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是什么人？保管场所在哪里？

宋代司法文书

管理者是什么人？保管场所在哪里？

——从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说起

蒋楠楠,王镜淇

□蒋楠楠 王镜淇

《清明上河图密码》宣传海报。 资料图片

剧中正在架阁库上直的官员。 资料图片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讲述的是北宋时期东京城雀儿巷赵不尤一家的普通生活，一次意外，他们被卷入一起大案中，赵不尤便开启了破解各类疑案的过程。赵不尤是在大理寺任职多年的贴书吏，长期参与架阁库的文书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司法经验，故而能在得罪上司被辞退后帮助开封府屡破奇案。作为观众，不免有疑问：贴书吏为何许人也？架阁库又为何物？二者在宋代司法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

贴书吏：司法文书的实际管理者

　　宋代的司法文书管理制度堪称确保司法机器正常运转的“精密齿轮”。大理寺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日常需要处理大量的司法文书，然而，宋神宗元丰年间改革官制后，由于大理寺具有品阶的司法官员有限，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由大理寺的胥吏负责，如查阅、抄写、整理各类案卷文书等。剧中，赵不尤作为贴书吏，时常出入架阁库，对各类文书档案情况较为熟悉，故而成为大理寺司直的得力助手。

　　从身份上来说，贴书吏是胥吏的一种，并不是品官。据史载，宋代在大理寺、国子监和光禄寺设置专职贴书吏，其中大理寺的贴书吏为六人。从名义上看，贴书吏主要负责整理司法文书，身份低微，但他们全程参与了案件的审理过程，对裁判的影响不容小觑。相比其他的胥吏，供职于中央司法机关的胥吏对专业性要求更强。

　　为了提高他们的法律素养，宋神宗熙宁年间变法时期，对中央司法机关胥吏的选拔规定较严：选拔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内容与法律密切相关，分为初试和复试。先由转运司进行初试，合格后，应试者可以向刑部或中书省申请复试；初试和复试各分五场，每场有一道断案题，涉及七至十个刑名案件。如果考试合格人数多，则须加试《宋刑统》大义五道；复试后最多录取十人。有司法实务经历的可以优先录取。应试者此前不曾犯罪，还需要五人为其品行作担保。

　　为了敦促其他胥吏习法，宋代还在专门的胥吏考试即“流外铨”中设置法律内容。与“流内铨”旨在考察“身、言、书、判”不同，“流外铨”着重考察“人才、书札、刑名”内容，其中与法律知识密切相关的“刑名”考试尤为重要。因此，宋代胥吏的法律素养普遍较高。

　　在基层司法裁判活动中，贴书吏要全程负责记录。据宋代官箴书《作邑自箴》记载，县衙每日应当安排一名专门的贴书吏值班，对县官所作出的判决文书进行整理，形成档案文书，并进行妥善保管。除此之外，贴书吏还需要将犯人零碎的口供整理成一份完整的“录本”。作为定罪量刑的重要材料，“录本”的整理工作十分考验贴书吏的法律功底。

架阁库：司法文书的保管场所

　　架阁库是宋代统治者设置的以架阁形式来专门保管各类档案的场所。使用架阁可以充分利用空间，多层放置文书档案，既增加了档案保存的数量，又便于查找。架阁制度肇始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朝廷正式设置了专职架阁官，开创了中国古代档案管理系统化运行的先河。

　　宋代架阁制度的系统性集中体现在“流水线式”的文书管理流程中。

　　在归档环节，架阁库是“文书流转的制度屏障”，完善了流程管控的协同闭环。其中，宋代首创的“三日归卷”机制最具代表性。中书舍人慕容彦逢曾在“理会架阁札子”中提出“逐案承受文字，已结绝及无行遣，限三日发送上簿，接续结押”的建议，旨在以时效性规定有效遏制文书篡改风险，保障司法公信力。该建议获朝廷采纳成为定制。

　　在保管环节，架阁库是“档案治理的索引链条”，实现了分类储存的科学进阶。架阁制度早期采用的是“逐案异架”法。所谓“逐案异架”，以中央文书库——金耀门文书库为例，就是将三司混杂在一起的文书档案，分为三司二十案，分别架阁。然而，随着文档数量的持续增多，“逐案异架”也难以有效解决案牍混乱的问题。宋仁宗时期，江南西路转运使周湛创制“千文架阁”法，将需要架阁的档案按照时间排序，再结合《千字文》顺序，确定每一份档案的字号后架阁，使得狱讼档案的检索效率显著提升。其后出现的“别库架阁”法，则根据文件的重要性，把文书分为长留文书和非长留文书，并将长留文书别库架阁，单独长期存放。从“逐案异架”到“别库架阁”，司法文书的档案管理方法日臻完善。

　　在销毁环节，架阁库是“信息过滤的时间标尺”，确保了文书管理的动态平衡。针对非长留文书，宋代建立了“三年检简”制度。《庆元条法事类》规定：“诸架阁公案非应长留者，留十年，每三年一检简，申监司，差官覆讫除之。”由此可见，非长留文书架阁保存的最长期限为十年，每三年便有专人检查鉴定。对于有保存价值的文书，便重新架阁甚至别库架阁长留；对于没有保存价值的文书，则“充官用，有余者出卖”。整个流程环环相扣，周期审查科学合理，既实现无效文书的及时清理，又保证了重要档案的长期储存。

小吏堪大用：司法公正的保障密码

　　专业化吏员培养体系与精密化案牍管理机制，为宋代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了双重保障。以贴书吏为代表的专业型胥吏，在文书整理、律例检索等环节发挥了较大作用。剧中赵不尤在勘破“梅船案”时，通过比对船体烟熏痕迹，结合天竺人制造假祥瑞的线索，还原了作案手法。面对权贵施压，赵不尤运用策略调换了关键名单，协助开封府揭露真相，充分印证了“小吏堪大用”的治理智慧。

　　小小贴书吏之所以能在司法裁判中发挥较大作用，与宋代系统化的架阁制度密切相关。作为客观司法的制度基石，架阁制度在三重维度上实现了“案牍定谳”的突破。

　　第一，搭建了狱讼案件的证据网络。以《名公书判清明集》所载为例，在“陈安节争产案”中，司法官刘克庄通过调取架阁库中的“阿江案”卷宗和“砧基薄”，查明了田产归属。在“范纯仁谋反案”中，庆州架阁库保存的差遣公案为范纯仁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成为洗冤的关键。

　　第二，锁定了定分止争的精准坐标。元丰改制后，六部架阁库“分储律敕条例三万六千余卷”。因此，宋代利用“新法现行”“旧制封存”的分类储管方法，形成动态更新的法律数据库。在“江齐戴案”中，司法官援引淳熙敕令与户绝法，将江齐戴家产析为嗣子、宗亲、官府三份之判，正是该体系“律令如网、疏而不漏”效能的最佳注脚。

　　第三，构筑了穿越时空的正义防线。一方面，架阁制度自身的“三年检简制”为官员及时发现案件的可疑之处提供可能。另一方面，“三日归卷”的严密管理又为案卷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提供了坚实保障。这种“案卷溯源——疑点筛查——真相再现”的复核机制，让司法官得以在“郭氏刘拱礼诉产案”中“连勘六卷而冤情毕现”，注入司法体系自我纠正的内生功能。

　　在专业人才与科学制度的双重理性保障下，从“吏通律令，官守经义”的专业分工，到“重害文书别库藏”的档案管理，宋代涉及严密的司法制度，不仅彰显了“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治理智慧，更为后世留下了“证据入档则冤狱可雪”的法治启示。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