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吴石给白团做翻译，背后隐藏的罪恶历史，国人知道的不多

《沉默的荣耀》中披露了蒋介石一段隐藏很深的罪恶历史——为了反共，打内战，在国民党大溃败之时，他居然勾结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日本战犯，启用“白团”这个“挂羊头卖狗肉”的邪恶组织，在台湾帮他训练军队，制定反攻大陆的作战计划。有朋友说，这是蒋介石是为“民族罪人”，必须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证之一，但是国人知道的太少了，作为历史博主，老黑有义务把这段历史拎出来，好好讲一讲。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台湾，面对军队士气低落，指挥系统崩溃的危机，蒋介石一方面害怕被颠覆，另一方面不甘心失败，贼心不死，于是病急乱投医，将阴沉的目光转向了曾在华作战的日本旧军人身上，认为他们的军事经验和反攻立场可资利用。

事实上，蒋介石从来就不是一个具有民族大义的国家领袖，为了反共，维系独裁统治，他是不惜践踏一切的。抗战胜利后，为了“借日制共”，抢占胜利果实，为打内战做准备，蒋介石在1945年9月下了一道命令，明确要求对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予以礼遇，勿加侮辱”。拜这道密令所赐，冈村宁次最终逃过历史审判。据史料记载，1949年2月4日，冈村宁次被汤恩伯用军用飞机从上海送往日本东京，全程由国民党宪兵护送，避开了中共领导的解放区与国际监督力量。抵达日本后，冈村宁次甚至收到了蒋介石赠送的“中正剑”，以示“感谢”。

1949年5月，对蒋介石“以德报怨”感恩戴德的冈村宁次，在东京秘密会见蒋介石的代表曹士澄，承诺“协助招募日本旧军人赴台，支持反共事业”。此后，冈村宁次直接参与“白团”的组建，推荐富田直亮、根本博等战犯赴台，成为“白团”的幕后推手。

“白团”因其团长、前日军少将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而得名，为了遮人耳目，赴台83名旧日军将校（另有一说是84人）当时都使用了中国人化名，比如说，副团长、前海军少将山本亲雄化名“帅本源”，副团长、前炮兵大佐本乡健化名“范健”，前华北方面军司令根本博化名“林保源”等等。

这里重点说一下富田直亮这个侵华战争中的刽子手。

富田直亮在二战期间历任日军第23军参谋副长、参谋长，直接参与对中国华南地区的侵略。1944年至1945年，他辅佐司令官田中久一在广东、广西等地推行“三光政策”，纵容部下屠杀平民、强奸妇女、释放毒气、掠夺资源。其部队在汕头等地设立“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性奴隶，并通过鸦片贸易牟取暴利，导致当地经济崩溃、民不聊生 。

1945年9月，富田直亮作为日军代表在广州、汕头签署投降书，但这并未改变其战犯本质。他在受降后秘密策划销毁罪证，并与国民党勾结，试图将部分日军武器弹药藏匿于华南山区，以备日后反攻之用。

日本投降后，富田直亮本应接受战犯审判，但蒋介石为利用其军事经验，通过驻日代表团武官曹士澄与冈村宁次达成秘密协议：国民党政府包庇冈村宁次圈定的战犯，使其获得无罪释放，以换取日本旧军人赴台协助“反共复国”。

富田直亮化名“白鸿亮”，有两层意思，以“白”抗“赤”，“亮”比诸葛亮之意。

“白团”成员持台湾保安司令部发放的假身份证赴台之后，待遇极高，他们住在台北“”偕行社”日式宿舍，由台湾当局提供女佣、厨师、专属医师等服务，月薪高达3万日元，为台湾公务员的15倍。

“白团”到台湾后，迅速帮蒋介石搞了个圆山军官训练团，蒋介石自任团长，彭孟缉任教育长。课程分为普通班（培训基层军官）和高级班（培训上校以上军官），内容包括日本陆军应用战术（强调灵活决策）、精神教育（武士道与反共思想）及三军联合演习。1950年6月的反登陆演习动用150架飞机，蒋介石率全体高级将领观摩，彻底扭转了孙立人等亲美派的态度。

圆山军官训练团办了两年，从1950年到1952年，因为“白团”在这两年里过于高调，引起美军顾问团施压，因此在1952年被迫转入地下，改称“实践学社”。这里后来成为国民党军官的“地下大学”，课程包括《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战术教育研究》等，国民党在台高级将领蒋纬国、郝柏村都是从“实践学社”出来的，当时台湾军中流行一句话——“非实践学社出身者不能晋升师长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老贼”冈村宁次一直在幕后支持“白团”，他在日本成立了“富士俱乐部”和“哲学研究会”，每周开会收集战史资料，定期送往台湾。冈村宁次的俱乐部和研究会，实际上就是“白团”的智库，累计向“白团”提供了7000余册图书和5000余份情报。

《沉默的荣耀》中有一个情节，“白团”来到台湾后，马不停蹄地就开始为蒋介石制定西南防御计划，吴石因为在日本留过学，日语说的极好，加之军事素养高，有“军中状元”之誉，因此被指定为“白团”翻译，实际上就是代表国民党军方与“白团”一起搞西南防御计划。

这一情节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1949年11月，正值解放战争末期，蒋介石为保住大陆最后的据点——西南地区（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挣扎，即“保卫大西南”计划。

“白团”团长白鸿亮（富田直亮）与成员林光（荒武国光），于1949年11月作为先遣人员飞抵重庆，在蒋介石的林园官邸参与了西南防务的筹划。

富田直亮在视察了罗广文兵团等前线部队后，于11月21日向蒋介石提交了书面作战构想。其核心是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张利用四川盆地的地形，在解放军尚未完全突入时发起主动进攻，并配合当地的民团武装，试图将战事引入持久阶段，为华中地区的宋希濂部队回防重庆争取时间。

尽管蒋介石对此计划赞誉有加，称其“对西部战线之敌情及地形判断甚为正确”，但战场形势已无法逆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等部采取“大迂回、大包围”战术，以迅猛的攻势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防线，“白团”的作战构想未来得及充分实施便告流产。11月底，在解放军逼近重庆的炮火声中，白鸿亮与林光奉命撤回台湾。

蒋介石用“白团”，并不是简单救急，从本质上讲，蒋介石是“崇日的”，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白团”在蒋介石那里，就是“幕后大军师”，继西南防御计划之后，这帮日本战犯为蒋介石相继又搞了很多具有变相侵略意味的作战计划。

1950年的“天马计划”，“白团”设计了一个所谓的“五步渗透法”，先由日籍教官培训特工，再通过香港、澳门潜入大陆，搜集情报，最后联络地方反动势力发动暴动。

1950年的“反登陆作战计划”，“白团”主导台湾首次三军联合实弹演习，模拟解放军登陆场景。富田直亮借鉴硫磺岛防御体系，在基隆、高雄等地修筑地下工事，并推行“焦土战术”，要求一旦失守即炸毁港口和基础设施。

1952年-1953年的“光计划”，在很多人眼中，就是军国主义侵略的延续。

这是“白团”成立后制定的首个全面反攻计划，由富田直亮主导，分为甲、乙两套方案——

甲案：主张以珠三角为突破口发动登陆战，计划投入60个师（含8个装甲师），4-6个月内占领华南地区。方案要求台湾在1958年前添购1650架战机，扩建29.8万吨海军舰艇，并组建由日本军官主导的“中日义勇军”，日军占10%。此计划完全模仿日军侵华战术，企图将战火再次引向中国大陆。

乙案：若美军参与，则先以1-2个月占领福建，再逐步推进。“白团”甚至建议将台湾青年与日军以9:1比例混编，排长以上军官由日军担任，妄图重建殖民式军队。

这个“光计划”，因为美军反对以及台湾军力不足，最终沦为“纸上谈兵”。但是“白团”为实施此计划，在台湾开展大规模军事动员，耗费台湾财政收入的3%-5%，加剧了民众负担。

1957-1961年，“白团”又相继提出了“武汉计划”和“昆仑计划”，企图进行敌后渗透与游击破坏。

武汉计划：以缅甸北部为基地，培训空降游击部队，试图在云南建立“反攻第一基地”，并与缅北国民党残军柳元麟部配合，逐步扩大至大陆腹地。该计划要求组建“滇缅反共救国军”，对云南实施袭扰和破坏。

昆仑计划：1958年在武汉计划基础上改进，细化为6个目标区，强调“收复云南全省为第二基地”。“白团”建议在缅北增建训练基地，强化情报搜集与游击战能力，并严格禁止贩毒，此前缅北残军依赖毒品交易维持经费。

为实施上述计划，“白团”成员直接参与缅北训练，向游击队传授日军“三光政策”经验。至1961年，共培训超过5000名游击队员，多次潜入云南实施爆炸、暗杀等恐怖活动，导致无辜平民伤亡。

到了1962年，“白团”又提出了“国光计划”，企图在冷战时期进行军事冒险。

“国光计划”，包含26项子计划，涵盖敌前登陆（如“光华计划”）、敌后特战（如“大勇计划”）、应援抗暴等五大类。其中，“光华作战”拟以金门、马祖为跳板，突袭福建沿海；“旭光作战”则计划空降伞兵至浙江、江西，配合地面部队分进合击。

在这一由蒋经国直接督导的计划中，富田直亮担任“国光作业室”高级顾问，主导制定了《反攻作战指导纲要》，要求部队“以武士道精神决一死战”。富田直亮还建议在台湾本岛修建地下指挥所，如衡山指挥所，储备足够3年的作战物资。

但是，在1962年大陆成功试爆原子弹的大背景下，国际形势对台更加不利，美国明确反对大规模军事行动，蒋介石被迫承认“反攻时机已失”，国光计划于1965年被迫终止。

美国人对蒋介石勾结日本战犯，启用“白团”一事，出于历史认知以及自身利益，从一开始就是厌恶、反对的。

1951年6月，美军顾问团团长蔡斯向蒋介石提交报告，强烈要求解除对日本军官的聘任，认为其存在削弱了美军在台影响力。蒋介石在日记中坦言，此事成为“近日思虑最痛迫切之事”。

1951年7月，美国学者拉摩尔在华盛顿公开抨击蒋介石招募日本旧军人的行为，称其“轻率且非理性”，使蒋在国际舆论上面临尴尬，被迫加强新闻封锁并否认“白团”的存在。

1954年，美台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后，美国进一步限制白团活动。

在持续的打压下，1963年，实践学社被迫关闭，白团仅剩5人组成“实践小组”，转入陆军指挥参谋大学工作，由蒋纬国直接联络。

1968年，“白团”正式解散，除富田直亮外其余成员全部撤离台湾。此举与美军逐步从越南撤军、台湾国际地位下降密切相关 。

1972年9月，中日签署《联合声明》，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合法政府，台日“断交”。“白团”作为台日秘密军事合作的象征，彻底失去存在基础。

1972年11月，“白团”前成员联名向蒋介石提交意见书，试图表明“共存共亡”的立场，但此时白团已名存实亡。

1979年，富田直亮返回日本休假时病逝，其骨灰一半葬在日本，一半葬在台北海明禅寺，他的死去标志着白团历史的最终终结 。

事实上，当蒋介石启用“白团”的丑闻刚被披露出来的时候，这位失败独裁者即遭到了各方舆论的尖锐批判。有进步刊物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行为，是忘记南京大屠杀的血泪，与日寇共谋内战，他完全违背了抗日战争中“驱逐倭寇、还我河山”的民族共识，让国民党政权彻底失去了“民族代表”的合法性基础——一个连曾侵略本国的战犯都能被启用，那他所喊出的“救国”口号，再不可能代表民心，最终只能沦为既可耻又可笑的空谈。

在当下的语境下，批判这一段历史，在老黑看来，更加具有警示意义。

蒋介石启用“白团”，不仅愚蠢，而且丑陋。

美军顾问就曾批评蒋介石：“他们教的是1930年的战术，而我们面对的是核时代的战争。”而蒋介石为一己之私，垂死挣扎，竟不惜以牺牲历史正义，彻底丧失抗日正统话语权为代价，来换取这无用且肮脏的援手，可见其失败独裁者的愚蠢到了何种程度。

“白团”制定的一系列计划，本质上就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延续。这些计划不仅践踏了国际法，更给两岸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正如日本战犯根本博在回忆录中所言：“我们在台湾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偿还天皇的恩情，却让无辜的中国人再次流血。” 历史不容忘却，“白团”的罪恶铁证警示后人：任何复活军国主义幽灵的企图，都将遭到全人类的唾弃。

老黑研读这段历史，还有一个强烈感受，蒋介石不仅是台湾的罪人，更是两岸关系的罪人。

蒋介石为供养白团，不仅支付高薪，还提供免费膳宿、医疗等福利。据估算，“白团”在台20年期间耗费的资金，相当于同期台湾财政收入的3%-5%。这些资源本应用于改善民生，却被用于支持战犯团体的侵略计划。

“白团”向国民党军队灌输“绝对服从”、“为领袖牺牲”等法西斯思想，与蒋经国推行的“政工制度”相结合，将军队打造成镇压异见的工具 。在1950-1960年代的“白色恐怖”期间，国民党以“匪谍”罪名逮捕超过14万人，其中1061人被处决。

“白团”协助建立“复兴省动员准备委员会”，强制台湾民众参与军事训练和后勤支援。这种体制将整个社会纳入战争轨道，严重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

“白团”成员在台期间享受超国民待遇，其驻地“石牌实践学校”禁止非日籍人员进入，形成“国中之国”。这种殖民特权的延续，加剧了台湾社会的不平等与对立。

“白团”的存在使台湾成为冷战初期东亚的“火药桶”，其制定的各种计划，多次引发台海危机，威胁地区安全。

“白团”通过军事教育宣扬“日台同文同种”、“大亚洲主义”种种邪恶观念，试图割裂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至1960年代，国民党军官中“亲日派”占比超过40%，成为后来“去中国化”与“媚日情结”的历史根源之一······

有人说，“白团”就是蒋政权“媚日”的一个最恶心象征。

老黑以为，须再加一条，“白团”就是将蒋介石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那根生着最多脏锈的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