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璃河遗址：西周分封制的力证

今年，202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公布评选结果，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入选。这是在北京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后，北京考古项目再次获得这一殊荣。

西周初期，燕国的分封使北京地区首次被纳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开始了城市化、华夏化的进程。见证这一关键转变的考古发现便是西周燕国始封地——琉璃河遗址。

偶然的发现

《史记》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封召公奭于一个名为“北燕”的所在。这是文献中见到“燕”的最早记载，但这个“北燕”在什么地方，却是一个学人长期求索而不得其解的问题。

1945年，中国银行的经理吴良才（曾发掘山东龙山城子崖遗址的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的弟弟）办事途经房山区董家林村，看到地面有不少陶片，就捡了一大包，回到城中交给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工作的苏秉琦。苏先生是我国老一辈考古学家，1930年代在陕西宝鸡斗鸡台等地从事考古工作，对西周陶片很是熟悉。看到这些陶片，他立即断定是商周的东西，无奈时局动荡，战火一直烧到北京周边，考证之事便搁置了。多年之后，苏秉琦在回忆这件事时必定要说：如果没有吴先生的发现，也就不会有几十年后琉璃河遗址的发掘。

1962年夏，时值困难时期，已成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的苏秉琦，在安排学生实习时，考虑到外省条件太差，又想起当年吴良才提供的线索，就提出去房山调查。从此，琉璃河的历史进入了新篇章。多家单位进行了五次大规模考古发掘，西周早期的城址、墓葬、宫殿居址等重要发现相继面世。

当时的工人是刘李店、董家林两村大队派的，日工资为1.8元，交大队1.2元，记工分，工人自己只能得到0.6元。但就是这点微薄的收入，要求参加发掘的人仍很多。董家林大队不得不采取轮换的办法，工人们几天就换一次。为了让大队书记安排工人时给考古队提供些壮劳力，考古队长经常与大队书记沟通。实际上，考古人员自己的田野补助也微乎其微，发掘期间每天0.4元，不发掘期间每天0.2元。

除了收入之外，考古的物资条件也很有限。当时，北京文物管理处从北京市文化局找来一些服装，作为考古队员的工作服。大家兴冲冲打开一看，立刻兴致全无。原来这些都是演现代京剧《沙家浜》淘汰下来的戏装，有两种颜色，灰色的是新四军伤病员穿的，土黄色的则是胡传魁忠义救国军穿的。而且大小不一，肥瘦不等，就像纱布一样，根本就不挡土也不防寒。到了晚上，考古队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大通铺上，赶上停电，每人只发一根蜡烛，因此大家戏称“家大业大，一人一根蜡”！

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1973年对黄土坡的发掘，是北京地区第一次科学发掘的西周墓地。贵族墓和车马坑中，多件铜器铭文提到“匽侯”，对于确认遗址的性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75年，发掘202号大墓。挖到四五米的时候，地下水就上来了。当时虽然有抽水机，但是农村条件艰苦，经常停电，使得抽水机没法工作。地下水很快涨上来，把墓壁都泡糟了，造成墓壁不断坍塌。考古人员在墓壁内侧打大木桩子，以防止墙壁坍塌。202号墓一共打了18根木桩子，但最终还是没能制止住坍塌。

刚挖出棺椁的时候，夏鼐得知后非常重视，要到现场来视察。大家做好准备迎接夏先生。没想到他来的前一天夜里停电，第二天上午，夏先生面对的202号墓就是一池子水，先生有点不高兴。大家解释说，农村夜里停电，也没办法。当时一位考古人员正在墓室内用铁锨挖不断塌下的泥土，锨头感觉碰到什么，赶紧住手，但梳子齿部还是被齐生生地铲断了。现在首都博物馆展出的象牙梳子，是后来把所有的泥水过筛子，把梳子齿一根一根挑出来又粘上去的。

2021年挖出了一件青铜簋。同一件青铜器的盖子和器内的文字应该相同，这叫对铭。这件簋的大小、纹饰与1974年同一座墓葬出土的另一件簋相同，但盖与身内的文字则分别与四十多年前出土的簋身和盖内的铭文分别相同。应该是古人在下葬时，“张簋李戴”，把甲的盖子错扣到了乙的身上，把乙的盖子扣到了甲的身上。正是“一错三千年，今日方团圆”。

在北京考古史上，琉璃河遗址发掘次数之多、时间之长，仅次于周口店。

营城与治理

在琉璃河遗址以往的发掘工作中，已经发现了城址的一重城圈。有学者认为应该还有外城，但一直没有找到相关的证据。经过近年考古工作，在内城的北侧、东侧又发现一道城壕和城墙。根据外城壕的位置和长度估算，城址规模可由原来的60万平方米扩展至百万平方米以上。外城壕内有8座牛坑，及整羊、猪、狗等。这些现象应与周人的祭祀行为有关。

外城的发现突破了学界以往对琉璃河遗址城市格局、规划设计的认知。可以确认：西周燕都的城圈结构并非一重，而是至少存在两重，甚至不排除今后发现第三道城墙的可能。这种“内城外郭”的布局反映了中国早期营城建都的理念，城市方向、城圈结构等与中心都邑周原遗址相似，印证了西周初年周王朝“广封诸侯，以藩屏周”这一重要历史史实，是北京地区作为早期诸侯国政治中心的直接证明，是分封制下国家统治、边疆治理的有力见证。

大型水井是城市功能中的重要组成，与大型建筑共同设计、同时使用。在琉璃河遗址发现有10口水井，井深逾10米，井外的夯土规模巨大，均在15米以上。以一处水井发现为例，井口周边有大小鹅卵石铺就的铺石面；井口外东北有柱础；西南有可能为道路包边的南北向立石带；东南有一水池，池底池壁铺有整齐的大块鹅卵石。这些都表明，水井应该有配套的井亭、水池、小路等设施。这些水井在城内分散分布，间隔150至250米，可能是一个城市单元的标识性要素，为探索西周城市分区、闾里制度提供了线索。

新发现的成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是迄今西周封国中面积最大、最完整的，完善了琉璃河遗址的城内布局结构，也为研究西周封国都城的城内构成提供了关键材料。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中国周代城市格局整齐，近似于方形或长方形，以宫为中心形成分区结构营建聚集封闭型城邑。琉璃河作为西周诸侯国都城和燕国始封地，宫殿区居中并成为全城的核心的设计，同样符合这一原则。

琉璃河遗址新发现带墓道大型墓葬，数量仅次于周公庙陵坡墓地和晋侯墓地，推测为燕侯家族墓地。大型墓葬的形制和排列方式与其他西周封国墓葬一致，表明遵循固定礼制下的葬制与葬俗。

而青铜器克盉和克罍上的铭文“王曰太保……令克侯于匽……”，证明了琉璃河燕国都城的出现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政治行为，标志着北京地区出现了以周王朝为代表的新的政治势力和文化面貌，成为中国古代分封制这一政治制度的直接物证。作册奂器上的“太保墉燕”铭文又实证了周初三公之一的太保召公奭亲自来到燕地，并在此建都，证明了燕国与中原的密切联系，彰显了燕国在西周早期的重要地位。

多元的文化

琉璃河遗址体现了以周文化为基底的地方特色文化，特别是在墓葬内涵上，可以明确反映出周文化中以青铜器列鼎制度为代表的礼乐文明，这种分邦建土的行为是早期国家治理的体现。

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辐凑形成了琉璃河遗址多元汇聚的气象。陶器中的姬周文化、殷商文化和土著文化因素共存。西周中期小型平民墓地的部分墓葬在腰坑内或在填土中殉狗，有随葬动物左前腿的现象，这些都是典型的商文化因素。青铜器中的车马器、镂空剑鞘、镞头等具有北方草原民族风格，青铜簋等礼器具有中原地区的风格，镂空三角援戈、矛等具有峡江地区的风格，漆器、原始瓷等来自南方地区，人面形鍚等具有本地的文化风格。

琉璃河遗址城墙的建造方式、板瓦和墙皮等高等级建筑的构件、阶层分化的用玉制度、铸铜技术、甲骨凿刻和占卜技术等，无不与中原如出一辙。技术的背后，是思想观念的认同和被纳入统一治理体系的深层次秩序。《史记·周本纪》记载，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于是封功臣谋士……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依次受封。”这段文字表明燕国已融入中原文明的治理体系中。

正如北京联合大学校长雷兴山在“十大”结果公布时的点评：琉璃河考古，可以作为西周封国考古的一个典范。这个遗址是目前发掘时间最长、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周封国遗址。作为周初三公之一的召公所封之燕国，是西周分封制度最有力的见证。（作者系首都博物馆馆长、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郭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