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壮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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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布罗·婉容——清朝最后一位皇后，婉容的一生，是高开低走的抛物线，她曾集万千宠爱与瞩目于一身，最终却坠入尘埃

1906年降生于北京帽儿胡同的满洲贵族千金，如何会在39年后，于吉林延吉的一所监狱中悄无声息地离去，遗体仅以草席裹挟，草草掩埋？

这段跨越了清帝退位、民国动荡、伪满屈辱的岁月，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转型的阵痛写照。

婉容的出身本就带着“天命”色彩，她出身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这个家族从康熙年间就世代为官，曾祖父郭布罗・长顺更是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的名将。

到了父亲荣源这一辈，虽没了祖辈的战功，却靠着内务府大臣的职位稳居皇室核心圈。

要知道，内务府掌管着皇家的衣、食、住、行，连光绪帝的龙袍、慈禧的翡翠摆件都要经他们手，前朝官员见了内务府的人，总要多几分客气。

更难得的是，荣源是个打破封建桎梏的“新潮父亲”，当时满洲贵族女子大多只学女红、读《女诫》，荣源却觉得“女子无才便是德”是腐朽思想，特意从天津请来一位英国女教师，在家中教婉容英语、钢琴。

在当时的满洲贵族女性中，这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她的名字“婉容”，取意“翩若惊鸿，婉若游龙”，本身就寄托了父辈对其姿容与才情的美好期许。

然而，这种看似开明的培养，其终极目标，依然是为封建皇权服务的，荣源的深谋远虑在于，他敏锐地察觉到时代在变，未来的皇室成员或许需要具备与外界沟通的“新面孔”。

婉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为可能出现的“新宫廷”准备的一份厚礼，她被教导的西方礼仪与知识，更像是妆点门面的精致饰品，而非赋予其独立人格的武器。

不过这份中西合璧的教养，还是让她在1921年的选秀中格外突出，婉容能用法语和溥仪的洋师傅庄士敦简单对话，这恰好戳中了痴迷西方文化的溥仪的心。

可皇后之位的归属，从来不是“两情相悦”能决定的，当年选秀时，溥仪看着眼前一叠模糊的秀女照片，随手在文绣的照片上画了个圈。

文绣出身镶黄旗，性格温顺，是敬懿太妃属意的人选，可端康太妃（光绪帝的瑾妃）早就看中了婉容的家世。

她对溥仪说：“文绣家境贫寒，恐难担中宫之责，婉容是内务府大臣之女，知书达理，才配得上皇后之位。”

一边是手握实权的太妃，一边是自己没见过面的秀女，溥仪最终还是妥协了，在婉容的照片上补画了一个圈。

1922年12月1日，紫禁城为16岁的溥仪和17岁的婉容举行了盛大婚礼，这场婚礼的本身就充满了悖论：此时清朝已经灭亡十年，中华民国早已步入第二个十年。

但在紫禁城内，一切礼仪规制仍遵循旧制，仿佛时光在此凝固，婚礼极尽奢华，据记载，仅婉容的一件龙凤同和袍就缀满了数万颗珍珠。

民国政府派出大批警察在神武门外护卫，各国驻华使节也应邀观礼，大总统黎元洪还送来了厚礼，表面上的鲜花着锦、烈火烹油，却难以掩盖背后的权力博弈与无奈选择。

就这样，16岁的婉容坐着8抬大轿从地安门进入紫禁城，而文绣只能作为“淑妃”，坐着4抬小轿从侧门入宫。

婉容的胜出，是宫廷内部势力权衡的结果，她从踏入宫门的第一天起，就注定要生活在这种微妙的权力平衡之中。

更深的隐患，还在于溥仪自身，由于幼年时期在太监的蛊惑下过早沉溺情欲，溥仪的身体受到了不可逆的损伤，这导致他无法履行正常的夫妻生活。

这对婉容而言，是比宫廷斗争更为残酷的打击，新婚燕尔，她却要独自面对深宫的寂寞与无法言说的生理、情感的双重缺失，凤冠霞帔之下，是一颗无处安放的少女心。

为了排解苦闷，也是在身边太监宫女的引诱下，婉容开始接触鸦片，起初只是为了缓解经期疼痛和失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依赖。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一行驱逐出紫禁城，他们先是避入日本公使馆，随后于1925年移居天津日租界，先后住在张园和静园。

天津的七年，是婉容一生中相对“自由”和“现代”的时期，她彻底摆脱了紫禁城繁文缛节的束缚。

仿佛一只出笼的鸟儿，她烫起了时髦的卷发，穿起了高开衩的旗袍和高跟鞋，出入天津最高档的百货公司、餐厅和舞场，她热衷于购物、摄影、开车兜风。

溥仪对她这段时期的挥霍和社交活动也颇为纵容，两人时常一同出现在公众视野，扮演着“摩登皇帝”与“摩登皇后”的角色，试图以此维持一种虚幻的体面。

然而，这表面的风光之下，裂痕却在不断加深，溥仪一心复辟，与日本方面往来密切；而婉容则更享受这种“现代”生活方式，两人在精神上的距离越来越远。

同时，她与文绣的矛盾也日益公开化，溥仪在经济和情感上明显偏向婉容，使得文绣备受冷落。

最终，1931年，文绣做出了“刀妃革命”的惊世之举，公开登报与溥仪离婚，并直言九年婚姻“未得一幸”。

这一事件对溥仪造成了巨大的羞辱，他也将部分怨气转移到了婉容身上，认为她的排挤是导致文绣出走的原因之一，夫妻关系由此蒙上了更深的阴影。

1931年底，溥仪在日本人的秘密策划下前往东北，筹建伪满洲国，婉容起初对此并不知情，甚至抱有幻想。

同年，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诱骗下，她也来到了长春，住进了所谓的“伪满皇宫”（今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

然而，等待她的并非尊荣的皇后宝座，而是一个精心布置的华丽牢笼，她很快发现，自己和溥仪都不过是日本人操纵的傀儡，没有任何实权，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严格限制。

所谓的“宫内府”官员和侍从，大多是日本特务或他们的眼线，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信件被检查，与外界的联系被切断。

绝望之下，婉容曾尝试反抗和逃跑，她曾秘密联系过时任民国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请求帮助她逃离东北，但未能成功。

她也曾计划借外出看病之机逃走，亦因消息泄露而告终，每次失败后，她都会遭到更严厉的看管和精神上的打击。

希望的破灭，溥仪的冷漠（此时溥仪因文绣事件和自身处境对婉容已近乎厌恶），以及严密的监视，使婉容的精神和身体都彻底垮了。

她更加沉溺于鸦片，烟瘾越来越大，精神状态也极不稳定，时而无故哭笑，时而暴躁易怒，在极度的空虚和压抑中，她与溥仪的随侍发生了私情，并于1935年怀孕生下一女。

这个孩子被愤怒的溥仪下令处死，此事成为压垮婉容的最后一根稻草，她彻底精神崩溃，从此形同槁木，整日与鸦片烟枪为伴，形容枯槁，昔日的风采荡然无存。

在伪满宫廷的最后几年，她几乎被软禁在缉熙楼内，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活死人”。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伪满洲国顷刻瓦解，溥仪在仓皇出逃途中被苏联红军俘获。

重病缠身、无法自主行动的婉容，则在一系列动荡中，先后被转移至通化、长春、吉林等地关押，最终于1946年被送至延吉监狱。

此时的她，早已被长期的鸦片瘾和精神崩溃折磨得不成人形，监狱环境恶劣，更无法满足她的烟瘾，这加速了她生命的终结。

1946年6月20日，婉容在延吉监狱孤零零地走完了她悲剧性的一生，终年40岁（虚岁41）。

死后，她的遗体没有被妥善安葬，而是被看守用一领破旧的草席裹挟，随意埋在了监狱山坡旁的一处水沟边，没有棺木，没有墓碑，更没有亲人送行。

清朝的末代皇后，就以这样无比凄惨的方式，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直到多年以后，她的胞弟润麒才设法找到了大致地点，为她立了一个衣冠冢，2006年，其弟代表家族，追谥她为“孝恪愍皇后”。

婉容的悲剧，固然有其个人性格和选择的原因，但更深层次的，是时代巨变下个体无法自主的宿命，她像一个精致的瓷器，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碰撞，最终支离破碎。

她是旧时代女性的缩影，即使接受了些许新式教育，拥有了朦胧的自我意识，却依然无法冲破封建礼教和男权社会的牢笼。

参考资料：

中国新闻网——末代皇后婉容最后岁月:无亲人照顾 死去无随葬品 2014年11月10日

人民网——末代皇后婉容的宮中生活:宮中的英文名為伊麗莎白 2013年03月25日

中国新闻网——溥仪自曝皇家丑闻：婉容亲哥哥鼓励其吸毒(图) 2013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