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历史中，“里斯本丸”号事件是一段彰显日本暴行的罪证。当时，日军严重违反了日内瓦国际公约的规定，没有在船上悬挂战俘的标志，把民用货船伪造为军用舰。

这样，当“里斯本丸”号航行在浙江东极岛的海域，自然遭到被美军潜水艇“鲈鱼号”（USS Grouper）鱼雷攻击沉没的命运。

在船沉没大海的时刻，日军没有组织救援，反而封锁舱门，朝水中的英军战俘开枪，843名战俘葬身大海。幸存的战俘漂流到东极岛的海域，被当地渔民冒死救起……

可以看到，这不是偶然的悲剧，却是一场日军精心策划的阴谋。日本为什么不在“里斯本丸号”悬挂战俘船的标志，绝不是偶然的忽略，背后有着许多不可告人的阴谋，更是以战俘生命为筹码一场豪赌。

《日内瓦公约》的规定

在1929年《日内瓦公约》第4条白纸黑字明确规定：

“运送战俘的船只，必须清晰悬挂红十字标志，或者其他国际公认通用的战俘标识，以确保其免受攻击。”

这一规定主要目的，乃是国际社会对生命的尊重，对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守护。但“里斯本丸”事件中，日军的行径却彻底践踏了日内瓦公约这一规定，乃赤裸裸的违法行为。

事后，面对战俘死亡，日方辩称“救援能力有限”，但没悬挂战俘船标志的故意行为，是多方证实的。

如证据1：“里斯本丸号”幸存的英军战俘肯·霍伊（Ken Hoey）在回忆录《里斯本丸的幸存者》中，是这么写道：

“日军用帆布遮盖舱口，禁止我们上甲板，船身没有任何战俘标识。他们知道美军潜艇在附近，却故意隐藏我们的存在。”

如证据2：英国战俘埃里克·希克斯（Eric Hicks）在回忆录《沉没的希望》（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 1995）中痛陈：

“当时我们被锁在货舱，船体都是光秃秃的，连一面红十字旗都没有。日军明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他们赌的就是盟军会误击！”

证据3：发射鱼雷的美军潜水艇也可以做证，当时“鲈鱼号”艇长艾德·斯普鲁恩斯（Ed Spruance）在作战日志中称：

“目标无任何特殊标识，符合日军军用运输船特征。”

证据4：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UK）保存的日军战俘运输记录（档案编号WO 235/1102）显示，日本陆军和海军曾多次下令：

“战俘运输船不得悬挂红十字旗，航线信息严格保密，以防止敌方或国际组织追踪。”

可以看到，不挂战俘标志，这些都是日本军部大本营的统一命令，乃是系统性、整体性的违法行为，不是个别船长或者某个日军军官一时失误。

现在，分析日军为什么不在“里斯本丸号”挂战俘船的标志，乃是以战俘生命赌上战局胜利的阴谋，险恶用心有这些：

一 掩盖“强制劳工”计划，逃避国际监督

1929年的《日内瓦国际公约》，乃是国际人道法的重要基石，要求必需保障战俘的生命与尊严，战俘的居住和饮水条件必需符合基本的人道标准等。

日本原本就是一个资源贫瘠的岛国，发动战争是为了扩充领土和获取资源。但战争的扩大，耗费了日本的资源和国力，在二战必然要采取“以战养战”的策略。

于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伴随着日军在东南亚一带势力的扩张，日本军部就制定了“南方特别劳务者”计划，就是把亚洲占领区和盟军的平民和战俘，都强制运输到日本本土、伪满洲国（中国东北）和朝鲜等地的矿山、码头和军工厂，从事高强度的劳动，以补充由于战争造成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维持日本战争机器的运转。

日本方面也知道，根据1929年《日内瓦公约》，如果挂上战俘船标志，必须接受国际红十字会（ICRC）的监督，国际观察员就要求登船检查。这样一来，日军强迫战俘劳动、虐待甚至屠杀罪行将会曝光！

所以，日军在“里斯本丸”号及类似运输船上，刻意不悬挂任何战俘标志，就是确保奴役战俘的计划不受国际社会干预，逃避国际社会的谴责，以及人道主义的审查！同时也避免英国的盟友——美国海军的营救和干涉。

不止是里斯本丸号，日军在装载战俘的船上，不悬挂战俘的标志，有很多例子可以证实，如1944年9月18日，日军的顺阳丸改造为运送盟军战俘和爪哇劳工的运输船，由于战俘在船上生活环境恶劣，也被称为“地狱船”。

日军在顺阳丸也不悬挂战俘的标志，导致航行在苏门答腊岛西南海域，遭英国潜艇“贸易风号”鱼雷攻击沉没，超过5600人遇难，乃是二战期间单船死亡人数最多的海难事件之一。

所以，这一切如东京审判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所言：

“日军不挂战俘旗，不是因为疏忽，而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战俘的死活。”

这一切都看到日本军国主义为了战争机器的运转，使战俘的生命为草芥，残忍无比！

二 利用战俘船做“军事诱饵”

除了强制战俘当劳工外，日军还利用战俘穿做诱饵。日军在中途岛海战失败之后，太平洋战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海上石油等军事物资运输都要受到美军潜艇的严重威胁。为了掩护重要的军舰和物资船，日本就打算把货船运输船伪装为军舰，借此为“诱饵”吸引美军的攻击和注意，为重要的军舰和船只运输军需物资争取空间。

如二战美国战略轰炸调查报告（USSBS, 1946）披露：

日军在1942-1943年将战俘船编入军用船队，故意混淆目标。“里斯本丸”被编入“第76船团”，与运兵船、弹药船混编航行。

当时，日军在“里斯本丸号”一类的货船，不悬挂任何战俘船的标志，在船首、船尾甲板上分别加装一门火炮，以及持枪日军在甲板的频繁巡逻，伪装在军用舰，不仅可以运输战俘和物资，也可以在必要时候当作武装船只做防御和攻击，护送其他重要军事物资船只，如邮轮、弹药船和军舰的运行。

只可惜的是，在货船改造为军用船的过程中，战俘都沦为“人肉护盾”和炮灰，目的就是保护日军海上运输的真正资产。

可以证明，二战日军把类似于“里斯本丸号”的货船改为军用舰，不仅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更是流露了日军为了军国主义机器的运转，对战俘生命的极其冷漠，把战俘生命当作可以消耗的战争资源。

三 残忍的赌博

1 嫁祸于人

日军把货船改为军用舰，也是进行一场战局上的赌博。这一场赌博的残酷逻辑在于，日军把战俘当作可以消耗的战略筹码。如“里斯本丸号”沉没之后，面对战俘死亡的事实，日本新闻媒体和外交部的宣传机器，就开始大张旗鼓做虚伪的宣传，宣称英美盟军互相屠杀战俘，嫁祸于人，却掩饰和绝口不提自己的违法，占据了道德优势。

盟军就在日军虚伪的道德伪装下，陷入了道德困境，在海上攻击日本军舰的行动就被阻碍，日本偷运战俘和军事物资的计划可以得逞！

于是，就是日军嫁祸于人的歹毒做法，“里斯本丸” 号被击中后，日军对战俘都是见死不救，反而将战俘都关进底舱，把舱门封闭，用木板和防水布堵住，并捆上绳索，目的活活溺死战俘。

但当战俘出于求生欲望，用力撞破舱门，冲上甲板时，日军又悍然开枪射杀。目的是让美军主动承担战俘死亡的责任，转移自己的暴行。或者令战俘死掉，令暴行死无对证！

风险赌博

历史学者托尼·班纳姆（Tony Banham）在著作《里斯本丸：被遗忘的战争悲剧》中，经过查阅英美日三方档案后，指出这是日军利用战俘船进行的一场风险赌博：

“日军计算过风险：盟军潜艇攻击无标识船只的概率仅30%，但若挂标志，船只被规避率高达80%。他们赌的是——误击后的舆论损失，远小于海上军需物资后勤线崩溃的代价。”

需要指出是，“规避率”指潜艇主动不采取攻击的概率。在这里，班纳姆提到的“80%规避率”，就是如果日军悬挂战俘船的标志，美军潜艇出于遵守国际法，80%的概率会选择放弃攻击。

因此，日军参谋部经过情报分析，总结如果船只挂上战俘标志，船只80%概率会安全通过，但暴露海上运输航线，盟军可能追踪并封锁后续运输。不挂旗，仅仅有30%的概率会被攻击，能达到混淆目标性质，掩护其他重要军需物资船只的运行。

根据这些分析，可以想出日军为什么不喜欢悬挂战俘船的标志，因为战俘船沉没承受的“舆论代价”（国际谴责）乃远远小于后勤线崩溃，如失去军需战争物资的“军事代价”。

对战俘生命的漠视

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看来，被俘是可耻的，宁愿切腹自杀也不愿被俘。因此，占领地战俘的生命，自然就不受日军重视，战俘的生命自然是草芥。尤其在日本太平洋战场失利的情况下，日军认为战俘生命可以牺牲，但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绝不能断供，自然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机器的运转，可以任意虐待和屠杀战俘。

利用国际法的灰色地带

日军不悬挂战俘船的标志，也是利用了国际法的“灰色地带”，日本1929年虽然签署了《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但在国会未获通过。因此，被日军俘虏的人员不受日内瓦公约保护，本来没法律效力，这也为日军违反人道主义精神有了依据。

但日军虽然精于算计，但这一赌博却加速了军国主义的灭亡。当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占据主动权之后，加强情报工作，开始怀疑无标识船可能是战俘船，攻击变为更加谨慎。再加上幸存者的证词，使得日军暴行的真相被败露。

更为重要，日军一系列战俘船虐待盟军战友，也彻底激怒了盟军。如前面讲述，1944年顺阳丸“地狱船”的事件中，超过5600人遇难，令盟军也意识到“以毒攻毒”，强化对日作战的决心，自然也酝酿了日本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宣告无条件投降的命运。

结语：

所以，“里斯本丸”号事件日军不悬挂战俘穿的标志，乃是为了达到侵略目的，不择手段，以“人命换战局”的丑陋嘴脸。我们应该牢记历史，吸取教训，警惕任何企图破坏和平、违反国际规则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