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没当年猛了吗？打高丽还打不过了

高丽方面数十年来对中原王朝一直保持警惕，武德年间双方表现出些许改善双边关系的迹象，但对立始终是主要方面。

尤其是贞观五年唐政府派广州都督府司马长孙师前往高丽“收瘗隋时战亡骸骨，毁高丽所立京观”之后，高丽荣留王建武看来受到刺激，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

于当年开始筑长城。这是当时高丽最重要的国防工程，渊盖苏文就曾被派“监长城之役”⑥。但是可能城垣薄弱，在贞观十九年抗击唐军入侵时作用不大。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在这次战争后这座长城又加以修缮，所以据《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记载，这段长城自荣留王建武十四年(贞观五年)开始修筑，“凡一十六年毕功”。

当然，也有可能是因长城在贞观十九年时尚未竣工，以至不能发挥作用。

第二项措施是在长城沿线山城营缮堡垒，主要有辽东、盖牟、白岩等。许多城早已存在数百年。名曰城，却大多于交通线附近山上险要地段以石块筑就，“几乎所有的高句丽山城，都极少见规范的街肆、里坊部局或官署建筑。

而多数为军队屯戍一类的半地穴式建筑或石砌的带火坑的简易住宅”,并且大多有储粮的窖址和人工凿就的、多与自然水源相连的蓄水池，大城周围多拱卫以众多小城，而整个鸭绿江两岸此类城堡在总章元年高丽灭亡时多达近二百座。

这种“城”军事色彩浓厚，可以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是类似于我国魏晋时期的坞堡。

高丽方面战前在长城沿线山城里屯聚有大量粮草和士兵。据《册府元龟》卷——七记载，“李勤拔盖牟城，获户口二万余人，仓粮十余万石”。

考虑到贞观年间全国每年向关中漕运粮食也不过一、二十万石②,高丽弹丸小国仅史有明文的盖牟、辽东二城便有粮六十余万石，非多年之有意屯积必不能致。

然而这一点却被唐军加以利用。

此正是唐军的行动目标，这首先表现在对盖牟、辽东城的攻击上。《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贞观十九年三月条：“李世勤军发柳城，多张形势，若出怀远镇者，而潜师北趣甬道(胡三省注：甬道，隋起浮桥渡辽水所筑),出高丽不意。”战争于是正式开始。

随后李道宗和张俭各领一支偏师前出新城(今辽宁省抚顺市)和建安，虽均有斩获却未攻城，并且旋即返回，看来是进行试探性攻击。随后唐军首先攻破盖牟城，进而再攻破辽东城。高丽军队在上述二城、尤其是辽东城进行了猛烈反抗。

如上所述，唐军据有二城后即获粮食六十余万石，大可缓解后勤之紧迫。有证据表明太宗早将辽东城视为最重要的目标，自定州出发时，“帝自太子所属行在，舍置一烽，约下辽东举烽，是日(克辽东城日)传燎入塞”，这一是由于当年隋军在辽东城下颇费周章、伤亡累累。

“为中国报子弟之仇”的太宗当以此城为首要目标，甚至是自己征辽成功、至少是开局顺利的象征；二则是由于占此城后后勤补给就可得到缓解，正是胜利之保障。

驻跸山役前，太宗曾遣使对高延寿说：“入尔境，留粟不给，故取尔数城。”②此固是戏谑之言，然而获粮后之得意却溢于言表。

占据盖牟、辽东、白岩城以后，兵锋直指安市城。前文已经论述：唐陆军意欲与海军在建安城会师，因而必须扫平往建安的一切障碍，安市城就是拦路虎。

余于民国二十三年冬，前往考察，见此古城，循山为垣，周不及十里，东高而西低，作椭圆形，面西为门，城中有出土之矢镞铁釜及唐泉。

登城而望，其近城之山，在东面者包延东北及东南，西南亦有山，西北有小山而略远。

太宗命李勤陈兵于西岭，即今城西南之山也，长孙无忌将兵自山出于狭谷，太宗亦自将兵登北山，即包延于城东北之山，亦即所谓驻跸山也，又命悉撤桥梁，则知附近有河，亦即今海城之南河也。

所具形势与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所纪相吻合，得此发见，则安市城之所在，大略确定矣。”安市城主在渊盖苏文擅权并滥杀国王、大臣之际，似乎做过某些反抗。

这时外敌入侵，渊盖苏文也好、安市城也好，都表现出同仇敌忾。贞观十九年六月，唐军在太宗统帅下来到安市并着手攻打。莫离支方面则发高丽、靺喝联军来救，从而爆发了最大的战役----驻跸山战役。

“高丽全盛之时，强兵三十余万。”这三十余万兵力，有已被歼灭者、有要防守建安、新城、乌骨等山城和鸭绿江、平壤城者，同时南面还要对付新罗，难以想像还能出动二十万或二十五万支援安市。

关于这支援军的民族成份，应该是高丽与白山靺的联军，并且以高丽为主。称这支军队全由靺羁兵组成的只有《唐会要》和《金史》,后者成书于元代，去唐日久，所据不知为何，金人又以靺为先祖，难免偏颇，不可全信。

如果纯是靺鞨军队，为何数万人中只杀此三千三百人?可见靺鞨兵虽然是主力前锋，人数却并不见得多，加上主帅高延寿、高惠真皆是高丽人，所以这是一支以高丽人为主的军队。

如此看来，太宗似乎料敌如神，并且对胜利充满信心。实际上，这是一场艰苦的战役，太宗并无必胜之把握。

是役，唐军只有三万人参战，敌军五倍于此，纵使一生戎马径您，太宗也不能不为之胆寒。据《新唐书》太宗本纪，此役中左武卫将军王君愕战死沙场。

可见战况确实并不十分顺利。太宗的“神算”当是史官之虚美，想到此时李世民身边有中书舍人许敬宗，以太宗“重视”史书的“癖好”、以此人一向之品德，伪造、歪曲此段史实当不在话下。

至于太宗所说延寿三策更是故弄玄虚，实际上，高丽与唐军的这场大战势不可免，并非延寿、惠真“不能度智”,太宗那番话或是许敬宗之伪造，或是自弄狡猾。

对高丽方面来讲，安市是保卫建安的屏障，是战争胜败之关键，更重要的是，安市城粮食可能不足以支撑多时，正急于打破唐军之包围。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攻安市),帝闻城中鸡彘声，曰：‘围久，突无黔烟，今鸡彘鸣，必杀以飨士，虏且夜出。’诏严兵。”

此战斗发生于驻跸山战役后不足两月，安市城中便已经“突无黔烟”了，可见储粮并不如盖牟、辽东那样多。

个中原因或是因为地方狭小,据《高句丽古城的构筑特点及其特殊规律》一文，辽东半岛上的高丽山城中之建筑绝大多数为军事色彩浓厚的半地穴式结构，以安市之狭小。

此种地穴在供军人及其亲属(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安市城内“众十万”)居住后，可能再无更多的窖洞储藏大量粮食。

或是由于安市本属于长城以南的“二线城池”,备战程度不够，储备不足，比如建安也同属“二线城池”,白岩城被攻破时(六月初一)太宗曾称建安“兵弱而粮少”。

或是由于前文所述的与渊盖苏文之间的恶劣关系影响了备战。不论原因如何，安市缺粮是不争之事实，但并未达到矢尽粮绝之地步，故尚能支撑，联想到安史之乱中张巡、许远守睢阳，粮尽杀妾以食，苦撑经年，困兽之斗勇至如此，安市能坚守三个月亦不足为怪。

虽然事后证明城中之粮尚可支撑，但无论安市方面还是延寿、惠真方面都不会事先下这个赌注。高延寿、高惠真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寻求速战速决，更何况己方兵力五倍于敌方，正是破敌良机，因之诱使高丽援军棋走“下策”。

这场战役中，唐军只有李世勤的一万五千人、长孙无忌的一万一千人、太宗自将的四千人，共计三万人，较之六万多人的陆军总兵力，这个数字太小了一点。

黄约瑟先生在专著《薛仁贵》中对此表示了不解，愚意以为这个现象是由于大量的部队被投入了繁重的后勤工作之中。

应该说，自占领盖牟、辽东等城后，唐军的粮食保有总量已经足以应付此次战争，然而对唐军来说，问题的焦点在于能否将后方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输到前线。“

唐代行军区分为战队和辎重队二大类”，此时辎重部队应分成二部分，一部分负责幽州至辽东地区之运输，再有一部分负责盖牟、辽东城至安市前线的运输。

前者虽然路途遥远，但由于唐军已经夺取了敌方大量粮食，可能任务有所减轻，人员亦可能被抽调。

而后者当重任在肩。在辽东地区的沼泽中跋涉之艰前文已论及，不再赘述，并且此时已经进入夏季多雨季节，运输以及相关路、桥工程之繁重可想而知。

按宋代沈括的计算馈运者与作战部队比例也为3:1:“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只得驻战之士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附加矣。”即便是现代战争，后勤部队数量与作战部队数量比例也往往达到1:1。

由于没有记录表明有民夫跟随陆军到辽东前线，所以馈运者当全是军人，如此看来，唐军原来总数为六万以上，以50%以上人员从事辎重运输实属正常。所以此战能出动的三万人当是全部一线作战部队。

安市一战，太宗显示了英雄本色，充分利用了地形，以蕃骑佯败骄敌，以李勤所部吸引高丽军队的注意力，以长孙无忌所部为奇兵预伏谷中，乘其不备抄其后路，更赖以薛仁贵为代表的普通士兵们奋勇无畏，终于以少胜多，阵斩二万余级、俘虏高延寿、高惠真以下三万余众，缴获大量军资，而其余敌兵看来是被击溃逃散。

在这种大好局势下，下一步如何行动?指导思想太宗的思想已经完全是“稳扎稳打、按部就班”了。

战役结束后，群臣又建议汇合此时尚在卑沙的海军，撇开安市、建安，向东南方向“力拔乌骨城，渡鸭绿水，直取平壤”,甚至被俘的高延寿、高惠真亦为攻打乌骨城献计献策。

唐军攻坚历来不乏手段，《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中“攻城战具”列有“幢幅车”“飞云梯”、“抛车”、“车弩”、“土山”、“板屋”等。攻打辽东城时李世勤曾经使用了抛车，“飞大石过三百步，所当辄溃，虏积木为楼，结短网，不能拒”,又使用冲车和火攻，都颇具威力。

然而在攻打安市时，虽然也使用了上述兵器，并“坏其楼蝶”,却无法攻破城墙，个中原因除了安市军民殊死力战、善弓弩、应对有方外，愚意以为是地形制约了唐军攻城战具的使用效果。

据金毓酸先生之踏勘，安市城建于山上，东高西低，面西为门，所以唐军“筑土山于城东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但由于东面原本地势较高，所以最后土山顶“去城数丈，下临城中”,这种地势对筑土山有利，对抛车、冲车之使用则不然。

《通典》卷一百六十《兵十三》描述的抛车是“以大木为床，下安四独轮，上建双，间横检，中立独竿，首如桔棒状，其竿高下长短大小以城为准，首以窠盛石，石大小多少随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车推转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风四脚，亦可随事而用。

”简言之是一座安装于大型木质底盘上的桔棉，利用杠杆原理抛石，那么这种武器使用前提应是底盘稳定、水平，进而也就要求地面平坦，在崎岖山地上，适用的地点有限，故而不能在这场攻坚战中发挥主要作用。

而冲车就是《武经总要》中所图之撞车，在大型木质底盘上安置粗大木架，以木架顶部横梁刚性悬挂巨大木质撞杆，头部为铁质锥型，利用瞬间冲力以撞破城门。

而据金毓嚴先生之踏勘，安市只有一座城门面西(高丽山城往往只有一个城门，例如沙卑城),据《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李世勤所部正是以冲车在这个方向进攻。

这里地形是东高西低，唐军由西向东乃是仰攻，冲车向上推进，其威力当大减，再加上安市有充分的备战时间和实战经验，完全可能对城门加固或掘堑阻隔，故也未见冲车充分发挥效能。

所以就地势而言，筑土山才是最有效的方式。因此整个攻防战都围绕这座土山进行。战况激烈，唐军费工五十万(人次),昼夜不停，历时六旬，而安市守军的抵抗也很顽强，甚至攻城指挥官江夏王道宗亦被伤足。

藉地势之利，最后唐军还是将土山筑到高于城墙数丈的高度，终至山体意外倾颓，“压城，城崩”,此正是大军一举攻入城中之良机，可是屯守山顶的唐军指挥官果毅傅伏爱山崩前却擅离职守，使得安市守军抢在唐军前占据缺口，“堑而守之”,唐军前功尽弃。

李道宗“徒跣诣旗下请罪”,太宗看来不想对这位宗室名将下狠手，只斩傅伏爱以泄愤怒。《旧唐书》卷六十《李道宗传》明言这是道宗“失于部署”,而太宗是“归罪于果毅傅伏爱”。

唐军接着猛攻土山三日而不克。此时严寒在即，唐军不得不放弃努力，整个战争在安市城下宣告失败。

唐军拔辽东(此时己改辽州)、盖牟(此时己改盖州)、白岩(此时己改岩州)等地户口，班师回国。战争结束。

文|萌眼探世界

编辑|萌眼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