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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6月的台北，枪声回荡在马场町。几名被称作“间谍”的人倒在刑场，名单里第一个，是吴石。

两天后，消息跨过海峡，传到香港、广州、南京，也传进一个人的病房。有人连夜北上，有人昏迷在病榻。那一天之后，三座城市同时陷入沉默。

情报的路线从台北延伸到香港

1946年冬，香港中环的“永春堂”药店重新装修。外人以为是普通药铺，柜台后的木板却被凿空，里面藏着一部暗线电话机。店主万景光的公开身份是中医，真实任务是打通香港与大陆、台湾三地的情报通道。

他曾任中共党员，后被派驻香港开展地下工作。药柜抽屉藏微缩胶卷，地板下是秘密储藏格。晚上，药店的灯光从不熄灭，万景光趴在桌上抄写加密情报。一纸药方，几行密码，决定着前线成败。

香港成为中转站。大陆发出的电文先汇至香港，再由台湾地下交通员带回。情报通过茶楼、邮包、假药方流动。接头时间固定，地点不留痕。那时的香港，灯火通明，但暗线密布。

1949年，万景光与台湾的吴石取得直接联系。吴石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身份敏感，是中共在台最高级别的情报员。他们的合作，让大陆第一次掌握台军动向。

同年秋，吴石派人赴港，商讨新的交通方案。会面地点选在启德机场旁的茶楼，窗外飞机起降，屋内低声交谈。吴石提出更换交通员。旧线暴露风险太大，必须有人接替聂曦。万景光点头，推荐了朱枫。

朱枫是中共党员，早年在上海文化界活动，有多年秘密工作经验。她的继女与女婿都在台湾任职，探亲理由完美。一个身份无缝衔接的女子，成为这条情报线的新支点。

1949年11月25日，朱枫登船赴台。启航那天，香港雾大，维港的水汽缠绕码头。万景光站在栈桥边，看着船身渐远。他心里清楚，这趟航程可能没有归途。

朱枫抵台后，迅速建立掩护身份。她化名陈太太，每周六下午四点出现在青田街吴公馆。菜篮、粉饼盒、鞋跟暗格，成了她的“密码载体”。

情报在她与吴石之间传递，从军力编制到武器数据，再由海路送往香港。这条线贯穿了三个政权的缝隙。它高效而脆弱，任何一处崩塌，都会让整个体系坠毁。

朱枫被捕，网络崩塌

1950年1月，危险逼近。台湾岛内的情报风向骤变。蔡孝乾，这位台湾省工委负责人，被保密局抓获。几天后，他的口供出现在军法处。名字、地点、组织结构被详细记录。一张网开始反向收紧。

蔡孝乾交代中提到“朱枫”，也提到“吴次长”。这两个名字，让保密局的特务兴奋异常。那是第一次，他们在文件上看到通向军方高层的线索。

2月，朱枫在舟山被捕。被押往台北时，她仍保持镇静。档案记载：“随身携带手提包一只，鞋底夹层藏微缩胶片。”那份卷宗如今仍存台北档案馆。

审讯持续多日，结果记录得很简短——“态度顽固，拒不招供。”
她吞金自尽，未死，被转押基隆。笔迹模糊，却是唯一的记录。那几行字，是她生命的最后注脚。

朱枫被捕的消息，经秘密渠道传到吴石手中。他没有惊慌，也没有离开。那天傍晚，台北下雨，吴公馆昏暗。吴石坐在留声机前，拔掉唱针，关掉电源。屋内静得只能听见雨声。
他知道，这条线断了。

三月，吴石被捕。搜查队冲进他的住处，翻出文件、笔记、通信记录。最致命的是蔡孝乾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吴次长”。那一行字成了定罪的起点。

案件被列为“匪谍大案”，报送台北特别军事法庭。毛人凤亲自审阅，指令：“从速惩办。”审讯持续三个月，吴石始终拒绝签字。军法官批注：“态度顽固。”

5月底，判决书签发——死刑。执行日期：6月10日。
那天清晨，台北阴沉，雨未停。刑场设在马场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并列。枪声响起，四人倒地。
执行报告写明：“匪首吴石等四人，明正典刑。”签发人署名清晰。文件存入卷宗，编号“吴石等叛乱案”。历史留下的，是冷冰冰的文字。

两天后，消息跨海传到香港。《星岛日报》《字林西报》刊登短讯，标题只有十几个字：“台湾间谍案，四要角同被处死。”

那天下午，香港中环的茶楼里，报纸在桌上传阅。有人轻轻叠好，没人说话。万景光看见报道，神情凝重。他知道，吴石死了，朱枫也死了。那条由他搭建的线，彻底崩塌。

当晚，他接到调令：“调北京工作。”六个字，没有解释。第二天，他收拾文件，关掉“永春堂”药店的灯。药柜后的暗格清空，密码本焚毁。荣记行的账目结清。

香港的交通站在无声中关闭。

夜里，港岛的灯火依旧。维多利亚港的海风依旧咸湿。街头的电车穿行，茶楼的掌灯人还在吆喝。没人知道，一场横跨三地的隐蔽战，已经在这座城市悄然结束。

吴石倒下，朱枫消失，万景光北上。
一条情报线，三段命运，全部被历史吞没。

万景光撤离香港

两天后，香港报纸刊登短讯：《台湾间谍案，四人同被处死》。字数不过百，却掀起巨大震动。
6月12日，《星岛日报》《字林西报》《工商日报》相继转载。那天傍晚，中环茶楼的报纸堆在桌上，茶客翻页，无人多言。有人读完，默默折起那张纸。

万景光看到报道时，正在广州出差。他盯着报纸标题看了许久，随后收拾桌上文件。当天夜里，一封调令送到——“调北京工作”。五个字，意味着香港工作终止。

第二天，他登上北行列车。永春堂药店关门，荣记行结账，文件焚毁。所有暗线被清空。香港的交通点从此沉寂。
档案记录显示，1951年春，万景光一家抵京；1952年，华东局驻港办事处撤销。情报战的香港节点，彻底结束。

那几年，万景光再未公开提及吴石。他在新岗位上继续工作，极少接受采访。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资料才陆续公开，人们才知道他曾是香港地下情报的核心人物。

那些藏在药柜后的密码本、茶楼里的暗号，都成了无名的遗物。

夜色下的香港仍旧喧闹。中环的霓虹灯亮起，维港船笛回荡。街头的人流熙攘，却再没人敲永春堂的后门三下。暗号消失，灯火依旧。

沉默的见证

台北的消息传到大陆，外交电文上写着“吴石等被害”。李克农立即报告周恩来，总理批示：“调查情况，妥善处理家属。”这是至今可查的国务院档案原文。吴石牺牲，身份仍被保密。

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吴石长子吴韶成读到香港报纸转译消息。那行小字印着父亲名字，他沉默很久，把报纸剪下，用手帕包好，藏进书包。这张纸，他保存到老。

与他同时陷入痛苦的，还有远在广州的何遂。那年他已年过五十，得知吴石遇害，心脏病突发。住院后整日昏沉，不断重复一句话：“我害了他。”

医生问何事，他不答。只是望着窗外，反复念：“他说不要紧。”

那句“不要紧”，是1949年秋天的告别。吴石劝他尽快离开台湾，何遂犹豫。吴石替他买票，陪他到机场。两人对视无言，最后吴石说：“我有参谋次长的牌子掩护。”飞机起飞后，吴石独自返回。那一天，成了两人的生死分界。

何遂出院后把吴石题写的条幅挂在书房。上写：“收拾乾坤归腕底，吾辈固应如是。”他每日擦拭，直至字迹褪色。

1965年，吴韶成前去探望。老人拉着他的手，讲起当年的诀别。话未说完，泪已流满脸。
1968年，何遂去世。未等到朋友昭雪。

1991年，吴石骨灰由台湾运回郑州。那是相隔四十一年的归国。何康主持安葬，墓地选在父母墓旁。碑文刻着：“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
1994年，何家、吴家、万家后人同祭。三家墓前花束堆叠，风吹过，落叶掠过碑面。那些名字终于并列。

2013年，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落成。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的铜像并肩而立，面向台湾。

清明那天，阳光正好，花圈堆满石阶。碑下刻着一句话：“隐蔽战线的无名者，永垂不朽。”

画作安静陈列。没有枪声，没有暗号，没有情报。唯有那段用生命书写的忠诚，终于被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