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 年，第一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军阵营里的印度雇佣军突然爆发大规模逃亡。这些常年跟随英军作战的士兵，并非畏惧英军的纪律或战场的炮火，而是惧怕与阿富汗人作战，他们的祖辈世代流传着关于阿富汗人弯刀与屠刀的恐怖记忆，从德里苏丹国的人头税到艾哈迈德・沙・杜兰尼的九次入侵，阿富汗人如同悬在印度头顶的利剑，用数百年的军事威慑与统治压迫，塑造了印度人难以磨灭的恐惧。

△阿富汗的普什图人

普什图人彪悍民风与早期南下的军事威慑

阿富汗的核心民族普什图人，是塑造印度恐惧记忆的起点。这个约四千万人的民族，半数以上聚居在阿富汗境内，其余分布于巴基斯坦、伊朗等地，世代生活在中亚与南亚交界的高原、山地间。

恶劣的自然环境与部落间的长期纷争，孕育了普什图人 “彪悍尚武” 的民族特性，他们以盛产勇士而闻名，擅长山地突袭与近身搏杀，对掠夺与征服有着天然的文化认同。

十三世纪，是普什图人首次以大规模军事力量介入印度历史的关键时期。当时，他们与突厥军事贵族结盟，组成联军南下翻越兴都库什山脉，突破印度西北部的防御屏障。

△古代阿富汗士兵

彼时的印度大陆虽有诸多邦国，却因长期分裂缺乏统一的军事力量，且军队以步兵为主，难以抵挡普什图 - 突厥联军的骑兵冲击。联军所到之处，不仅掠夺粮食与财富，更对抵抗的城镇展开屠杀，用 “屠城立威” 的方式瓦解印度人的抵抗意志。

最终，这支联军在印度北部建立起德里苏丹国，开启了中亚游牧民族对印度的长期统治。普什图人作为核心军事贵族，直接掌控军队与地方实权，他们不事生产，以战争与掠夺为生计，将印度人视为 “被征服者” 而非同胞。

这种早期的军事优势与掠夺性统治，为印度人埋下了恐惧的种子 —— 普什图人不再是遥远的异族，而是近在眼前、手握屠刀的统治者，他们的弯刀与铁骑，成了印度人对 “阿富汗人” 的第一重恐惧记忆。

△德里城

德里苏丹国的铁腕统治

德里苏丹国的建立，让印度人对阿富汗人的恐惧从 “军事威慑” 转向 “制度性压迫”。这个以普什图、突厥军事贵族为核心的政权，从诞生之初就将 “歧视印度教” 作为统治根基，用法律与税收工具，将印度人置于社会底层，这种长期的压迫，让恐惧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苏丹国明确推行 “宗教歧视政策”：作为统治者的穆斯林（以普什图人为主）享有免税、参政的特权，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印度教居民，不仅要缴纳高额的 “吉兹亚税”（人头税），还被禁止携带武器、担任公职，甚至不能穿着丝绸等象征身份的衣物。

若有印度教徒拒绝缴税或反抗，等待他们的便是普什图士兵的屠刀 —— 史料记载，1327 年，德里苏丹图格鲁克因印度教徒暴动，一次性屠杀了德里周边数千村民，尸体堆积成山，以此警告所有 “异教者”。

△德里苏丹国的军队

更让印度人绝望的是 “反抗 - 镇压” 的恶性循环。面对压迫，印度各地曾多次爆发起义，从北部的拉贾斯坦邦到南部的马杜赖王国，起义者试图驱逐普什图统治者，却始终不敌苏丹国的精锐骑兵。

普什图军队擅长快速机动，总能在起义扩散前抵达战场，用 “烧村”“屠城” 的残酷手段镇压反抗 —— 他们不仅杀死起义者，还会掳走妇女与儿童，将其变卖为奴，让印度人明白 “反抗的代价是灭族”。

这种制度性压迫持续了近 300 年，比单次战争的冲击更具破坏力。印度人逐渐形成 “阿富汗人不可反抗” 的心理定式：普什图人的弯刀不仅悬在战场上，更悬在税吏的账本里、村庄的入口处，恐惧从 “对死亡的害怕”，变成了 “对整个统治体系的无力感”。

△艾哈迈德沙的画像

杜兰尼的九次入侵

如果说德里苏丹国的统治是 “慢性恐惧”，那么艾哈迈德・沙・杜兰尼的入侵，便是将恐惧推向顶峰的 “急性冲击”。这位被阿富汗人尊为 “国父” 的君主，用九次南下印度的军事行动，以 “不可战胜” 的姿态，给印度人留下了最血腥的记忆。

艾哈迈德的传奇人生本身就充满威慑力：他幼年被敌对部落俘虏，囚禁于坎大哈城堡，却凭借智慧与勇力被波斯皇帝纳迪尔沙赏识，获赠近卫军统领之职。

纳迪尔沙遇刺后，他夺取波斯政权未果，便带着皇帝的宝藏与精锐军队返回阿富汗，1747 年建立杜兰尼帝国。这种 “从俘虏到帝王” 的经历，让他兼具谋略与狠辣，而手中的波斯精锐与阿富汗部落联军，更成了他征服印度的利器。

从 1748 年到 1767 年，艾哈迈德九次率军入侵印度，每次都以 “势如破竹” 收场。即便是印度最善战的马拉塔联盟与锡克武装，也无法抵挡他的攻势 。

公元1756 年，他攻陷莫卧儿帝国首都德里，普什图士兵在城中展开为期三天的烧杀抢掠，不仅掠夺了约一亿两千卢比的财富（相当于当时英国全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还掳走莫卧儿公主贝佳姆，将其献给艾哈迈德为妃。

这场浩劫让德里从 “印度古都” 沦为 “人间地狱”，街头随处可见被割喉的平民，河流被鲜血染红，印度人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阿富汗君主，比德里苏丹国的统治者更残暴、更不可阻挡。

更让印度人绝望的是艾哈迈德的 “报复心”。1757 年，他任命儿子铁木儿为德里总督，却因印度教徒暴动，铁木儿被赶出德里。

艾哈迈德闻讯后怒不可遏，亲率大军重返印度，不仅击败暴动联军，还下令 “屠尽所有参与暴动的印度人”—— 据《莫卧儿史》记载，此次屠杀持续了一个月，德里周边的村庄几乎被夷为平地，存活的印度人被迫在艾哈迈德面前下跪请罪，尊他为 “印度的宗主”。

经此一役，艾哈迈德获得 “不可战胜者” 的称号，而 “阿富汗人报复必屠城” 的传言，也成了印度人心中的魔咒。

△英军中的印度士兵

恐惧的延续：从莫卧儿到大英帝国的阴影

艾哈迈德・沙・杜兰尼死后，杜兰尼帝国逐渐衰落，但印度人对阿富汗人的恐惧并未消散，反而随着历史的推进，演变成一种 “心理惯性”，甚至影响到大英帝国时期的军事格局。

莫卧儿帝国虽取代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且对印度教居民更为宽容（如阿克巴大帝推行 “宗教融合” 政策），但莫卧儿皇室本身有突厥 - 阿富汗血统，早期军队中仍有大量普什图士兵。

印度人虽不再承受德里苏丹国的极端压迫，却仍将 “阿富汗人” 与 “军事权威” 绑定 —— 普什图士兵在莫卧儿军队中担任精锐骑兵，待遇优厚且享有特权，这种 “特权地位” 让印度人不敢轻易招惹，恐惧从 “被统治” 转化为 “对军事权威的敬畏”。

到了 19 世纪大英帝国入侵阿富汗时，这种恐惧彻底爆发。英国为征服阿富汗，从印度招募大量雇佣军（占英军兵力的三分之二），但这些印度士兵一听说对手是普什图人，便想起祖辈流传的 “弯刀屠城” 故事。

1842 年，英军从喀布尔撤退时，印度雇佣军率先溃散，有的甚至扔掉武器逃跑，导致英军陷入阿富汗人的伏击，最终仅 1 人幸存。英国军官在回忆录中写道：“印度士兵不怕我们的鞭子，却怕阿富汗人的名字 。”

这种延续数百年的恐惧，本质是 “军事劣势 + 制度压迫 + 持续暴行” 的叠加结果：普什图人的彪悍民风赋予其军事优势，德里苏丹国的制度性压迫让恐惧扎根，艾哈迈德的九次入侵将恐惧推向顶峰，而后续历史中的军事特权，又让这种恐惧难以消散。

对印度人而言，阿富汗人不仅是战场上的敌人，更是数百年统治压迫的象征，他们的弯刀与屠刀，早已刻进印度的历史记忆里，成为难以磨灭的恐惧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