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石被枪决，真正杀死他的不是叛徒，是那个天天喊他“学长”的人

1950年的台北，六月的天闷得像个蒸笼，可马场町那一声枪响，却让空气瞬间冻成了冰。你说，一颗子弹能有多大的威力？它能夺走一个人的命，但能磨灭十五年的情分吗？能让一声“学长”变成催命的符咒吗？吴石的故事，给的答案，比子弹本身更让人心寒。

这事儿得从谷正文说起。在吴石面前，谷正文永远是那个毕恭毕敬的“学弟”，声音不大，但那股子尊敬劲儿，演得比真的还真。从1935年就开始在国共之间反复横跳的谷正文，早就成了一块没有感情的石头，可他偏要装出一副温润如玉的模样。吴石是保定军校的高材生，日本陆大留过学，在国民党里是响当当的人物，他真心觉得谷正文这孩子不错，心细，能成事。他哪里知道，1938年武昌那场大雨里送来的《日俄战史》，1942年桂林熬夜抄写的演讲稿，每一份“贴心”，都是精心布置的陷阱。这就叫“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吴石看透了千军万马的阵法，却没看透身边人的心。

1949年，吴石奉命去台湾，心里揣着一张舟山布防图，那可是能决定战局的关键。他前脚刚到台北，谷正文后脚就拎着水果上门了，“学长辛苦”喊得那叫一个甜。临走，还“贴心”地留下一台美国录音机，说是给学长解闷。吴石哪会想到，这台机器后来放的压根不是音乐，而是他和交通员朱枫的每一次密谈，一字一句，都变成了保密局档案里的催命符。谷正文这人心眼儿多着呢，他知道吴石谨慎，所以不急着收网。他故意放长线，眼睁睁看着吴石通过副官聂曦，把《台湾兵要地志》交到朱枫手里，又跟着朱枫的火车，一路从台北到基隆。直到把整条情报链摸得门儿清，他才冷笑一声，准备收网捞鱼了。

1950年1月29日，北投温泉的雾气里，聂曦刚脱下外套，就被埋伏的特务按倒在地。与此同时，另一队人马冲进吴石官邸，从天花板夹层里搜出了那张舟山地图。吴石被押出来时，迎面撞上了谷正文。谷正文还是那副模样，微微躬身，声音不高不低：“学长，得罪了。”吴石盯着他，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透一切的悲凉：“你读书那会儿，我教过你战术，可没教过你做人。”

接下来的审讯，成了谷正文表演“忠诚”的舞台。他亲自上阵，先是递烟示好，被拒后，原形毕露。电话线缠上眼皮，手摇发电机一响，青烟混着血腥味弥漫开来，吴石的一只眼就这么废了。三天三夜的酷刑，另一只眼也瞎了。可从头到尾，这位保定军校的硬汉，没吐半个字。谷正文气急败坏，却在报告里轻描淡写地写上“态度狡赖”，那点仅存的师生情分，被他用笔尖彻底划掉了。后来，他把被捕的朱枫和吴石带到一起，想看他们心理崩溃。吴石虽然看不见，却朝着呻吟的方向“看”过去，平静地说：“谷同学，你搞错了，我教你的第一课，是‘誓死不屈’。”

4月，军事法庭判了死刑，蒋介石亲自批的“可”。6月10日清晨，谷正文亲自来送“断头饭”。酱牛肉，高粱酒，都是吴石老家的味道。他哑着嗓子喊“学长”，吴石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口朝外，推了回去：“酒我喝了，路你走好。”这六个字，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去刑场的路上，谷正文坐在后面的吉普车里一言不发。枪响后，他下车确认尸体，在报告上签下“执行完毕”，最后一笔划得特别长，像是要和什么做最后的切割。

吴石死后，谷正文在会上依旧称其为“吴石学长”，可散会后，他却独自撕毁了与吴石的合影，将自己那张恭敬的脸撕得粉碎。他活到了九十六岁，临死前信了教，却对牧师说：“我杀的人太多，上帝不敢收。”他眼前晃动的，永远是吴石胸前那朵绽开的血花。

如今，马场町的野草早已覆盖了当年的弹痕，只剩一块无字的石碑。人们或许会记得吴石这个名字，但很少有人知道，真正杀死他的，不是那颗冰冷的子弹，而是一声声喊了十五年，却比子弹更冰冷的“学长”。那不是称呼，那是一把淬了毒的匕首，在最温暖的时候，捅进了最信任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