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大”召开，毛主席无比重视，却阴差阳错缺席，原因可笑又可叹

老覃在昨天发布了《毛主席在建党之初大显身手，两员得力干将突然被害，一时悲愤莫名》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的是，“一大”结束后，毛主席回到湖南，在工人和学生中大力发展党员，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

一开始，诸事顺利，各项工作开展得有条不紊。

1921年10月，湖南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主席担任书记，负责全省的党务工作。

随后，他还先后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等职，从而大显身手，积极组织和领导粤汉铁路工人、安源路矿工人、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工人发起工人运动，使湖南的工人运动迅速走向了高潮，成为了全国工人运动的楷模。

来往毛主席住处——清水塘22号的我党要人也越来越多。

时间是不知不觉地来了到1922年7月。

陈独秀以自己未能参加“一大”深以为憾，已经决定了在这一年的7月召开“二大”，讨论和明确党的政治主张，制定今后的行动方针。

陈独秀人在广州，大家都主张在广州召开这个会议。

共产国际代表也主张在广州召开这个会议。

陈独秀踌躇再三，始终觉得“广州风云变幻，是个是非之地”，为了安全起见，决定还是在老地方——李达上海的家里召开这个会议。

老覃在上周发布的《“一大”结束，毛主席兴冲冲地邀请“最好的朋友”入党，惨遭拒绝》一文中说了，“一大”是在李达上海的家里——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召开的。

但是，时隔一年，李达原先的房子已经退租，转租了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的房子。

实际上，它和原来的房子仅隔两公里左右。

相对来说，新租的房子所处的位置比原来的房子更有安全感——它的后门，正对着我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万一出现突发情况，与会人员撤离和疏散都有了地理上的保障。

所以，“二大”的会址就决定选在这儿了。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小的变动，致使毛主席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毛主席当时作为湖南党组织的书记，且在一年来的工作成就乃是有目共睹，他是完全有资格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的。

事实上，他也已经收到了到上海开会的通知。

他对这次开会，无比重视，提前了几天却向前往上海。

谁也没有想到，到了上海，他找不到那张详细记下了开会地址的小纸条！

而且，也联系不上一个相关同志。

最终，他只能是懊恼万分地返回了长沙。

他不知道的是，当他在上海焦急万分地想找到一个与此会议相关的同志时，陈独秀正在“二大”会议上领导众代表通过了我党第一个党章，规定“凡党员泄露本党秘密者，该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开除之”。

正是这一保密纪律和制度使得“二大”保密工作异常严谨。

毛主席因此无迹可寻。

话说回来，毛主席虽然缺席了“二大”，但并未影响到他此后的工作。

从“一大”至“六大”，他还是四次被推选为大会代表。

次数之多，在党内名列前茅。

其中的“六大”，是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的。

召开时间为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

这个时间点，正是毛主席在井冈山开展武装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

毛主席当然也未能出席这个会议。

“六大”代表在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时，形成了一个文件：《中共历次大会代表和党员数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

毛主席的巨大威望，使得代表们的记忆集体出错，把毛主席的名字记录在出席了党的“二大”的代表名单中。

在中共“七大”上，毛主席明确提到自己未能参加“二大”，他说：“有些同志未能当选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听，很着急，其实这没什么，就拿我来说，我是‘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逢双的大会我都没有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