没有主动去见毛主席。

贺麓成在五院工作的时候，哪怕生活拮据，每个月都要省煤气费，烂菜叶也舍不得扔，他也没找上级开口求助，他担心一旦开口，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暴露了。

贺麓成认为，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让他觉得踏实，这远比当什么“皇亲国戚”让他更安心，他一直牢记贺子珍和贺敏学的话，只想当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而不是背着父辈的牌子过日子。

时间来到1976年9月，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通过广播传遍全国，贺麓成坐在收音机前，虽然他一次都没见过毛主席，但他仍然痛哭流涕，他知道毛主席是个伟大的人。

即便如此，贺麓成也没对任何人说他与毛主席的关系，他其实很想去参加毛主席的葬礼，但是这么多年他没进过一次中南海，也没踏进过毛家的门，他不知道如何迈出第一步。

直到李敏发出那声呐喊，“我哥哥贺麓成还活着”，事情才出现转机。

工作人员想办法联系贺麓成，经过多次转机才打通电话，贺麓成接到邀请时，没有迟疑和犹豫，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不能考虑后果，必须去！

贺麓成见到毛主席遗体的时候，长跪地上不起，嘴里还念叨着，“大伯，我来看你了，这么多年我其实一直很想您！”

守灵结束后，贺麓成骑着自行车回到五院，在他不足20平的小屋里继续搞研究，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又干了什么。

贺麓成继续隐藏身份，但终有藏不住的那天。

1983年，组织要给毛泽覃发烈士证书，相关条例规定必须发到亲属手上，中宣部在核查毛泽覃子女情况的时候，找到了在五院工作的贺麓成。

消息一下子就传来了，大家都在议论，“贺麓成竟然是毛主席的亲侄子？他天天骑破车，在食堂吃便宜饭，竟然有这层身份！”

大家起初是惊讶，转念一想又肃然起敬，换成别人，很难做到贺麓成这样，实在太了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