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民国有名的诗人，受到无数人追捧，可他的感情却备受诟病。

为了迎娶年轻的学生，他抛弃已经怀孕的发妻，却又在16年后出轨他人妻子。

他口口声声说“从不玩弄女性”，却亲手撕碎了身边每一个深爱他的女人的尊严。

他是谁？他究竟有怎样复杂的感情经历？

无情丈夫

1930年的春天，浙江金华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乡亲们按照老规矩张罗着婚事。

红纸贴门，爆竹齐鸣，新郎的轿子稳稳落在张家的院前，可迎亲队伍的热闹声里，偏偏没有新郎的笑。

艾青穿着一身宽大的中式长衫，神情木然，仿佛整个人只是被牵着走的提线木偶。

他要娶的，是自己的表妹张竹茹，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

没人知道，在婚礼后的日记中，他冷冰冰地写下：“我仿佛被推进了一口棺材。”

对于这段由父母之命撮合的亲缘婚姻，他从未有过认同。

张竹茹没有错，她从小就认定了这个堂兄，知道他喜欢读书，喜欢独处，也从未在他面前有过半句怨言。

婚后，她操持家务，照顾起艾青的饮食起居，把丈夫当作命运赠予的依靠。

但那个在外面四处发表诗文、和朋友热议理想与革命的丈夫，回到家中却常常冷脸以对。

1932年，艾青因为参加左翼文艺活动被捕入狱，张竹茹四处奔走求情，甚至不惜典当嫁妆，只为他换来一丝生机。

可当他出狱后，却再没有回到那个温热的家，而是独自南下，开始了所谓“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张竹茹那时已经怀孕七个月，挺着笨重的身子在冬日清晨拎着行李，从浙江一路辗转坐车、乘船，去找丈夫。

她在一处报馆外堵到了艾青，颤颤地走过去喊他：“我来看你了。”

他回头看了她一眼，眉头一皱，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怎么来了？”

他看着她日渐浮肿的脸，低头看着她明显隆起的肚子，没有上前搀一把，也没有说一句体贴话，只是摆了摆手：“你先回去吧，这边不方便。”

那天之后，张竹茹没有再去找艾青，也没有告诉他自己即将生产，她默默返回故乡，将孩子生下。

可这孩子命不好，出生不过几天便高烧不退，乡村条件差，医生稀少，张竹茹一边喂奶一边反复为孩子擦身降温，衣不解带地守在孩子身旁。

最终，那个小小的生命还是没能熬过那个寒冬，她写过信告诉艾青孩子的事，可他没有回，甚至在后来的文章里，也从未提起这个孩子的名字。

张竹茹把那封信烧了，也烧掉了自己最后一点幻想。

才子诱情

1936年秋，艾青被常州武进女子师范以“特聘教师”的名义请来，教国文与诗歌。

别人讲课会捧着讲义，板着脸，他却喜欢在教室里来回走动，手背在身后，语调忽高忽低，像在朗诵。

教室里很安静，几十双女学生的眼睛都盯着他，有人低声窃语：“这就是艾青？那个坐过牢的诗人？”

坐在第一排的张月琴，手里的笔在纸上滑动，她记下了每一个句子。

几天后，她把一首习作塞给他，那是她自己写的小诗，名叫《栀子花落》。

从那天起，张月琴开始和他频繁通信，课余时间，他们在操场边散步，谈文学，谈自由。

夜深时，校门口的梧桐树下，他们常常站上很久，艾青会轻声背诗：“我爱这土地，正如我爱你。”

十五岁的少女听得面颊滚烫，可这段师生恋，在当时的年代是不容于世的。

有人窃窃私语，也有人暗暗告状，校长曾私下找过艾青，提醒他“注意影响”，他只是笑笑：“爱情，不是罪。”

他越是桀骜，她越是着迷，她信他是浪漫的诗人，是被误解的灵魂。

不久后，他被学校辞退，临走那天，他在校门口等了她一整夜，天亮时，她出现了，眼睛哭得通红。

“我要去别的学校读书。”她低声说。

他笑了笑，眼神却忽然变得冷峻：“你要走？”

“我父亲说不许我再见你。”

他没再说话，只是转身朝不远处的江边走去，张月琴慌忙追上去，艾青站在堤上，面色苍白。

“你要是走，我就跳下去。”

“你疯了！”

“你走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她的心彻底乱了，她哭着拉住他，哽咽地答应：“我不走……我不走。”

此后，她留在艾青身边，开始为他抄稿、寄信、做饭，在桂林，他们租了间小屋，屋子简陋到只放得下一张床和一张桌。

艾青每天在桌旁写诗，张月琴坐在他身边，看着他一笔一划地写下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句子。

可爱情的火焰再炽烈，也有燃尽的时候。

婚姻终结

1950年，艾青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在讲台上谈理想、谈爱情的浪漫诗人，而是全国闻名的“人民诗人”。

他在《解放日报》发表的诗歌被一再传诵，出席各种会议，参加文联活动，接受采访。

人们称他为“诗坛的旗帜”，在公众眼里，他站在荣耀的顶端。

而在家中，他却常常沉默，张月琴已经从那个十八岁的少女，变成了一个操劳的中年女人。

她早起为他准备早餐，白天照顾孩子，晚上洗衣、做饭、打扫、为他抄稿改文。

房间里堆满稿纸与烟灰缸，空气里弥漫着烟味与油腻的菜香，孩子在屋里哭，他皱眉。

他们的对话常常以沉默告终，他喜欢在深夜工作，一个人坐在灯下，手边放着一杯凉茶和一本法文诗集。

张月琴躺在床上，听他翻书、写字、叹气，那些声音在黑暗里显得格外刺耳。

她试图挽回，她煮他最爱吃的鱼肚，陪他出席文艺活动，在稿纸上帮他圈改错字。

可他看她的目光，渐渐变得像看一个陌生人，她变得絮叨，变得敏感，家里有了第三个孩子后，她几乎放弃了自己的生活。

一次，孩子病了高烧，她抱着孩子急得哭，打电话找他，他在外地参加笔会，电话那头只有冷冷一句：“我很忙。”

那之后，她对他的话越来越少，他回家，她只是点头；他出门，她也不再挽留。

可诗人并没有因此变得孤独，1955年，高瑛出现了。

那一年，她二十三岁，年轻、美丽，她在作协任职，是文学青年中的新面孔。

第一次见到艾青，是在一次会议上，那天，他穿着深色西装，神情倦怠地听着别人发言。

中场休息时，他转过头，看见她在笑，他忍不住上前，自我介绍：“我叫艾青。”

她略微一愣，礼貌地点头：“我知道。”

从那之后，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她的视线中，或是送书，或是请喝咖啡，或是假装偶遇。

她起初是敬佩，一个少年时代就熟读他诗句的文学爱好者，对这位“民族诗人”满怀崇敬。

可艾青的温柔与才气，让她的敬佩慢慢变成心动。

他会在她情绪低落时轻声安慰，会在她谈论文学时赞许地微笑，会在她写作遇到瓶颈时，低声说：“我能帮你。”

不久，流言便在圈内传开，有人看见他们并肩走出作协大门。

张月琴不是傻子，她察觉到丈夫的变化，那段时间，他频繁出差，回家时眼神游离，身上带着陌生的香水味。

她翻了他的抽屉，找到一叠信纸，那是高瑛写的，每封信都称他“亲爱的艾老师”，字迹清秀，句句含情。

之后的日子，她没有再挽留，她在法院提交了离婚诉状，这一场曾经轰轰烈烈的爱情，终于在沉默中画上了句号。

真爱之名

高瑛比艾青小整整二十五岁，初识时不过二十三，眉眼清秀，年轻而富有朝气。

她曾是一位干部的妻子，有过一段稳定的家庭生活，也有一个年幼的女儿。

但一旦遇见艾青，一切仿佛都变得不重要了，她说：“他懂我，他的诗是我的信仰。”

那时，他们爱得猛烈，爱得不顾一切，尽管外界风言风语，尽管文学圈内许多老友劝他“注意影响”，他却执意要与高瑛在一起。

他以一个诗人惯有的坚定和自我，拒绝一切现实束缚，甚至逼迫高瑛离婚。

他们不顾世俗，不理闲言，迅速开始了同居生活，搬进一套旧屋，写诗、喝茶、谈论哲学与生命。

而他曾经的家庭，则彻底崩塌，大儿子远赴国外，多年不再联络；小儿子也冷漠疏离，只留下最小的女儿偶尔来探望。

而他却似乎毫不在意。他说：“我的家庭是高瑛和我，我们是真正懂彼此的人。”

高瑛确实陪他走过了最动荡的岁月，她不离不弃，照顾起居、整理文稿，甚至代他应酬事务、回绝邀请。

晚年的艾青，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糖尿病、心脏病、胃出血，各种毛病缠身，住院次数逐年递增。

他在病床上安静地躺着，常常望着窗外发呆，护士说，他有时候会无意识地叫“月琴”，也有人听见他在梦中喊“竹茹”。

而高瑛知道，他的心，或许从来没为任何一个女人真正停留。

1996年5月5日，艾青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追悼会上，文坛众星云集，媒体报道铺天盖地，高瑛站在灵堂前，泪水止不住地流。

“人民诗人”，是他一生最响亮的头衔；而作为丈夫、父亲，他却留下满地的伤痕。

晚年他曾说自己“从不玩弄女性”，却一再以爱之名，伤人至深。

从张竹茹到张月琴，再到高瑛，每一段感情都始于炽热、终于疏离。

我们当然不否认他的文学贡献，但在诗句之外，他留下的，是一个个在现实中破碎的名字和沉默的家庭。

或许，真正的浪漫，不在诗里，而在日常里，那些不曾离弃、不曾辜负、不曾沉默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