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对事不对人，不过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我防护机制，既想解决问题，又想不得罪人。

一切既要又要，都是一种越界，所不同的，不过是修辞问题。而对事不对人的问题，就在于先表态人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事。但事实上，事都是人做的，事有问题，就是人有问题。

因此，这种修辞，就变成了一种漏洞百出的自以为的圆滑。

而就事论事，不过是隐匿了人的要素，把事设置为唯一需要质询的要件，于是，把论事这件事修饰得无比客观公正。

但事实是，越是隐匿人的要素的论事，越可能携带了大量的偏好，或者是需要隐匿的其它要件。比如那些可能能达成事的路径、机制、规则、成员偏好等。

在所谓的就事论事中，往往都呈现出一种极为干净简单的语境，比如，这件事是对的，因为它描述的东西是对的。这种语境，会在一种被高度强调的客观立场中，完成其显而易见的逻辑论证。

因为逻辑够简单确定，于是，任何质疑，都会被迅速识别为是一种对事的攻击。因此，在这种被高度过滤过的语境下，实际上，就意味着，谁参与就事论事，谁就已经卷入到了不可预料的是非之中了。

很多人，就是这样被某种干净而确定的语境所裹挟了。

01

事，从来都是有着明确目的指向的。

所谓的事，即关于某种目的的建构，可以是描述式的，也可以是评价式的，更可以是规则式的，但不管哪种形式，都必然地需要指向某种确切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那个事的核心要件。比如，通过什么，达成什么，就是一种描述式的建构，那个达成什么就是事的核心要件，其它描述符号都不过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通往目的的要素。

就像一个事确定了之后，至于要怎么做成这个事，就具体问题具体看了。

比如人的问题，就充满了变数，谁做，谁不能做，谁怎么做，谁那样做，事实上与事本身关系不大。关系大的，一定是这个谁们能达成事的指数问题。

指数越高，事就越是事；反之，则不是事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了。

因此，越是就事论事，无论是事还处于理论阶段，还是已经进入结果阶段，都将无可避免地进入到一种被过滤过的语境之中。

而这种过滤，对于尚处于理论阶段的事而言，就为后续的做事预留了巨大的操作空间；而对于已经生成结果的事而言，则必然被指认为是一种冠冕堂皇的偏私。

于是，是非就都来了。

02

一切是非，都源于人与事的割裂。

或者，只有真正进入过事的人，才可能了然，一切的事的确认，都必然会隐匿诸多的变数空间，而人是最大的变数之一。

如果说事是指向对资源的结果的，那么，人就是指向资源的价值评价属性的，也就是，是人决定了资源的结果。

比如，要达成一件事，通往这个事的结果的路径，往往可以有多种选择。不同的人，因其对事的解读不同，对资源的认知程度不同，因此，必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而不同的路径选择，不仅意味着达成结果的指数的不同，更多的是，隐匿其中的个体偏好程度的不同。比如，一个事确定下来后，甲的路径可以完成50%，乙的路径可以完成60%，而丙的路径，可能会以各种可能的理由，把结果全部在路径中就消耗完了。

基于此，当事进入结果阶段时，如果还就事论事，那么，一定会树敌无数。因为，事的背后，站着的早已是既得者和损失者之间早已面目全非的是非了。

03

我们说事非事，是因为一切事的建构，绝非事本身，而一定会掺杂进无数的利害博弈。

因为，凡事，都不会只停留在描述阶段，而一定会进入到行动阶段，通过行动达成事之利害结论。因此，真正的事，都是基于博弈的。没有博弈，就无所谓事。

而人，作为事的推动者，从来都是以自身的属性和偏好，去迎合，或者篡改事的符号意义的。

于是，一切关于处事的手法，只要是标榜不对人的，或者是不关联人的，都不过是一种对所谓的攻击性的过滤策略而已。

只是，越过滤，越露怯，越破绽百出，反而成为了是非聚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