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老总落难后，一开国少将当众打了老总2耳光，最终结局如何？

1931年秋末，东北的黄叶才透着星星点点冷意，枪炮声崩裂的夜里，李钟奇在军校的床上迷糊了一瞬。卫兵慌张撞开门，脸色都有些变了，说话时还吞吞吐吐——日本人，就是现在都已经打到门口了！这种时候谁还顾得上多想，披衣起身，细小动作里有紧张。汽车马达轰鸣，学校的领导摇着手里那张命令纸，要大家立刻撤到西边，与大部队靠拢。可不用一枪就走人，要真这样，脑子里始终堵着气。

其实撤出去才安全，没人想无端冒险，可要说一点反抗都没有，李钟奇偏不服。他站出来，满脸憋屈地吼了几句，“不能就这么走！”身边应者寥寥，三十来个人跟上了他的步伐，谁心里都没底，但事情做了，就是做了。不像那些选了撤退的，沉默没有表情，甚至不太记得身边的人喊了什么。

他们搬枪支弹药，推开军火库的门，钢铁皮箱擦在地砖上和脚步声混在一起。山林外风格外冷，这群年轻人的眼神有点乱，但枪在手上，仿佛整装待发。游击战沉默无声。李钟奇带队转移，脚下泥泞又滑。说起来真打起来，不是轻松的事，子弹不长眼，夜里惊叫漏进树林里，不知死活。

往后联系上的东北军，让他担起骑兵连长一职。骑马疾驰时，土路上的尘土卷起，一种说不清的残酷悄悄钻进心里。李钟奇时常与华北的红军接触，他并没有急于投入，而是信任地帮红军置办物资。有时候夜里酒杯圈里谈兵论道，言辞里带点敬佩。彼时他对红军的顽强印象极深，甚至有点想靠过去。

变化总是在一个细节里爆发。之后调往陕西，李钟奇参与“围剿”红军任务。可打仗时，他偏偏总是“放水”，并不真下狠手。身边有人察觉他有“通共”可能，于是上报。气氛变得紧张，这时他决定连夜出逃，带着心腹和物资，头也不回地投奔红军，说是不得已也好，可明知前途未卜，他没犹豫。

红军接纳得很及时，立刻安排他做团级干部，还批准了入党申请。后来国土烽火不断，他成了八路军骑兵营长。1937年的黄河边，李钟奇奉命东渡，进入山西。当时八路军急需骑兵，在河北建立新根据地的过程也频频受到日军堵截。

1938年春天，任务突然加重，他率队突袭一处敌据点。这场战斗拼得凶险，李钟奇被炮弹炸飞，当场失去知觉。醒来后，只记得疼痛，无数人围在他病床前。伤到脊椎，医生说很严重，要躺好几个月。在病房里，连续下雨，窗台的水珠滑落，李钟奇叹口气，不知未来怎样。

伤愈归队，已是身心俱疲，大家见他回来了，情绪倒是复杂。错过那么多场战斗，谁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后边，抗战结束。新中国成立，许多人换了身份。李钟奇晋升少将，实际工作变得更多。党内争执也没有停过，有些人主张向苏联学，机械化那种路子。但也有人觉得中国国情特殊，机械化不见得就是好事。

李钟奇其实更偏向机械化，学习苏联方式。也没想过会被批评，谁知道1958中苏关系骤变，“学习苏联”变成了错误方向。批评声一浪高过一浪，他被降职。风暴，是彭老总首先发起的。他心里不服气，记恨一直没消。要说小肚鸡肠也未必，就是憋着劲。

时间到了60年代末，政治斗争进入阶段，气氛变得很古怪。彭老总受动乱牵连，受到批斗。李钟奇在北京军区分管事务。决心报复，就混在人群里，眼光里多了点狠厉。两次出手掌掴，场面尴尬都说不出来。上级立刻叫他检讨，他在党委会上低头认错。这期间，有人说他没有上下级观念，真不知道该怎么辩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动荡结束，彭老总也终于平反。李钟奇不得不又一次道歉。其实关系早就变了味，不像之前并肩作战的同袍，也不过如此。他后头说自己后悔了，情绪复杂。到底是个人恩怨多了点，还是脾气太硬，也未必说得清。

到了80年代，李钟奇依旧保持高干身份，但本质上已经退休。1982年正式离开部队，安排疗养。他回忆往事时，脸上神情时有浮动。尤其说起彭老总，难得低下头，怅然良久。他说自己不该那么冲动，也许，谁都有过错。既然过去了，没人再追究。

再往后，老战士身体渐差。2003年，终于因病去世。寿终九十岁。熟悉的人提起他，各有各的说法。有人念他的不屈，也有人脱口而出一句“冲动”。或许审视战争年代的选择，有时也难再分对错。

他的故事里，既有不服命令的一腔孤勇，也有政治斗争里的小动作。越是回头越觉得命运捉弄。想做讨人喜欢的人，比想象中难很多。至于最后那点遗憾，谁又不是一遍遍地回头？

过去的事，没有人能说清结局是不是最好。就那样结束了，没有象征也没有什么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