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叶飞将军的秘书调任莆田副市长，临别时，叶飞：洁身自好

“1995年4月26日早上七点半——袁瑞良，你真要走了？”叶飞靠着沙发，语气平淡，却带着不易察觉的感慨。

那一刻，袁瑞良手上正捧着新下发的调令，指尖发热。他点点头，“首长，组织安排，我得去。”话音落下，空气安静了三秒钟，像旧式落地钟漏掉的一次摆动。

事情的缘起并不复杂。五年前，袁瑞良被抽调进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等同于半只脚踏进“核心圈”。36个月后，他正式成为叶飞的秘书。对外不过“秘书”两个字，对内却是一整套保密、礼仪、文稿、行程的繁琐细节。

进入叶公馆第一周，袁瑞良就吃了“下马威”。香港寄来的吸痰器被误当作礼物塞进家属区，引得叶飞勃然大怒。“以后谁敢借我名字讨便宜，别怪我不客气！”将军嗓音洪亮，当着家人训话，连夫人王于畊也没能幸免。袁瑞良心里咯噔一下：原来传闻不假，老将军碰不得半点俗气。

也正是那次戒尺般的训诫，让他在往后的几年里逢请必拒——奔驰轿车、纯金剪刀、剪彩红包，统统回绝。他用一句简短的注解对外解释：“首长有规矩。”别人以为是推辞，他心里明白，那是底线。

1990年春，有一回在人民大会堂，万里委员长谈到反腐。话说到一半，叶飞腾地起身，手掌拍桌，沉声补刀：“腐败不除，国无宁日！”掌声夹着惊讶在会场炸开。脱若男局长上前劝阻，叶飞反手一句“不要你管！”场面尴尬。第二天一早，他又让袁瑞良带话去道歉：“我太激动，请她见谅。”袁瑞良才发现，叶飞的厉害不在“爆”，而在“收”。

五年里，秘书与首长的相处多是清晨与深夜交错。1992年冬夜的南京宾馆，叶飞提前熄灯。凌晨一点，他却披衣坐在窗前写提纲。袁瑞良提议代劳，叶飞摆手，“你睡，我写。”第二天清晨，十几页密密麻麻的手稿递到袁瑞良手里。“看看，缺什么补什么。”那几行字里没有华丽辞藻，却句句有力量。袁瑞良自愧——原来真正的领导，不依赖秘书抄录思想。

叶飞的兴趣爱好简单：读报、鲁迅、围棋。他每天必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连《中国老年报》这样的边角料也不落下；围棋更是至乐。袁瑞良偏不会下，叶飞偶尔调侃：“这个秘书啥都好，就是不会陪我杀两盘。”说完哈哈大笑。

转眼到了1992年春，北京某实验小学想上电视。校长找到袁瑞良，请他牵线一位国家领导露面。原本他已联系好另一位副国级长者，临到头一天对方突然生病。骑虎难下，他只得硬着头皮去找叶飞。老将军听完来龙去脉，反问一句：“支持教育，你怕什么？”第二天，他披上灰色中山装出现在校园。红领巾簇拥中，他说：“跟着共产党，才有前途。”镜头被中央台截了一小段，孩子们却欢呼了整整十分钟。

时间推回到1995年4月。福建省需要熟悉中央流程、又懂工程基建的人，组织点名袁瑞良下到莆田任副市长，并兼任高速公路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这是一块大蛋糕：46公里路面、14亿元投资、上百家工程队围猎。许多双眼睛盯着他。

临行前夜，叶飞把袁瑞良叫进书房，灯光昏暖，墙上一幅“慎独”二字墨迹显得越发泼辣。将军没说长篇大论，只抬手示意他坐下，然后缓缓吐出五个字：“记得洁身自好。”

袁瑞良愣住，一瞬间竟有些鼻酸。他以为首长会念工作要点、会送一大筐人脉资源，却没想到只剩这句。也正是这句，让他在莆田的三年像顶着盔甲——投标书一摞摞送来，他淡淡一句：“本人无价，不卖。”有人试探、有人软磨、有人发誓兄弟情深。都没用。结果，福建省纪委写报告时专门点名表扬：“未见一分一厘不明资金流入个人账户。”

1996年，他被评为全省厅级干部廉政勤政典型。消息传到北京，叶飞正在复印鲁迅手稿，他合上复印机盖，转头对工作人员笑道：“好啊。”仅此一句。旁人不懂，其实那是将军最满足的点评。

1999年4月18日，叶飞将军心脏骤停，与世长辞。噩耗抵达莆田市政府，袁瑞良站在办公桌前，久久无言。傍晚，他乘最早一班航班赶回北京，守在临时灵堂。祭拜完毕，他轻声念道：“首长，我做到了。”再无他语。

不久之后，袁瑞良把当年那张调令、叶飞写下的“洁身自好”五字条幅一并裱起，挂在书房门口。有人问他，为何不用更大的字幅？他笑说：“字大易忘，小字常看。”说完，抬手摸了摸那块玻璃，像在确认一种分量。

岁月继续向前。高速公路通车、福建外向型经济腾飞、反腐制度步步完善……这些宏大叙事与一个父亲对儿子般的嘱托并排，仿佛两条平行线。线条不交，却在历史深处相互映照。

叶飞用一生证明，英雄可以握枪，也可以握笔，还可以空手而立；袁瑞良则用三十年告诉后来者：离开中央，也能守得住初心——哪怕一句“洁身自好”，也足够在人事浮沉中站稳脚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