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荆州东城藏着240年八旗往事：一座旗城的建立、繁盛与消亡

提起荆州，大家最先想到的是三国古战场、兵家必争地，却少有人知道，荆州古城里曾有一座存在了240多年的八旗旗城，东城为旗、西城为汉，一道界墙隔出两个世界，满蒙旗人在这里筑营、生活、办学，经历过刀光剑影，也有过文教兴盛，最终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走向瓦解，只留下些许遗迹和后裔的记忆，成为荆州历史里一段特殊的过往。

康熙二十二年，三藩之乱平定后，清廷一眼看中了荆州的战略位置，这里地处长江上游，是滇黔巴蜀往来的必经之路，南方长江防线少了它不行，于是正式设立荆州驻防，八旗兵自此扎根荆州。这跟杭州、青州的八旗驻防不一样，杭州是在城里再建旗营，青州是择地另建，而荆州是直接把府城一分为二，在中间筑了一道三百三十丈的界墙，东城划给旗兵及家属，西城是汉民居住还有府县衙门，界墙把两座城隔得清清楚楚，东城就此成了一座独立的军事堡垒，这就是荆州旗城的开端。

作为军事社区，荆州旗城的规矩严到骨子里，四门锁钥由将军衙门直接管，城门鸡叫开、鸡眠关，汉人不准随便进，旗人也不能随意出城，出城超20里得请假，私自外出会按逃人治罪。旗城布局全按军事化来，以将军署为中心，八旗兵分两翼布防，各占一条大街，城里光是箭亭、军品库、堆拨房这些军事和后勤设施就有上百所，除了演武厅在南纪门外，其余全在东城，6000多间官署兵房整整齐齐，就是一座实打实的大军营。

旗城的兵额常年保持在5000以上，加上家属人口超15000，到光绪年间更是达到25000多人，全是满族、蒙古族旗人，荆州旗城没设八旗汉军，满蒙之间的关系亲如一家，关起界城门就是一家人，通婚也不分满蒙，父亲满蒙、母亲蒙古，或是父亲蒙古、母亲满族的情况特别多，这种共生关系让旗城成了一个紧密的民族社区。清廷搞旗汉分治，初期是为了避免民族矛盾，后期就是防止旗人被汉文化影响，两百多年里还多次拨款维修界墙，把这座平原上最坚固的城池守得严严实实。

旗人的生活全靠朝廷粮饷，不用种地、做工、经商，清初物价低，粮饷能保衣食无忧，可承平日久，问题就出来了：旗人人口越来越多，兵额却基本不增，物价涨了粮饷却没涨，甚至太平天国时期还减半发饷，最低的步甲兵每月就1两银，养活一家人难上加难，旗人生计问题成了绕不开的坎。但即便如此，旗人还是得守着规矩，成丁就得当兵或做预备兵，每年春秋两季要练两三个月兵，日常守城门、站堆拨，国家有战事还得随时出征，荆州驻防八旗几乎参加了清代所有大的战事，从平白莲教到对抗太平军，每次出兵少则上千、多则三千，伤亡不计其数，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座旗城，也让旗人养成了过继子弟、不事积蓄的习惯，甚至有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颓唐情绪。

谁也没想到，这座以军事立城的旗城，文教水平却走在了荆州地区的前列，成了名副其实的文教社区。从驻防设立开始，旗城就建了56所牛录官学，都是义学，本旗子弟就近入学，束脩膏火由兵丁共助，基础教育普及度比当时的汉族地区高得多。后来又添设满汉官学、翻译义学，乾隆年间还建了辅文书院，学校里既教满语、汉语，也练骑射，还要学圣谕、接受忠君教育，跟汉族地区的学校完全不一样。

科举方面，旗人最初得去北京应试，嘉庆四年才准许就近考岁科试，嘉庆十八年能参加乡试，虽然考之前得先过骑射这关，但也让旗人有了更多出路。从嘉庆到光绪初，荆州旗人考中进士13人、文举人和翻译举人108人、武举人192人，著书立说的文人雅士也不少。戊戌变法后，旗城又跟上了新式教育的步伐，把牛录官学合并成蒙养学堂、小学堂，辅文书院改成驻防中学堂，还开了方言学堂、工艺堂，教外语、染织、机械，甚至办了陆军小学堂，成了全国驻防旗内少有的军事学堂。在张之洞的推动下，31名旗人子弟远赴日、德留学，学军事、政治、师范的居多，当时江陵县的小学数量居湖北第二，旗人每千人占有的小学生数是全县的七倍，荆州能成为湖北留学生最多的地区之一，旗城的教育功不可没。

日子久了，再严的规矩也挡不住社会的变化，道光以后，旗人生计越来越难，清廷对旗人的从业限制也慢慢松了口，旗城里开始有人偷偷经商谋生。有旗人靠做买卖养活母亲，有人行贾挣到了小康，还有人开籴粜铺子，发现雇工往米里注水牟利，直接半价卖光米歇业，不肯昧着良心赚钱。光绪年间，旗人关氏兄弟创办的聚珍园餐馆成了荆州有名的馆子，还有蒙旗季姓人家在汉城开酱园，虽然最后经营不善送给了汉人，但能看出旗人已经开始打破“不事农工商”的祖制。到了光绪、宣统年间，东城的闲散旗人已经开始在营里卖苦力、做小商小贩，森严的八旗制度，其实早就慢慢散漫了。

真正让荆州旗城迎来根本性转折的，是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荆州旗营成了革命党的心腹之患，这座城里的数万满蒙旗人世代为兵，还有七千多兵额，紧急时能调动近万人，虽然战斗力已经衰退，但聚族而居的他们还是让新生的湖北军政府不敢掉以轻心。旗营进行了短暂的抵抗，付出沉重代价后开门投降，而这也成了荆州旗城消亡的开始，它既没像山东青州旗城那样变成农业社区，也没像成都旗城那样成为城市平民社区，而是在革命后迅速瓦解，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特殊的样本。

为了彻底解决荆州旗营的问题，湖北军政府定下了“分散安置”的核心办法，1912年成立荆旗善后局，开始拆除东、西城之间的界墙，用拆卖墙砖的钱资遣旗民，也就是旗人后裔口中的“大遣散”。当时说要给每人发30元银元谋生费，可拆墙的钱根本不够，最后只够路途费用，八成左右的旗人被官费送到鄂东南务农，说是安置，其实就是送到指定地点就不管了，这些旗人身无分文，没地没房，根本没法安身，不少人设法逃回，却又因传言害怕被杀，只能流散到荆州周边各县、武昌等地，还有些人直接迁回了东北原籍。

大遣散之后，荆州旗城的人口锐减，留在当地的旗人也纷纷隐匿民族成分，毕竟当时普遍存在民族歧视，旗人与汉人通婚的后代，大多也报了汉族，再加上连年军阀混战，旗人流离失所、卖儿鬻女，人口更是急剧下降。1914年，荆州驻防正式裁撤，曾经屋宇鳞比、人烟稠密的东城，成了瓦砾遍地、路断人稀的地方，一道界墙隔出的旗汉两城，终于又合为一体，存在了240多年的荆州旗城，就此从荆州的地理版图和行政版图上消失。

那些没被遣散、或是逃回来的旗人，日子过得苦不堪言。他们世代当兵，根本没有从事生产劳动的技能，朝廷的粮饷没了，只能靠变卖衣物、房产为生，坐吃山空之后，就只能出卖劳动力。当时荆州的人力车夫，多半是旗人，还有些男子在码头当搬运工，女子要么在街边卖零食，要么到沙市的富户家里当佣人、做保姆。民国政府也曾为旗人开办平民工厂，让他们纺纱、织布，可只办了一年就垮了，少数有手艺的旗人靠做面食、开小馆子谋生，聚珍园能一直经营下来，成了为数不多的例外。还有些清末留学或军校毕业的旗人，能当小学教师、军校教官，或是在洋行做事，这在当时的旗人里，已经是最好的出路了。

除了生活的困顿，旗人的教育、语言、宗教和婚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旗城的满族、蒙古族学校在民国初年就停办了，旗人生活困难，加上学校里的民族歧视，大多数学龄孩子没了读书的机会，曾经荆州教育普及率最高的群体，到新中国成立时，成了文盲最多的民族。旗人最初说的是接近京津的北方方言，被当地人称为“城里头话”，还有少量满语词汇，可清中叶以后，满语就基本消失了，辛亥革命后，连“城里头话”也慢慢向荆州本地方言靠拢，那个独特的方言岛，也渐渐没了踪迹。

宗教信仰上，旗人原本信萨满教和藏传佛教，旗城里建的也都是藏传佛教寺庙，可辛亥革命后，精神没了寄托，又受了天主教神父调停投降的恩惠，大量旗人开始信奉天主教，东门天主教堂的300多教徒，大多是满蒙旗人。他们信教，一是为了寻求精神慰藉，二是想得到宗教庇护，还有些妇女能在教堂学刺绣，解决一点生计问题，甚至有旗人因为择偶困难，从教会孤儿院娶孤女为妻，这也是当时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晚清时旗汉通婚的界限已经开始打破，可民国初旗人地位骤降，对外择偶变得困难，不少人还是保留着旗人内部通婚的观念，这种情况一直到建国后，才慢慢改变。

如今再走在荆州东城的街头，已经看不到当年旗城的模样，界墙早已拆毁，箭亭、军品库这些设施也没了踪迹，只有些许地名和遗迹，还能让人想起那段八旗驻防的历史。当年的旗人后裔，早已成了荆州“都市散杂居少数民族”的一部分，他们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却也还保留着些许民族特色，有人还能说出祖辈流传下来的“城里头话”，记得聚珍园的由来，记得那段关于界墙、旗营、大遣散的往事。

荆州旗城的240多年，从康熙年间的军事建城，到清中叶的文教兴盛，再到晚清的生计困顿，最后在辛亥革命中消亡，它的命运始终和清王朝的兴衰紧密相连，也成了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的一个缩影。这座旗城，见证了荆州作为长江战略要地的重要性，见证了满蒙民族在南方的融合与生活，也见证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

如今再回望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追忆过往，而是能从一座旗城的建立与消亡中，看到制度的演变、民族的融合、时代的进步。那些曾经的界墙，终究挡不住民族交融的大势，那些曾经的规矩，也终究抵不过社会发展的潮流，而荆州这座古城，也在一次次的历史变迁中，沉淀下更多元、更厚重的文化底蕴，成为如今我们看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