驼铃声中，听西夏丝路传奇

西夏陵博物馆一角。

西夏陵遗址1号陵。

贺兰山麓的风拂过千年帝陵，2025年西夏陵申遗成功的消息，让西夏这段隐没在岁月尘烟中的珍贵历史为世界瞩目。曾经，它被视为历史上古代丝绸之路的“阻断者”，但随着西夏学研究深入及考古发现，彻底颠覆了这一判断。西夏不仅未阻断古代丝路，反而凭借其务实策略，编织起庞大的贸易网络，成为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

史籍与文物的有力印证

长期以来，西夏王朝被视为丝绸之路的“阻断者”。然而，随着西夏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重要文献的释读，这一认知被彻底颠覆。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这部法典，清晰地载有当时的西夏与大食（阿拉伯帝国）、西州回鹘（高昌）友好往来的法律条文。北方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院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院长杨蕤说，从汉文文献看，仍有一些丝路商旅途经西夏境内抵达中原，因此不能说西夏兴起导致陆上丝路断绝。但从史籍反映的“诸蕃朝贡”次数看，西夏崛起前后，的确是丝路贸易史上一个重要分水岭。“问题的核心不在西夏占据的地理位置，而在政治关系的阴晴圆缺。”和平时期，商旅往来如过江之鲫。战端一开，双方严控边关，贸易自然受阻。西夏文献同样规定战时严查出入境。可见，古代丝路的“通”与“断”，实为当时地缘政治的晴雨表。

更显著的变化是丝路主角的易位。主宰丝路的粟特商人淡出，回鹘人强势崛起。《天盛律令》中专为回鹘、大食商人设立优惠条款；大量回鹘商人甚至迁居北宋的秦陇地区，带来异域文化——开封兴慈塔北宋伎乐砖上，龟兹乐工手执羯鼓、曲项琵琶的形象，正是其生动注脚。丝路不仅未断，其内涵已悄然嬗变。

西北陆上丝路的关键枢纽

“西夏不仅未阻断丝绸之路，其王陵所在的兴庆府（今银川）及河西走廊，更是10~13世纪西北陆上丝路的关键枢纽，其经营展现出高度的务实性与系统性。”宁夏大学教授、西夏学研究院院长彭向前说，西夏不仅充分利用河西走廊主干道，更重振了穿越居延绿洲的“居延路”。黑水城出土的多语种文献、文物及高油坊古城的贸易遗存，实证此路仍是连通西域与辽、金的重要通道。

黑水城是西夏“黑水镇燕军司”的治所，20世纪初遭西方“探险家”劫掠，出土文书竟涵盖汉文、西夏文、藏文、回鹘文、波斯文等数十种语言，数量逾8000件。一份西夏文卖地契更证实城郊有回鹘民众聚居。多民族文书与居民的存在，清晰指向黑水城作为居延路核心驿站的繁华。

高油坊古城位于内蒙古临河，规模远超黑水城。考古学家在此收获惊人：东门内成堆锈蚀的西夏“乾祐通宝”铁钱；古城东北角埋藏的总重27公斤的金银器——金佛、莲花金盏、凤凰纹金碗……奢华器物无言诉说着这里绝非单纯军营，而是兼具贸易功能的繁华边城。连同附近的宿亥、狼山口等西夏古城遗址，它们如珍珠串联，勾勒出居延路贯穿大漠、连接东西的动脉。

西夏丝路贸易的三个重要阶段

西夏对丝路的经营，证明了即使在分裂时代，地处要冲的国家也能通过灵活外交、交通建设和商业政策成为东西桥梁。其兴衰历程，为我们理解古代陆上丝路的韧性，以及多元文明交流的复杂性，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历史样本。

彭向前将西夏丝路贸易划分为三个重要阶段，首先是宋辽矛盾制约下的丝路贸易，接下来为宋夏矛盾下的丝路贸易，最后是夏金矛盾下的丝路贸易。

“十世纪的中国，北宋与辽国双雄并立，西北地区的回鹘分裂、吐蕃衰弱，党项族则在辽国的支持下悄然崛起。”他说，此时的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通道，一是北方的“草原路”直通辽国，南方的“河西路”经灵州（今宁夏境内）进入北宋。

然而，随着党项首领李继迁叛宋附辽并攻占灵州，河西走廊的咽喉被扼住。“多有贡使为西夏所劫掠”，北宋史书记载了西域使团频繁遭劫的困境。面对西夏的威胁，西域商队被迫舍弃传统的河西走廊，转向沉寂已久的“青海道”——从甘州（今张掖）东行，翻越祁连山进入吐蕃地区，再曲折东南行至秦州（今天水），最终抵达北宋汴梁。

北宋朝廷对西夏的经济封锁更是雪上加霜。1022年，西夏首领赵德明请求让西域使节改道西夏境内，企图重获贸易控制权，却遭到北宋断然拒绝。“乾兴初，赵德明请道其国中，不许。”彭向前分析道，“北宋不答应赵德明的请求，显然是为了垄断国际贸易，从经济上打击西夏。”这种严密封锁，成为德明及其子元昊日后全力向西扩张、夺取河西走廊的重要动因。

宋夏战火下的丝路贸易

经过三十余年征战，元昊最终完成了对河西走廊的全面占领。这片连接东西的通道，似乎预示西夏将在丝路贸易中大展宏图。然而，现实远比理想骨感。

“元昊称帝后，宋夏之间的矛盾便超过宋辽矛盾成为制约西北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矛盾。”彭向前说，尽管西夏与邻近的西州回鹘（高昌）建立了“友好、密切的政治关系和正常、互惠的贸易渠道”，但受制于宋夏之间持续的紧张与战争，其丝路枢纽的作用远未充分发挥。

喀喇汗王朝（黑汗王朝）的遭遇是明证。这个位于中亚的强国与西夏关系敌对，其使团和商队只能避开河西走廊，绕行北方的草原路或南方的青海道。即使绕行，危险仍未消除。史料记载，元祐七年（1092年），一支喀喇汗使团在青海道仍遭西夏军队劫掠，以至于其使者布尔济勒克·伊宾·密降不得不向宋朝控诉并请求支援。当北宋神宗时期对西夏发动反攻时，喀喇汗王朝甚至多次配合宋军进攻西夏，一度占领瓜州、沙州等地。

“这一时期，西夏在丝路贸易上所起的作用，因有西州回鹘的帮助、合作而表现出来，但受宋夏矛盾的支配，这种作用还很有限。”彭向前总结道。三条通道（河西路、青海道、草原路）的并存本身，就说明了西夏控制下的河西走廊并非唯一或最优选择。青海道上的青唐城（今西宁）因商贾云集而异常繁华，“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卖，以故富强”。北宋文人张舜民笔下青唐城的珍宝堆积如山，以及喀喇汗诗歌中对契丹（辽）商队的盛赞，都反衬出河西路在宋夏战火下的相对衰落。

迎来丝路上的高光时刻

金国的铁骑踏碎辽与北宋，彻底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格局，也为西夏丝路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金朝以中都为中心，取代北宋而成为西北民族关系新的核心，夏金矛盾成为西北民族关系发展的主线。”彭向前分析道。虽然夏金关系不如昔日的辽夏紧密，但总体稳定，“以君臣的名义和好相处达八九十年”。与此同时，辽国贵族耶律大石西迁建立西辽，统一了中亚的西州回鹘和喀喇汗王朝，带来了西域地区的相对安定。

外部环境的巨变，使得西夏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丝路高光时刻。“西北民族关系一时缓和下来，西夏在金与西域之间的桥梁作用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彭向前指出。青海道的兴盛依赖于河西走廊的不畅，草原路的状况也仅能从西夏后期黑水城（哈拉浩特）的驿站遗迹间接推测其通行。地理条件最优越的河西走廊，终于无可争议地成为沟通东西的主干道。

西夏仁宗天盛年间（1149~1169年）颁行的《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我们提供了贸易繁荣的珍贵证据。这部法典特别优待来自“大食、西州国”的使者和商人。此外，这部法典中的“大食”一词范围广泛，已涵盖喀喇汗王朝。这与灵武西夏遗址出土的那枚喀喇汗王朝钱币（约1158年）完美印证，确凿证明了夏金对峙时期喀喇汗王朝与西夏在河西走廊上的直接商业往来。

主动编织贸易网络

在诸强环伺的夹缝中，西夏王朝以务实策略维系着丝绸之路的命脉。彭向前指出：“西夏对丝路的经营绝非被动据守，而是主动编织贸易网络，这是其生存的关键智慧。”

驿路开拓彰显战略眼光。西夏不仅掌控河西走廊，更重振居延路，这条穿越沙漠绿洲的通道，成为西域连接辽、金的捷径。更具开创性的是与辽共筑的“直路”，从兴庆府（今银川）直抵辽上京，十二座驿站直线贯通鄂尔多斯高原。“这条驿道首次衔接东西与南北干线，奠定了后世‘河西—燕京’贸易网的基础。”彭向前说。

此外，西夏怀柔远商的政策更显灵活。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西夏给予回鹘、大食商人特殊优待，允许购买驮畜、粮食甚至战略物资，违法处罚也轻于他人。优待政策成功将商旅吸引回河西走廊。而对沙州回鹘，西夏推行羁縻政策，莫高窟中回鹘可汗供养像正是包容的见证。

官商主导的模式则保障利益归国。国家垄断贸易，边境监军司兼管商旅抽税。针对学界“重税”质疑，彭向前解释：“十税一实为当时国际通例，且商人通过行贿税吏、以次充好降低实缴。”

然而，其繁荣始终困于时代枷锁。当西夏中转西域珍宝获利丰厚时，金世宗警觉道：“夏国以珠玉易我丝帛，是以无用易我有用也！”随即关闭关键榷场。经济矛盾最终引发战争，暴露依附性经济的脆弱。

经济文化交往的中转站

西夏陵的申遗成功，不仅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认可，更是对丝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在当今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丝路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辽宋夏金政权并立的特殊历史阶段，西夏的文明实践超越了军事对峙的局限，为后来元朝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关键基础。其核心贡献在于构建了一条稳固的文明通道，并在制度层面进行了深刻的多元整合探索。

“西夏雄踞河西走廊，扼守东西交通咽喉。这一独特的枢纽地位，使其在宋辽金等政权东西阻隔的格局下，成为维系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往来的核心中转站。”彭向前说，西夏不仅保障了丝绸之路的有限畅通，更将中原的礼乐典章、生产技术源源不断输向西北，同时吸纳西域文明养分。这种双向流动，有效防止了因政治分裂而可能出现的文化断层，为中华文明在更广阔地域的延续注入了活力。

置身西夏陵遗址，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历史的真相与细微。西夏，通过积极主动的文化交融，创造出独特的文明形态。其历史上贸易政策展现的开放智慧、文化认同构建体现的政治智慧等等，都为当今的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历史镜鉴。

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李尚

本文图片均由银川西夏陵区管理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