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毛主席拟定了台湾省委书记人选，却因吴石牺牲，错失良机

1949年初春，七届二中全会。

毛泽东指着地图上的台湾岛，和华东局的同志们敲定了一件事：一旦渡海解放台湾，首任省委书记的人选定为舒同。刘格平为副书记，并开始着手筹建中共台湾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各地委、各县委的领导班子。

待台湾解放后，即全面接管台湾各项事务。

舒同那时是华东局社会部部长，也是红军里出了名的“马背书法家”。长征路上，他骑在马上，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字，毛泽东看见了就笑。这样一位书生去管台湾，有人心里犯嘀咕。

早在红军时期，毛泽东主席就赞扬他是“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

有一次，舒同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被毛主席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拒绝参加。

毛泽东得知后，略一思忖，便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这位老先生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信送去后，那位前清遗老读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欣然答应出山参政。

同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毛泽东题写校牌。当时毛泽东正忙于撰写《实践论》，一时抽不开身，便向来人推荐道：“你们去请1军团的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我很欣赏。”

就这样，时任红1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奉命书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还题写了大门两侧的八字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从此，舒同的名声更加驰誉全党全军。

后来，著名民主人士何香凝曾这样评价：“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

舒同二话不说，把对台工作铺开了。

1949年10月，他派出一位女情报员去台湾，取回几份绝密情报。那位女同志叫朱谌之，出身镇海大户，父亲是渔商会长。

她本可以一辈子在花园里写字作画，可37岁那年，她把结婚时那枚三克拉的钻戒变卖了，三千二百块大洋，全捐给了抗日书店。

朱谌之去台湾的公开名目是看望女儿。她真正的接头人，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

吴石是个静默寡言的人。保定军校八百学子第一名毕业，日本陆军大学又是第一名，回国后写了厚厚几本兵学专著。

1947年春天，他在上海锦江饭店与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见面，正式建立了情报关系。1949年3月，他亲自把一张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送到上海俭德坊——那图上，部队番号细到了团。

三野参谋长张震后来多次说：这组情报，渡江战役时起了大作用。

1949年7月，吴石调任台湾。赴台前他在香港逗留，老友吴仲禧问他：

这一去有没有把握？如果不去，现在留下来还来得及。

吴石摇头，说：“决心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事太少。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他是带着妻儿去的。大儿子吴韶成、大女儿吴兰成留在了大陆。

1949年11月底，朱谌之在台北泉州街26号见到吴石。

吴石把一只微缩胶卷交给她——里面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有舟山、金门海防前线兵力火器配备图，还有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架数。七次会面，七批情报，经香港送回上海，由舒同直送北京。

毛泽东听说情报是一位女党员从国民党高层“密使一号”那里取回的，提笔在红格信纸上写下：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春早。”

那首诗写于1950年1月。两个月后，吴石被捕。

在此之前，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已经着手台湾事宜，并中共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负责人。1946年7月，中共台湾省工委正式成立，蔡孝乾任书记。

灾难是从1949年夏天开始的。

台湾特务抓捕了一名台湾工委的工作人员，并顺藤摸瓜，逮捕了蔡孝乾。蔡孝乾最终选择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他把所有我党名单、联络方式全盘托出。

台湾省工委下属组织尽数被毁。因蔡孝乾一人叛变，被捕讯问、清查的关系人达一千八百余名。

吴石的副官被捕前冒险约见朱谌之，朱谌之仓促搭乘吴石签发的特别通行证，飞往舟山。她在沈家门存济医院躲藏，每天清晨去码头打听渡船。正月初二，1950年2月18日，她在码头被捕。

押解途中，朱谌之把随身佩戴的金锁片、金手镯悄悄吞入腹中。那锁片是她送女儿去解放区时掏出来的，说“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女儿叫朱晓枫，那年十七岁，以为只是寻常离别。

吞金未死。她被押回台北，与吴石等人同囚一狱。

吴石的狱友刘建修那年二十三岁，因蔡孝乾案牵连被抓。他晚年口述，永远记得吴石入狱后的样子：

白天大半时间坐在窗边看书，《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世界史纲》，一本一本翻。脸上没有忧愁，极其镇定。监狱很小，一间屋子睡七个人，挤的时候十个人，吴石血压飙到二百度，医生诊断有脑溢血风险，狱方才减了人。

刘建修住进去几天后，发现一个细节：有位四十来岁的同牢者，会主动给吴石打饭，饭菜是另外送的，有鱼有肉，那人自己也吃。此人自称因经济案入狱，一周就能出去，热心地要帮刘建修给家里捎信。

刘建修不敢应声。过了两三天，那人被看守叫走，再没回来。

刘建修后来猜，那是保密局安插的特务。

又过了两天，吴石夜里被提审，第二天下午才送回来。

人躺在地板上不动弹，身上到处是伤，腿肿得很大。刘建修不敢问，只知他五天才能慢慢坐起，只喝得下稀饭。

两周后，吴石第二次被提审，又是彻夜不归。这一回他呻吟了一昼夜，眼睛始终闭着。

保密局的审讯记录没有留下。但吴石在狱中偷偷写过一些字，藏在画册背面。他写到平生抱负，写到想请友人帮忙辑印未完成的军事著作和诗词；写到在战乱中失去的四个孩子，写到对妻子的愧疚。末尾是一首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50年6月10日清晨，台北马场町刑场。

吴石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聂曦上校二十七岁，军容齐整，面无惧色。

陈宝仓中将曾率军在广西靖西抗击日军，民众赠匾“威扬塞外”；他的骨灰后来经教会人士辗转送回大陆，1953年李济深亲撰祭文，葬入八宝山。

朱谌之站在队伍最右侧。行刑前她忽然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

身中七弹，四十五岁。

蔡孝乾的叛变出卖的是“省工委”这条线，导致舒同尚未登岛，接管班底就已失去岛内接应。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解放台湾计划被迫推迟。

舒同终其一生没有去成台湾。1979年他当选全国政协常委，晚年在家中接待过台湾来的书画界人士。有人提起当年那桩任命，他摆摆手，什么都没说。

那年他从华东局调到山东，离任前把办公室收拾干净。秘书发现抽屉里压着一张发黄的台湾地图，铅笔标过的痕迹，已经很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