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产圈最近又炸开了锅，王健林带着 48 座万达广场甩卖的消息冲上热搜。

这事儿一出，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说他比恒大的许家印还惨。

从曾经喊出 "先挣一个亿小目标" 的中国首富，到三年卖资产还债 6000 亿的 "卖卖卖达人"，王健林的落差确实惊人。

恒大早已彻底崩盘，许家印本人也被抓了，王健林至少还在苦苦支撑，可他真能支撑得住吗？

首富变“首负”

1988年，王健林结束17年军旅生涯，投身改革开放浪潮中的商海。

当时，大连正处城市建设起步阶段，他敏锐察觉房地产行业潜力，多方筹措后借到 50 万元启动资金，踏入房地产领域。

1992年，随着业务初步展开，王健林正式成立万达集团。

彼时房地产市场以单一住宅开发为主，他创新性提出 “商业综合体 + 住宅” 模式，通过住宅销售快速回笼资金，再投入商业综合体建设运营。

这种租售联动方式，既解决了企业初期资金难题，又为后续扩张奠定基础，让万达在众多地产企业中脱颖而出，逐渐形成独特的 “万达速度”。​

2000年后，依托成熟的“商业综合体 + 住宅”模式，万达开启全国扩张。

全国各大城市中，几乎每年都有几十座新万达广场落成，商业版图迅速扩大。

2015年，万达迎来发展顶峰，当年全国新开业购物中心里，每三座就有一座是万达广场，在商业地产领域影响力巨大。

与此同时，王健林个人身家涨至 2600 亿元，登顶中国首富。

而万达港股市值也突破3000亿港元，成为当时中国商业领域的标杆企业。​

但值得一提的是，快速扩张背后，危机已悄然潜伏。

原来，为支撑全国大规模建设，万达采取高负债模式，负债率常年超 70%，每年利息支出就超 300 亿元，巨大财务压力如大山压顶。

此外，万达在国内扩张时还积极海外并购，收购美国AMC影院、豪华游艇品牌及海外高端酒店等资产。

可这些投资未达预期，反而接连亏损，进一步加重财务负担，为后续危机爆发埋下隐患。​

2017年，国内开启金融去杠杆政策，银行收紧对房企融资，万达国内融资渠道受重创。

同时，海外融资环境恶化，内外融资双双受阻，导致现金流断裂，积累的财务危机彻底爆发，企业陷入空前困境。

面对危机，万达从2017年起踏上了“大甩卖”的艰难自救路。​

“大甩卖”自救

2017年，万达现金流极度紧张，每年超300亿利息支出压得企业难喘息。

为快速补利息缺口，王健林折价出售13个文旅城与 77 家酒店，以 637 亿成交，回笼了300亿现金。

这些资产中，文旅城含大量土地与游乐设施，酒店多在城市核心地段，虽解燃眉之急，却也失去长期稳定收益来源。​

2018到2021年，万达转向处置海外资产。

王健林发现，此前并购的美国传奇影业、英国豪华游艇等项目，不仅未达预期收益，还连年亏损成 “拖油瓶”。

为减负担，万达将其悉数低价变卖，三年多回笼约200亿，

这虽对债务规模而言杯水车薪，却减少了亏损源，让企业能更专注国内业务调整。​

2023年，万达现金池缩至 120 亿，而到期债务达 1800 亿，资金缺口仍然巨大。

无奈之下，万达将部分酒店卖给同程，获24.97亿。

2024年，王健林又出手 26 座万达广场。其中，上海五角场项目因急需资金，交易价较估值缩水40%且分期成交。​

2025年 5 月，万达完成标志性轻资产交易：

将 48 座一线及核心二线城市万达广场，打包卖给太盟投资、腾讯等，交易额500亿。

据悉，几年 “大甩卖” 后，万达3年偿债约六千亿，负债率从 90% 降至 65%。

但如今，万达仍有 1375 亿有息负债，21.99%一年内到期。

2025 年 8 月，新增 24 亿被执行金额，累计超 76 亿，3 月、5 月还分别冻结 80 亿、3 亿股权，资金链与信用受影响。

此外，万达经营端也十分乏力。

2025年，五一万达广场销售额较 2021 年减 51 亿，客流下滑，350 多座广场回升无望。

而且，万达电影半年净利 5 亿，难撑整体需求。

同时，王健林持股降至42%左右，话语权在持续减弱。

后续来看，王健林现金流或靠融资或再售资产，控制权恐进一步稀释，发展方向更不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面对王健林的困境，许多人难免会那他和许家印比。但俩人面对危机的选法、落得的下场，那真是完全不一样。

跟恒大许家印的对比

2021年，恒大2.4万亿债务危机全面爆发，留下了全国遍地的烂尾楼，以及一群血本无归的投资者。

许家印虽然被抓起来了，可他却不顾投资者死活，通过“技术性”离婚、设立离岸信托等方式，隔离了427亿资产。

他这种“舍大家取小家”的做法，遭到了网友们的痛骂，也彻底丢了人心。

反观王健林，2017年万达显露危机时，他坚持不跑路、不转移资产，不切割个人资产与企业债务，与企业共渡难关。

而且，在万达大规模卖资产时，仍保留能提供3000个就业岗位的丹寨扶贫项目，可见其兼顾社会责任。

虽然仍有负债，但如今的万达，正积极布局 AI 生态领域，并成立了科技子公司，试图通过新业务寻找新的增长点。

从许家印和王健林的应对方式和最终结果来看，许家印走的是一条 “高风险转嫁” 之路：

在企业危机爆发后，他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将风险转嫁给债权人、员工乃至市场，个人却通过资产隔离等方式保障自身利益。

最终导致，许家印个人财产被锁定，企业也彻底崩盘，这场 “地产大戏” 以悲剧收场。​

而王健林则选择 “自吞高风险”，面对危机不逃避、不转移资产，而是通过持续 “削骨还父” 式的资产出售来偿还债务、维持企业运转。

虽然企业目前已“负债”到近乎空壳，但至少仍在市场中 “存活”，这场关于万达的 “戏” 还未终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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