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后，一年多换了四位市委书记，包括一元帅一大将一上将

1949年4月23日，红旗插上南京总统府，千年古都迎来新生。硝烟尚未散尽，百废待兴的古城已站在历史转折点上。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被毛泽东称为“虎踞龙盘”的军政要地，在解放后的400多天里竟四易其主——从开国元帅到政工名将，从野战军统帅到治理专家，四位书记如接力般登上金陵城头。

他们的频繁更替背后，暗藏怎样的时代风云？而这座饱经沧桑的古城，又是如何在权力更迭中重获新生？

01 刘伯承：元帅坐镇，月余西征

渡江战役的炮火刚停，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便以南京市首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身份入主总统府。这位被誉为“军神”的开国元帅，此时肩负着双重使命：既要稳定刚解放的国都秩序，又要筹划向大西南的千里奔袭。

在短短35天的任期内，刘伯承以雷霆手段展开城市接管。他亲自签发的《入城守则》命令部队不得擅入民宅，连借用桌椅都需登记6。当国民党遗留的30万失业人口如潮水般涌来时，他迅速建立收容站，仅四个月就安置12万人，其中2万旧职员被留用，2万青年被送入学校。

然而战鼓催征。1949年6月9日，当南京街头的庆祝标语尚未褪色，刘伯承已奉命率部西进。临行前他向华东局推荐：“南京需要熟悉江南的干部。”这句话为后来粟裕的接任埋下伏笔。

02 粟裕：战神治乱，百日攻坚

接替刘伯承的是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这位淮海战役的指挥者虽无元帅衔，却被毛泽东称为“最会打仗的人”。他上任首日便遭遇敌机轰炸电厂，却在硝烟中喊出“不停电就是保民生”的誓言。

粟裕的办公桌上总摊着三份名册：特务潜伏名单、工厂复工清单、技术人员登记表。他亲自部署反特行动，破获“首都警察厅”等敌特组织；同时推动永利铔厂、江南汽车公司等企业复工，让这座消费型城市首次响起机器轰鸣。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地将2万国民党旧警察改编为治安队，既解决失业问题又维持了社会秩序。

但1950年初，当台湾战役的筹划提上日程，粟裕不得不将市政移交给副手唐亮，转身投入新的战场。

03 唐亮：政工名将，过渡砥柱

作为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在粟裕时期已是实际操盘者。这位被陈毅赞为“政工圣手”的上将，在1949年6月就以市委副书记身份主持日常工作。1950年5月正式接任书记时，他面临更艰巨的任务：化解“工资危机”。

当时旧职员因待遇问题集体请愿，邮电职工甚至围堵军代表。唐亮在档案中沉痛批示：“我们带着土改情绪看待旧人员，异常冷淡”。他立即推行工资改革，将供给制转为薪金制，连黄包车夫都领到生活补贴。一位老邮差在回忆录里写道：“唐政委把小米折算成工资，我家第一次吃上了白面”。

然而这位过渡书记同样未能久留。朝鲜战争爆发后，唐亮被急调华东军区组建政工系统，主政南京仅七个月。

04 柯庆施：治城专家，奠基新南京

1950年12月，当第四任书记柯庆施接过印信时，南京已从混乱中苏醒。这位石家庄首任市长深谙城市治理之道，三年前他让“死城”石家庄重焕生机的故事，早已传遍党内。

柯庆施的治理从解决“城市痼疾”切入：他关闭妓院改建工人宿舍，将鸦片烟馆改造为扫盲学堂；更以“发展生产城市”为目标，在城北荒地上建起机床厂新园区。尤为难得的是，他延续了刘伯承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当中央要求精简机构时，他力排众议保留金陵大学建筑系，这支队伍后来设计了长江大桥桥头堡。

历史证明这次交接终告稳定。柯庆施在南京深耕五年，从副市长、市长直至市委书记，后来更主政江苏全省。1952年他离任时，南京工业产值比解放初增长三倍，这座古城终于完成从消费都市到生产重镇的蜕变。

南京解放初期的市委档案里，四任书记的交接记录仅用薄薄七页纸。刘伯承的西征令、粟裕的剿匪报告、唐亮的工资改革方案、柯庆施的市政蓝图——这些泛黄文档背后，是共和国黎明时分的人事更迭与城市重生。

当1953年南京升起第一缕工业烟云，人们或许已淡忘了四百天里的四次权力交接，但历史记得：正是这些匆匆过客的接力奔跑，为六朝古都踏出了新生之路。

【参考资料】：《南京市志·政权卷》（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粟裕传》（当代中国出版社）；《柯庆施传》（中共党史出版社）；《南京解放史》（中共党史出版社）；《城市接管与社会改造：江苏卷》（江苏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