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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赫海

编辑|赫海

《——【·前言·】——》

1950年初春，台湾马场町的枪声响起那一刻，所有与吴石有关的人都噤若寒蝉。一名副参谋总长，以间谍罪名处决，意味着肃谍进入最冷血阶段。

可就在风声最紧的档口，吴石家里却总有门钥匙、通知书、学费、现钞接连送到，每样都悄无声息，却又精准得像计划内操作。幕后是谁，没人敢问，直到档案解密，那串藏在“陈明德”名下的痕迹，指向一个名字：陈诚。

保定之后，枪声之前

吴石和陈诚的交集，始于保定军校。吴石三期，陈诚八期，两个时期差着几年，能结下交情，靠的不是寒暄，是命里有过牵连。南昌起义时，陈诚腹泻发热，卧倒阵中，吴石带两个警卫抄小路冲进去，把人从火线上背出来，整夜守着，枪搁膝头不离手。这段经历没人多讲，但陈诚从不忘。

抗战时期，吴石主掌五战区、十战区的战训单位，专抓战术教练、教材编写。手底下练兵不多，但打起仗来条理清楚。他设计的山地作战图解被日军截获，送到满洲翻印。陈诚那头，则一路扶摇直上，成了蒋介石身边最信得过的人。

胜败已分时，吴石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分管福建战备。1949年春，局势恶化，他秘密从厦门转至香港，接触中共地下交通线，之后潜返澎湖，辗转回台。此事无公开记录，但情报系统的纪要表明，台湾工委“红色台”的代号信件首次提及“老吴”，时间正是那年四月。

这个“老吴”，起初情报界没摸透是谁。到六月，“海防布署图”“码头移防电文”连续泄露，才被对号入座。中共内线迅速提升其权限，指示：无需层报，可单线汇总。这意味着，吴石在那一刻，已非外围通报者，而是直接操作人。

蒋介石并非不警觉。1949年底，台北政战会议明确指示“全力肃清内奸”，吴石名列“需审查名单”第五位。毛人凤接令后，设专案三处，代号“铅笔”，专盯其一举一动。

案发、抓捕、审讯

1950年3月1日深夜，吴石在台北寓所被带走。进门的是保密局三组特勤，没出示证件，没走军法程序。屋内图纸翻散一地，抽屉锁被撬开，书架上所有文件全被打包带走。王碧奎当场被喝令就地软禁。

同一时间，朱谌之、谢启美、傅正三人同步落网。消息传出，当夜军中传言四起。有人在营房内大声念《告军人书》，指吴石“意图颠覆”。第二天早晨，军方开紧急会议，陈诚在场，未发言。

三日内，案子转入军法保密程序。庭审不公开，资料不归档。蒋介石手书批示：“无需陈词，严惩不贷”。首批三名法官提出疑义，表示证据链不完整，随即被调职，公文标注“停止职权，永不录用”。新的三人连夜组成审判组，进入看守所展开问讯。

讯问过程异常仓促。吴石始终否认具体指控，但供词中提及“福建线、香港节点”，触及红线。至此，罪名坐实。第三份审理报告落款仅五字：“死刑，立即执行”。6月10日凌晨，吴石等四人被押往马场町。

枪决程序照例三步。第一枪打左胸，未致死，医生确认后再补一枪。执行军官事后向上级汇报：“任务完成，无异常”。遗体未予家属认领，直接就地掩埋。

同一天，王碧奎被正式收押。罪名是“共谍协力人”。罪状三条，证人两人，其中一人证言不清。审讯过程未录音、无签押，判决书上落款仓促，批复时间为凌晨三点半。判九年，不得上诉。

两个孩子成了弃婴。吴学成16岁，弟弟吴健成才7岁。没有户籍，无法就学。三天后，户籍科开出除籍通知，家中家具被街道办没收。

这一年，台北入冬早。吴家姐弟栖身台北车站三个月。每天清晨，捡纸壳换硬币买两个馒头，晚上躲在站厅最角落。车站职员送过旧衣，第二天就被警察警告“不得援助匪谍家属”。从此再无人接近他们。

政令严峻，谁都不敢说话。几个曾是吴石部下的军官，不敢来信，只让家人烧香默拜。风声极紧，连同住一栋楼的邻居都开始避让。

就这样，三个多月，无人问津。王碧奎在狱中患病，咳嗽不断。牢医只给了一片阿司匹林，别无处理。

她没想过还能出狱，更没想过有人会突然把这场苦难停下来。

房子、学费和“陈明德”

1950年底，情况悄悄转变。王碧奎收到提前释放通知，没有说明原因。办案机关用词模糊，只写“刑期变更，缓押处理”。释放时间不对外公布，仅通知狱方“即刻执行”。

那天门口等着一位中山装男子，未透露身份，只递一串钥匙，说了句“房已安排”。地址是台北郊区一栋民房，独立厨卫，生活用品齐备，床单、蚊帐、火柴、煤油罐，一应俱全。

她没多问，领了钥匙便带孩子过去。当晚吴健成发烧，炖锅里煮了白粥，屋外还摆着药箱，标签写着“头痛粉”“退烧水”。

三天后，建国中学寄来入学通知。校方未提原因，只叫按时报到。学费、文具、校服都已交妥，签名盖章齐整。原档案显示其户籍被注销，但不知何时已恢复。

同月起，每逢月初，那个中山装男子便按时上门，送来装有二百元现钞的信封，封面只有两个字：“慰问”。没有寄信人，也无落款，常年如此。

王碧奎试图打听送信人，男子只说：“故人嘱托。”再不多言。邻居偶尔听到风声，有人猜测是陈诚旧部，有人认为是“上头开恩”。但谁也不敢声张。

更奇的是，吴健成申请入学后不久，公费体检、教材补助、寒衣发放都自动安排上。生活处还送来电暖炉，说是“学生寒衣补贴项目统一配置”。这些项目从未对外公开过。

1952年，国防部审计发现异常账目，一笔“家属特殊慰问费”上注明“吴氏家属”，审批签名为“陈明德”。此人为谁，档案中无详细记录，财务官翻遍调令也查不到其职级。

内控组派人追查，查到一处印章记录，“陈明德”正是陈诚青年时期用过的旧名之一。财务小组马上封存材料，上报陈诚办公室。隔日，追查人员被调职，去向不明。

从此再无人问账。

这些安排延续了整整十余年。房屋续租不断，子女入学无碍，生活补贴未断。所有文件都走“慰问”、“编外补助”、“家属临时资助”路径，笔迹一致、落款模糊。

吴家人至死都没弄清背后操作是谁，只知道那个中山装男子每次来都不看他们眼睛，只说一句“故人交代的事，不能不做”。

蒋经国的静默

蒋经国若说不知这事，不合常理。1950年起他主掌情治系统，保防、军法、警备统归一系。他手中调阅权力广泛，军属异常支出必经审批，特务组“明德组”操作频繁，自然进入监控范围。吴家连续几年收入、迁户、入学、医保补助均有异常，月度报表极为醒目。

他没出声。也没出手。

陈诚其时位高权重，既是“总统府秘书长”，又主持国防全盘。部队、文官、人事、财政多有其旧部。若强行查处，不仅触怒军方中层，也可能激起台湾省政坛连锁反弹。

更棘手的是军中氛围。吴石被杀，虽令政令通达，却也激起一波暗潮。不少军官仍对其战时表现心存敬意，暗地里哀叹“功过未清”。若连家属也断绝活路，军心将动，极易引发抵触情绪。

陈诚在这种时候出手，看似私人情谊，实则为政局留下缓冲。既不公然抗命，也未留下明证，形式合规，情感得体。蒋经国明白这一点，也明白贸然追查的后果。

那几年，陈诚极少公开露面，更多时候以“陈明德”身份操作事务，所有款项皆走工资节余通道，避开财政系统主账。唯一一次签名出现在一张不入正式账册的慰问单上，还是被夹在普通津贴中才流出。

蒋经国没有责问。也未在日记或讲话中提过“吴石”三个字。

1965年，陈诚病逝。吴健成此时已赴美留学，护照资料显示，监护人填写为“陈明德”，地址与当年送钥匙的男子一致。该记录被台湾驻美使馆内部备注为“特殊例外处理”。

到了2000年以后，转型档案公开，数十份内部文件拼出真相。“明德组”实为陈诚私下设立的补助通道，专供处理“不可言说的家属”。每一笔款项都有登记，唯一的接收人是吴石遗属。

钥匙、信封、通知书、补贴，一项项从地下走入档案室，静静地堆叠成一条线索。

这条线，陈诚握了一生。蒋经国知情而不发一言。事情过了半世纪，纸上的签字墨色仍新，署名却再无人敢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