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喜欢养家妓？原来是有目的的，妻妾都办不到

夜里翻书，翻到一段很冷的描写：北宋熙宁年间的汴京，冬天，城里某位新贵设宴，堂上烛影摇红，案几上摆着海味山珍，主位两侧坐的是正妻与几位妾，帘后却站着几名年轻女子，手里捧着琵琶、箫笛。她们不露姓氏，只被称作“家里教养的伎”。觥筹交错时，妻妾退到屏后，陪笑、劝酒、唱曲、递笺，全由这些女孩来做。几百年前的生活细节，就这样被写在了书页边角，没有怜悯，也没有夸张。

常有人把“一夫多妻”归咎于“战乱男丁少”，话听着顺耳，放在长长的历史里却站不住。春秋战国打仗频繁没错，可财产与血脉的观念才是规矩的根，宗法制决定了家族要扩张要巩固，男人既是“户主”，也是继嗣的唯一渠道，于是“正妻主宗，妾以繁衍”，慢慢固化成礼。到战国中后期，大商人吕不韦出场，时间是公元前3世纪中叶，他门客如云，侍妾、倡优、家伎一屋一屋地算，做的不是儿女情长，是人脉和权势的生意。他把人当棋子，棋盘上连“女乐”都能用。这个时代的空气里，已经有了“妻妾不出场，家伎来润滑”的共识。

再往后，唐代国家设“教坊”，有官伎为朝廷歌舞，民间大户学样，喜欢在家里养“女乐”。从玄宗开元到天宝，梨园故事流光溢彩，可这些缎子背后的针脚，扎在谁身上，书里很少细讲。等到了北宋，城市繁华，夜禁宽松，士大夫宴饮之风兴旺，《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都写过类似场景：宴上讲究“风雅”，琴棋书画要齐，“家里教养的伎”从小被训练，读得懂诗，唱得出曲，笑不露齿，不许多话。她们被看重的不是姓名和命运，是曲调能不能合拍，是酒过三巡能不能化僵为谈。妻妾遵礼，不该露面，尤其不该与外男同席，这些礼教上的“不能”，便让“家妓能”的空间越来越大。

到了明初，皇帝把秩序钉得更死。洪武年间，良贱分籍把人分了档，乐户、娼户被按进贱籍，世代相承，逃不得。你要问哪一年哪一条，翻开档案，十四世纪的墨迹如今还在。把人按在“籍”上，意味着命运可以被继承，意味着“家里养伎”变成了光明正大的身份标志：养得起，说明你家富；养得多，说明你家有面子。礼法在墙里，生意在墙外，墙缝里挤出来的，就是那些在帘后唱曲的女孩。

话说回“妻妾做不来”的那些事。不是她们笨，是礼不允许。妻主宗法，妾守内则，女子“不得与外客酬酢”的规矩从汉到清，几乎没断过。主家要谈矿盐，要结乡绅，要给上官送礼，妻妾不能露面，就有了专做“出面”的人。她们懂歌懂舞，懂场面，也懂眼色。有时候，她们被当作礼物，连同玉器一块送去；有时候，她们被派去打探——不是刺探军机那样惊险，而是去摸摸某位官的喜恶，某场诉讼的口风。表面上是“助兴”，骨子里是“润滑”。风月事后，笑声散尽，真正留下的是人情债和交易线。这些事，放在任何朝代都不体面，可它确实运转了很久。

把视线落到某一年，康熙朝的江南，盐业兴旺，一个中等盐商欠下上游货主的账。谈判那天，账房先生拿着账册，主家摆酒在堂。妻妾坐在内间听不见，帘外站着一个瘦瘦的女孩，十七八岁，嗓子清亮，唱的是《忆江南》。她并不姓“伎”，她有名字，入籍那天被抹掉了。她父亲在去年因病亡，留下债，她被牙人带进盐商的宅子，“教养半年，便可出席”。她学会递酒时手不碰到客人的指节，学会在笑里把某句话送到某个耳边。她不知道自己是“身份象征”，她只知道唱错调会挨板子。酒过四巡，客人松口，欠账宽限三月。那天夜里，她在后院的井沿坐了很久，天上看不见星。类似的夜有无数个，写不进正史，却在民间绵延。

你要说古人不要脸吗？话不能这样一把掼下去。有人乐在其中，有人无能为力，更多的人只是沿着那条被礼法压成沟的路走。正妻要守门，妾要守屋，家伎守场子。每个人都在守，守的是别人给的“分”。一旦“分”的含义与利益绑上，连“情”也要靠边站。才会出现那些“把人当礼物”的荒唐。有人记得吕不韦的故事——史书写得很凉，前后不过几行。巨贾要打通关节，最顺手的筹码不是黄金，而是人。世人称他“善谋”，可这等谋略里，女人连“棋子”的名字都拿不到。

清代雍正朝，朝廷曾经动过念头，想把某些“乐户”的贱籍松动，理学家与实务官吵了几年，纸面上有一段好看的文字。底层的风没怎么变。城里的达官贵人继续把“家里教养的伎”当作门面，乡间的小绅士也要攀着学，哪怕只养得起一两个，也要在酒桌上讲一声“我家也有”。你听起来觉得可笑吗？把面子当命，千百年都一个样。家伎的衣服越华，主家的心越稳，因为他知道，在某个“要命”的局上，总有人能替他出面，总有人能替他把尴尬转成掌声。

有人会追问：“难道她们就没有反抗？”有，但微弱。宋人词里偶有“官妓赎身”这样的词，背后是有人肯出大钱；明清笔记里也偶见“名伎从良”，这四个字写在纸上很好看，落到多数人身上不成立。多数女孩出身贫寒，或者从“乐户”里生出来，或者因父债被卖，路一开始就被画死。她们的技艺是她们身价的一部分，她们的身体也是。她们能换来的最“体面”的结局，是老了在后院做个“妈儿”，教新的女孩如何转身、如何笑，如何把一句“不行”说成一句“改日”。

你若从经济帐去看，这套制度也并非异想天开。主家养人，是为了让局面顺；客人看见，知道你家阔；官员看见，知道你家识趣。女孩子的训练费、衣料费、琴瑟费，摊在年度收支表里不过是一个项目，能换回多少真正的好处，主家心里有秤。最寒凉的部分不在这里，寒凉的是这秤盘上，永远没有“她们的愿望”这一格。她们愿不愿意、累不累、痛不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局面好不好看”。

礼法把妻妾放在深闺，生意把家伎推到帘前。一个“不能”，成就了另一个“能”。于是就有了那句直白的话：“这事妻妾做不来。”做不来，并不是能力问题，是“身份不能沾”的问题。手被礼束住了，嘴被德绑住了，脚被规矩钉住了，那些需要“出格”的事，自然有别人去做。把身体与技艺拼在一起的人，在场，礼就不算破；局走得顺，面子也就保住了。有人说这叫聪明，有人说这叫虚伪。在那样的时代里，这两件事常常是一件事。

把镜头拉回那个寒夜。宴散，屋里余温未退，主位上的人让下人把屏风合上，妻妾回房，家伎在廊下等人点名。她们把发髻解开，把沉得肩膀疼的头饰取下，打着哈欠回到属于自己的小屋。屋里只有一盏油灯，灯芯太短，光很弱。再过几年，少女会变成二十多岁的女人，嗓子沙哑，手上长茧。她可能被“送”去给某个上官当礼物，也可能留在这家当“妈儿”。她可能偶尔听见街上人说“某年某月，朝廷要改什么规矩”，也可能一辈子什么都没听见。她路过院里那口井，水里的自己模糊得不像一个人。

那些写进史书的大事——哪年打了仗，哪位权臣上台下台——看上去离她很远。可她其实一直被卷在其中。战争、税法、盐引、粮价、士人风气，每一样都能沿着看不见的线搭到她肩上。有人说幸运在于后来制度变了，良贱名分被废，娼馆被禁，一夫一妻写进法。可站在历史的长街上往回看，那些都是真实存在的画面，能听见脚步声一阵一阵地压来，帘后的那些眼神，仍旧从灯火里看着我们。她们没求过公道，她们求的是活路。活路被谁握在手里，谁就把她们叫成什么名字。

很多人喜欢谈“风雅”。琴瑟一响，就以为自己穿越了千年。这“风雅”的背后，是被训练出来的笑，是被练熟的曲，是被反复教到骨头里的规矩。有人说那是“文明的装饰”，有人说那是“传统的美”。把画卷翻过来看看，背面全是针脚，全是结，全是被反复抽动留下的痕。名字被磨掉的人，站在背面，没人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