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人、译书、出版：中华书局与中国近代的新知识生产(1912—1949)（一）

知识社会的到来，使学术界更为关注人类社会中的知识要素，同时也激发了对历史上知识的重新审视。知识不仅在当下产量惊人的情况下发挥重要作用，在社会动荡和转型时期，同样不容忽视，知识往往是牵引社会重构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正因如此，考察这一时期的知识生产与传播，就成为透视那一时期历史的有效切面。中国近现代知识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域外知识的涌入，新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某种程度上是理解近代社会的一把钥匙。所谓新知识，是相对于中国本土既有知识而言的另类知识，在近代语境下，新知识更多意味着西方的科学知识和先进文化。当我们探寻中国近现代知识社会的发生时，各种各样的知识生产机构成为研究者关注和考察的对象，正如彼得·伯克在《知识社会史》中所梳理的那样，大学、图书馆、档案馆、研究院所等均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出版机构却未见身影。随着近年来近现代史料的数字化和数据化，各类数据库不断开发上线，史料资源极大丰富，学者们的研究不断深入，出版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特性也不断被挖掘和论证。这也正是本文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围绕民国第二大书局——中华书局，勾勒出版界参与新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历史脉络，探查其背后的发生逻辑与产业属性。

一 育人：中华书局的外语教育与人才培育

语言始终是知识跨国传播的主要障碍之一，实现语言中转、打通知识通道极为重要。中国近代对外语教育相当重视，无论是政府的学制、课程设置，还是社会提供的学习资料和补习班，都形成了较为浓厚的外语学习氛围。那么，中华书局在外语教育方面，开展了哪些知识活动?其外语教育开展的具体背景如何？

中华书局

虽然民国时期的外语教育并不兴盛，但如果当时的人想要学习外语，今日回望，会发现还是有一些书刊资料和学习渠道。第一，学校教育。政府的教育体系中，小学阶段就已开设英语课程，且一直延续到中学、师范、大学等教育阶段。第二，专门的英语学习刊物。如商务印书馆的《英文杂志》、中华书局的《中华英文周刊》等。第三，辅助英语学习的图书。如众多的英语语法书、字词书、英文读本、双语读物等。第四，用于查找的外文工具书、外文字典辞典。如中英、中日、中法、中德等语种的辞书。第五，在政府教育体系之外，还有商业性的外语培训班。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都开办了英文函授、补习学校。民国时期的商业出版机构在上述各种外语教育活动中都有参与，且是重要的力量。

中华书局《高级中华英文周报》

第一，以教科书为载体，将英语学习纳入现代教育活动的必选项。中国近代最早的英文教科书，即出自商业出版机构之手。商务印书馆的《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是国人自编英语教科书之始，因贴合国人需求，出版后大受欢迎。民国成立后，英文科进入政府的教学改革方案。由于政府教科书编辑力量的不足，英文教科书的供给主要依靠商业性出版机构。开明书店的《开明英文读本》,因质量上乘，营利丰厚，成为立局之作。中华书局的英文教科书覆盖到几乎所有教科书系列，如“中华教科书”的《中华中学英文文法初步》《中华中学英文教科书》《中华英文会话教科书》《中华高等小学英文教科书》、“新制教科书”的《新制英文读本》、“新编教科书”的《新编高等小学英文教科书》、“新式教科书”的《新式小学英文教科书》、“新中学教科书”的《新中学英语读本》《新中学教科书英文作文法》《新中学教科书高级英语读本》《新中学教科书初级英语读本》《新中学教科书初级英文法》《新中学混合英语》等。总体而言，在中华书局的每套教科书中，除职业教育外，都有英语教科书的编辑和出版，足见英语教育在正规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开明英文读本》内页

第二，编撰外语读物，辅助英语学习。教科书之外，英文读物在中国近代的英语教育和翻译人才培养中，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统计中华书局以丛书形式出版的英语读物就有11种之多，如初级英文丛书15种、基本英语丛书4种、商业英文丛书4种、韦氏英文补助/辅助读本17种、小本英文说苑22种、英汉对照文学丛书16种、英文学生丛书33种、英文研究小丛书13种、直接法口耳训练英语丛书12种、中华英文小丛书9种、基本英语文库10种等。英语读物是对英文教科书的补充，注重读写能力的培养。从内容上看，上述丛书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英语语言教学，如基本“英语丛书”“英文研究小丛书”等，提供语法知识；一类兼顾英语阅读和文化传播，如“中华英文小丛书”“基本英语文库”等，多是选取西方的童话、故事这类可读性较强且蕴含异域文化的内容，用英语或英汉双语编辑，既起到了语言教学的作用，同时也传递了西方的知识和文化。

第三，借助留声机等媒介技术，在“读写”之外兼顾“听说”。语言分为书面语和口语，英语亦是如此，故相应的英语教育，便不能只有“读写”,没有“听说”。因列强入侵导致的被迫外交及各处租界的出现，中外交流迫在眉睫，民国时期的英语教学极为注重听说能力的培养。但对于语音来说，静默的书面符号有其天然的劣势和不足，无法准确传达语音、语气、语调等内容。为满足外语教育中的语音教学，留声机和留声机片进入了民国大书局的视野。

留声机

留声机和留声机片在晚清即进入中国，作为稀奇的西洋物件，在各种洋货行售卖，留声机片的内容多为戏剧、歌曲等，供上层社会消遣娱乐。留声机在西方最初也是播放唱片、娱乐消遣，后逐步演变为刻录演讲，用于教育活动。将留声机用于语言教学，中华书局是首创。1919年3月，中华书局开始销售柯提拿留声机，“英语留声机一座，片子十五个，均双面，计三十面，并附课本字典尺牍等，每副售洋二百元”^[1],号称“学习外语之唯一利器”。英语之外，中华书局还出售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俄语、葡萄牙语留声机片，同年8月又增加了希伯来语。中华书局在其广告中，将留声机的语言教学优势陈述如下：

诸君知学习外国语为急务矣，知必从良教师矣，然时间能随己便乎？反复教授能不厌不倦乎?口音能正确乎？此实最要问题也。

柯提拿留声机学习外国语，能解决此种种难题。美国语学专家所发之音，蓄入机内，其正确可无待言，开机静听，如同面授，千百遍亦不厌倦，置机室内，有暇开机，悉随己便，无奔走上课之劳，无时间之拘束，无论何人，苟曾读帕拉马(英文)者，均能据以自修也。^[2]

留声机和留声机片超越时空限制的声音传播，为语音教学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华书局的英语留声机片，其一，美国名师口授，发音标准；其二，可反复听，不厌不倦；其三，可多人同时听，“与用蜡筒套人耳中只能一人听受者、有天渊之别”^[3]。

回顾之下，中华书局的外语教科书、外语读物和外语留声机，涵盖了听说读写四个方面，为民国时人的英语学习提供了条件。但上述便利，所面向的群体大体上仍局限于能够接受正规教育的人，如教科书需要进入学校，教辅需要具备一定的语言基础，留声机和留声机片价格昂贵，个人无法购买。那么，那些无法入学的人能否在自学之外，获得英语学习的机会？

第四，开办外语函授学校，既教语言，更教知识。中国近代的外语教学活动，主要由三种力量主导。其一是政府办学中开设外语课程，其二是教会学校中的外语教育，其三是大型书局开办的外语函授学校。函授教育源自西方，旨在为偏远地区无法入学的人提供教育。近代中国由于战乱动荡以及教育资源匮乏等情形，急需函授教育这种形式为民众提供知识。1915年3月，《教育杂志》首次刊登了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的广告，宣布“第一家英语函授学校的创立”。“开办之初，仅设英文一科，承各界之信任，学员来学者甚多。”^[4]商务之后，上海新中国印书馆附设英文函授学社、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首开英文科)、世界书局附设英文函授学校^[5]。

中华书局英文留声机片广告

中华书局的英语函授教育经历了从代理到自办的过程。1919年3月，中华书局开始在《申报》上刊登广告，作为美国函授学校的总代理，招收新生。中华书局代理的美国函授学校，课程开设多达30科^[6]，主要提供给无法外出留学但希望接受国外大学教育的知识群体，客观上也培养了语言人才和现代知识人才。

1926年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首开英文科，采用新式英文函授讲义，分初等英文科和高等英文科。英文科初等和高等各分三级，从教学内容上，“初等第一级注重基本练习，读本、文法、会话之外更有正音、拼法、造句、习字、记字、捷径等。二年以上各级程度逐渐加高，选科分读本、初级文法、高级文法、造句修辞学，及作文、文学、历史、初等尺牍、高等尺牍、会话、翻译、高等翻译等十二科”^[7]。1935年3月，私立中华书局函授学校在教育局备案，科目设置逐渐从英文科、国文科，扩展至日文、算术、商业、书法等科目，但英文科始终是办学重心。这种重视，从英语函授教育的师资力量上可见一斑。

吴任之先生

校长：吴任之博士

主任：沈问梅先生

讲师：东吴大学文科教授白约瑟；Joseph White side.学士；东南大学英文科教授李玛利硕士；上海南洋大学教授杜光祖学士；东吴大学英文教授吴献书学士；中华书局英文部编辑员朱恬持学士；湖南大学工科土木系主任俞亨硕士；美国华盛顿大学通儒院马润卿学士；前北京高师农专教授陆费执硕士；江苏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陆殿扬先生；东吴大学历史科主任张似旭学士；中华书局英文部编辑员刘元龙学士；暨南学校英文教员刘尚一先生；中华书局英文部编辑员戴昌藻硕士；扬州第五师范英文教员樊兆庚先生。^[8]

私立中华书局函授学校的英文教育，无论从讲义的精心编辑，还是课程结构设计、师资力量配备等方面，都足以说明其函授教育的质量。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办学，至1936年3月，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英文科“声誉素著，学员遍及各地”。截至1937年4月，中华书局函授学校的学员已有15000人，其中绝大多数学员都是来自英文科^[9]。

综上所述，通过对中华书局的外语教科书、外语读物、外语留声机、外语函授学校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的英语教育，是较为兴盛的，从学习资料到学习方式，都提供了诸多选项，相较于晚清时期，如陆费逵等人学习外语，主要是靠自学，或跟随某个老师学习，便利了许多。渠道拓展也促使民国时期的外语学习和翻译人才培养，走向了系统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大量翻译人才的出现，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译书的繁荣。

（图片来自网络，原刊《华中学术》2025年第49辑）

注释

[1]《柯提拿英语留声机学习外国语之唯一利器》,《申报》1919年3月3日。

[2]《柯提拿英语留声机学习外国语之唯一利器》,《申报》1919年3月3日。

[3]《英语留声机》,《申报》1919年4月11日。

[4]《第一家英语函授学校的创立：商务印书馆附设函授学社英文科广告》,《教育杂志》1915年第5期。

[5]丁伟：《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以“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为个案(1915—1946)》,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页。

[6]重要科目：大学预科、工程预科、法政科、商法、商业管理法及会计、簿记及会计、速记打字簿记、土木工科、电气工程科、水电工科、机械工科、绘图及预算、建筑术、汽车工科等。参考《美国政府认可美国函授学校》,《申报》1919年3月3日。

[7]《中华英文函授讲义共六级》,《申报》1930年11月21日。

[8]《自修英文之好机会中华书局附设函授学校英文科六级全开》,《申报》1926年12月25日。

[9]丁伟：《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英语函授教育：以“商务、中华、开明”函授学校为个案(1915—1946)》,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4页。

【1】

【2】

【3】

【4】

【5】

作者简介

李贝贝，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出版发行学），现为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出版学院助理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出版史和阅读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等，发表论文20余篇。

【责任编辑：秦雅婕】

出版六家

出版人的小家

出版六家公众号的所有内容，均为原创。

未经许可，请勿使用。

欢迎合作、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