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牺牲后，山西小伙反映舅舅不是叛徒，真凶躲藏12年后终落网

1959年夏天，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夜风有些凉。村口土路上，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人蹲在地头，小声议论着县里专案组进村的事。有人压低声音说：“这回啊，怕是真要把多年的糊涂账翻清了。”一句话，说得含糊，却戳在许多人的心口上。

这桩“糊涂账”，要追溯到1947年1月12日。那天，年仅15岁的刘胡兰在云周西村被敌人残忍杀害，同牺牲的还有村里几位骨干。烈士的故事很早就被广泛报道，但围绕“谁出卖了他们”这件事，村里悄悄流传了多年，亲属之间、乡里乡亲之间，始终有一根刺。

有意思的是，这根刺真正动摇，并不是从案发当年开始，而是从一部电影、一封信，再到一次持续多年的申诉说起。故事的线索，就落在一个从山西走出去、在湖南工作的年轻干部——陈德邻身上。

一、从电影银幕，到一封追问的信

1952年冬天，湖南永顺县的大礼堂里坐满了干部和群众，屏幕上放映的是电影《刘胡兰》。在台下，人群中有一位三十出头的中共县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他叫陈德邻，是文水县云周西村人，当年亲眼经历过刘胡兰牺牲前后的紧张岁月。

灯光一暗一亮，银幕上的剧情推进得很快，敌人的残暴、烈士的坚贞，都勾起了他的往事记忆。按照说法，他本不算容易动感情的人，但那天看着看着，心情却越来越沉。不是因为对烈士事迹陌生，而是因为影片中有一个明显影射的人物：叛徒的原型，被指向他三舅石三槐。

对亲眼见过那段日子的陈德邻来说，这就有些说不通了。在他的记忆里，三舅是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后推上铡刀的，明明也是死于敌手，怎么到了银幕和宣传材料中，竟成了“出卖刘胡兰的叛徒”？这中间的差别，不是小小的文字出入，而是一个人名誉生死、一个家庭几代人抬不起头的大事。

带着这种强烈不安，他并没有在放映厅里压下疑惑，而是主动写信给参与刘胡兰事迹创作的梁姓作者，直截了当地问了一句：“是谁告诉你石三槐是叛徒的？”语气不客气，却透着一种较真。

过了一段时间，对方回信，说出信息来源：“是你八叔和大舅母讲的。”这下事情变得更复杂。亲人亲口讲的，难道会有假？但亲身经历者记忆中的事实，又似乎完全对不上。

几年之后，1957年夏天，陈德邻已调任湖南吉首县，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回老家探亲的时候，他决定把这件事问个清楚。他找到八叔段占喜，当面对质：“你们凭什么说三舅是出卖刘胡兰的叛徒？”这不是闲聊，而像是一场迟到多年的“调查谈话”。

段占喜这才说出一个名字：石五则。他解释，早些年他之所以说过石三槐“有问题”，是因为石五则对他们这样讲过。原来，在刘胡兰牺牲后，有一批被抓的人幸存下来，段占喜就是其中之一。照他回忆，当时敌人一口气抓了包括他在内的八个人，本说要一并处死，后来却只杀了部分人，自己因为“有人说情”逃过一劫。

这个“说情人”，就是石五则。事后，石五则曾多次登门，对段占喜夫妇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好人坏人关键时候才见真，石三槐和你家有亲，却向敌人出卖你是陈德照的叔叔。”又说自己长期给八路军办事，担心迟早遭敌人报复，希望以后能跟着陈家兄弟上山“求个干脆”。

表面看，是为人打抱不平，替人开脱；细想之下，却隐约透着一股推诿与自辩的味道。更让人疑惑的是：如果说石三槐真是叛徒，为敌效力，敌人为何在血腥镇压中把他也一并杀掉？反而一个长期在村里做地下工作的人，却安然无恙地游走在敌人和群众之间？

随着回忆一点点拼接，陈德邻心里逐渐浮现出一个可怕的可能：真正叛变的，也许另有其人。

二、云周西村的背景与“谁在说谎”

要理解那段疑惑，得先看一眼当时云周西村的局势。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前后，这个晋中小村并不是普通乡村。这里先后建立起党支部、农会、妇救会，地下工作非常活跃，是文水县革命力量的一处重要据点。

陈家几兄弟，在村里也不是一般农户。二哥陈德照当时担任文水县人民政府二区区长，三哥陈德礼在武工队里打游击，自己则参加地下党工作。更关键的是，村里曾组织过一次严厉打击反动势力的行动——处决反动村长石佩环。刘胡兰就参与其中，这也让当地顽固势力对几个家庭恨之入骨。

战争形势变化很快。1946年，阎锡山在晋中地区发动所谓“水漫平川”战役，大批顽军扫荡各地，地下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基层干部和武工队员被迫撤往西山根据地，以保存力量。刘胡兰主动提出留下，理由很简单：自己年龄小，便于掩护群众、继续做工作。党组织权衡之后，批准了她的要求。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些人的立场开始发生摇晃。多年后形成的调查材料认为，石五则的变化，大致也是在这段时间暴露出来的。

有资料记载，石五则早在1939年前后便接触革命，成为云周西村最早的三名中共党员之一，担任农会秘书。起初表现还算积极，但随着时间推移，生活作风逐渐散漫，甚至与“段二寡妇”这样出身地主家庭的人走得非常近。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已经属于严重问题。

1946年夏天，区里给云周西村下达任务：为部队赶制二百双军鞋，由刘胡兰以妇救会主任的身份负责验收。村里大多数妇女按时完成任务，唯独段二寡妇缝制的鞋子质量严重不合格。刘胡兰将其全部打回，要求重做，还要多补五双，以示惩戒。这么做，既为部队负责，也是对地主阶层旧习惯的一种正面触动。

石五则却在这件事上公开为段二寡妇求情。刘胡兰认为这是原则问题，当众批评了他。后来，区党委对石五则作出严肃处理：开除党籍，撤销农会秘书职务。这个处分，在一个本地出身的早期党员心中，无疑是沉重打击。

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反思政治立场，而是渐渐积下怨气。这一点，在之后的走向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等到阎军大举压境，云周西村的党政骨干大多撤离山中时，石五则很快选择了投降，根据调查材料，他通过本地地主、在阎军部队担任特务的刘树旺牵线，结识了大象镇“奋斗复仇自卫队”队长吕德芳，随后开始大范围告密。

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后人“推断”，那还不足为据。但接下来发生的几件具体事实，让“谁在说谎”逐渐有了清晰轮廓。

三、1947年云周西村被捕与刘胡兰遇害的经过

时间线拉回到1947年1月。8日这天，阎锡山部72师师长艾子谦亲自指挥，调动驻大象镇的第215团部分兵力，加上吕德芳的“奋斗复仇队”，对云周西村发动突然袭击。行动中，敌人抓走了石五则、石三槐、石六儿、张生儿等几人。

据后来参与审理此案的司法材料记载，敌人把这些人押往大象镇，先审问石三槐、石六儿，拳打脚踢，刑讯惨烈。随后再提石五则、张生儿，却明显“温和”许多。这一差别，在当时就有人看在眼里。

四天之后，也就是1月12日清晨，敌人再次袭击云周西村，这一次的目标更加明确：抓捕刘胡兰以及村里几位与党组织联系紧密的骨干。当天被捕的，有刘胡兰、张年成、石世辉、刘树山、陈树荣等。两次被捕的人员被集中押往村口，要么拷问，要么示众。

多年后回忆当时情形时，陈德邻曾特别提到一个细节：那些被押回村子的人，大多身上血迹斑斑，麻绳勒得很紧，唯独石五则、张生儿两人，身上几乎看不出刑打痕迹，走路也颇为轻松。这种反差，在战时环境下，很难用“巧合”解释。

更关键的证据，则来自当事人的口供。1959年专案组重新调查时，已经成年的张生儿终于承认，当年他们被捕后，敌人确实对四人分不同程度审问。石三槐、石六儿挨打最狠，石五则则主动配合，把村里党组织情况和几位党员的身份、关系一股脑交代出来。至于自己，他辩称“主要是害怕”，虽然参与了，但没有亲自动手。

那天被押回云周西村时，敌人为了示威，让被捕者当众表态，甚至逼迫他们拿木棍去打其他同志。石五则毫不犹豫，先下手为强，把木棍抡向石三槐的后脑，用力之大，当场将人打晕。就在那之前，石三槐才刚刚喊出“我们的死……”三个字，还没说完，就被这一下生生打断。

这并非孤立的回忆。在大象镇被关押的日子里，石六儿曾短暂见到妹妹石玉贞。多年后，石玉贞回忆那次见面，只记得哥哥从牢房窗户里接过饭碗，匆匆说了一句：“我和三爷甚也没说，五爷甚也说了。”话还没落音，人就被敌人推开。晋中方言虽然简略，却含义清楚：他们没有出卖同志，真正说话的人是“五爷”——指的正是石五则。

证词之间相互印证，让“谁出卖了云周西村党组织”的问题逐步清晰。1947年1月12日，阎军在村口架起铡刀，刘胡兰和几位同志先后被押上去。围观群众多被勒令“动手”，许多人宁死不愿举刀。据最高人民法院后来核准的公诉材料记载，当场积极扶刀、配合敌人实施处决的，就是石五则和张生儿。他们先用木棍把几位同志打昏，再协助敌人一一铡杀。面对刘胡兰时，两人更是主动上前，手扶铡刀，执行了这场震惊全国的血案。

从那一刻起，云周西村的地面染红，刘胡兰等七名烈士倒下。而真正的罪魁祸首，却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竭力隐藏在“幸存者”的外衣之下。

四、战后多名凶犯伏法，却仍有人漏网

从大局看，1947年之后晋中战局很快逆转。解放军在随后的战役中接连取胜，文水县及周边地区不久陆续解放。许多参与迫害群众、屠杀革命者的顽固分子，被一一缉拿归案。

与刘胡兰遇害直接相关的一批人中，吕德芳、吕善卿等早在解放前后就被镇压。村民中充当打手的白占林、武金川、石喜玉、温乐德等人，也陆续被抓捕审判。1951年前后，另一些关键人物浮出水面，比如化名“许连长”的凶手许得胜，在祁县贾令镇落网后，供出了另一名罪犯——大胡子张全宝。

有意思的是，在相当长时间里，人们对“许得胜”和“张全宝”这两个名字还一度搞混。歌剧和早期作品中，有时把两人形象合并成一个典型“恶霸”，导致张全宝在解放后的某些场合，还敢跑去看演出，自以为“自己没被认出来”。直到案件进一步深挖，公安机关根据许得胜的供述，顺藤摸瓜，将躲在运城老家的张全宝抓获。1951年6月22日，张全宝与另一名凶手侯玉寅，在万泉县被依法执行死刑。

从司法档案来看，绝大多数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的直接凶犯，在1950年前后就已伏法，该判死刑的判死刑，情节稍轻的判处有期徒刑不等。对当时的群众而言，“正义已在很大程度上伸张”，这是普遍印象。

偏偏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个名字始终悬而未决，那就是石五则。

文水解放不久的1947年12月23日，地方政府曾经逮捕过他。但当时掌握的线索有限，证据链不完整，审查后以“无确凿证据证明其为叛徒”为由将其释放。那时的部队正集中兵力南下解放全国，对个别案件难以投入太多精力，这一点从后来许多地方的工作情况中都能见到。

而石五则本人，为了洗白自己，在村里悄悄散布了另一套说法。有村民记得，他曾对人说：“三槐把啥都同勾子军说了。”甚至还用“看他挨打太可怜，所以不得已敲了他一下”来解释当年那棍。话说得悲情，看上去像是在为别人“减刑”，实际却把“叛徒”两字往死者身上硬推。

长此以往，真相、谣言、误解纠缠在一起。那些亲历者，有的牺牲，有的流散；年轻一代则从零散的闲言碎语中拼故事。电影《刘胡兰》上映后，一些情节在民间被当作“铁证”，石三槐的家属更是深陷“叛徒家属”的标签中。这种标签一旦贴上，很难自辩。

在很多村庄，类似的“未说清楚的历史”，往往就这样模糊过去。但云周西村的这桩案子并没有被时间掩盖，关键原因就在于陈德邻的不断申诉。

五、远在湖南的申诉，引来省委副书记亲自过问

1958年左右，陈德邻已在湖南工作多年，但心里始终忘不了三舅被污蔑为叛徒这件事。他花时间梳理掌握的情况，从亲属口述、当年见闻，到战后零散的信息，整理成多份材料，分别寄往中共中央华北局、共青团中央、中共山西省委、榆次地委、文水县委、云周西乡党委等单位，还留了两份在自己和二哥陈德照手里，以免中途丢失。

这份材料写得不算华丽，却非常具体，既提到当年被捕时几人的状态差异，也记下石六儿临终前托妹妹转达的话。更关键的是，他点出石五则长期在村里散布“石三槐是叛徒”的说法，这与他本人当年的可疑行为结合在一起，显得格外刺眼。

榆次地委收到材料后，给出过书面回复，说“所反映情况很有价值，将严肃对待”。然而现实工作千头万绪，加之当年许多案件已经结案多年，真正着手调查的进度，一度比较缓慢。直到1959年，一位重量级领导人出现在云周西村，事情才出现明显转折。

1959年6月，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副省长的郑林专程来到云周西村，实地了解情况。了解到这桩涉及烈士名誉和叛徒追查的案件，竟迟迟没有系统调查，他当场严肃批评相关部门，用的话很刺耳：“石五则的叛徒嫌疑那么明显，远在湖南的陈德邻同志都坚持不懈，你们就在烈士身边，竟然不吭不哈，让叛徒逍遥法外，让烈士含冤九泉。”

这段表态，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很广。对许多普通农民来说，省委领导亲自下乡过问，已是一种明确态度：这件事必须认真查。

随着省委重视程度提高，专门的破案小组迅速成立，调查范围不仅限于云周西村，还延伸到曾经关押烈士的地点、大象镇周边村庄、当年部队驻地等。那些早年难以系统收集的口证、物证，被一点点补齐。

在调查过程中，曾被一度忽略的张生儿，再次被请来谈话。他在警方和专案组反复取证下，心理防线逐渐崩溃，承认自己在残杀刘胡兰等七名烈士过程中，确实扮演了帮凶角色。根据他的供述，加上其他证人证词与档案，对石五则的叛变行为，终于形成了完整、扎实的证据链。

六、专案组进村与石五则的供认

1959年9月初，陈德邻被正式调回文水县，住进刘胡兰烈士纪念馆，配合专案组核实案情。他的任务，一方面是提供细节，另一方面，也是作为烈士亲属代表参与见证。

同月，文水县公安局对几名嫌疑人采取拘捕措施，石五则、张生儿、石喜玉等人，同时被押进看守所。与张生儿很快崩溃、主动交代不同，石五则表现出极强的狡诈。他在审讯中大多保持沉默，即便偶尔开口，也死死咬住多年前“为减轻同志痛苦而敲了一棍”的说辞，坚决不承认告密叛变和主动杀人的事实。

对办案人员来说，这样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许多叛徒在解放后都试图用“被迫”“迫于形势”来开脱。然而，和早期相比，专案组手里已经握有大量证据：当年的行军记录、敌方档案中的零碎记载、村民的多方证言、刘胡兰烈士纪念馆里珍藏的文件，尤其是阎锡山部72师内部的命令文本，都为还原事情真相提供了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纪念馆中保存的一份1947年1月11日的指令尤其关键。那是72师师长艾子谦发给第215团1营的一份命令，里面明确写着要“去掉书生气，勿存妇人之仁”，要“速将冯德照、刘胡兰等扣获归案法办”。这份文件一方面证明刘胡兰在敌人眼中已经是“必须严惩”的重要目标，另一方面也印证了敌人对村内党组织结构掌握得非常具体，这背后显然离不开内部告密。

随着调查深入，拼图一块块对上。石喜玉在大量证据面前，也只得承认自己在当年押人、动手过程中承担了直接责任。针对他，法院后来判处死刑，理由明确：直接参与杀害刘胡兰等烈士，情节极其严重。

张生儿的情况，相对复杂。他既有参与殴打、协助押解等行为，也有因为恐惧被动听命的因素。1962年，法院综合考量其悔罪态度与参与程度，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刑罚虽重，却与其实际角色大致相符。

至于石五则，审讯持续时间很长。面对铁证如山，他的沉默越来越多，狡辩的余地越来越小。专案组一遍遍向他出示证词、对照档案，逐条拆解其辩解。到最后，他的拒不认罪已难以改变案件的定性。

1963年2月14日，文水县人民政府在云周西村召开公审大会，当众宣读对石五则的判决：以叛变投敌、积极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名烈士等罪行，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一天，许多久居他乡的村民特意赶回，亲眼见证这一刻。

七、迟来的昭雪与烈士名誉的完整

从1947年云周西村血案发生，到1963年石五则伏法，整整过去了十六年。如果只算战犯追捕、主要凶犯审理的时间，大部分工作其实早在1951年前后完成。真正拖在后面的，是关于“谁是叛徒、谁被冤枉”的一笔账。

对普通百姓来说，也许不太在意名字上的细微差别，反正“总有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但对于烈士亲属、曾经的地下党员、在血雨腥风中活下来的那批人，这一点却格外重要。因为在那种年代，党员身份不是简单称号，而是把命放在前面的一种担当。如果连谁忠诚、谁出卖都分不清，很多人的牺牲就会打上问号。

从这个角度看，陈德邻坚持多年的申诉，已不只是为三舅个人名誉伸冤，更是在要求历史给出一个清楚的交代。事实证明，他掌握的线索并不完整，很多细节只能由专案组进一步挖掘，但他那种“不放心就要问到底”的劲头，确实推动了案件重启。

在专案调查和司法审理中，刘胡兰烈士牺牲的背景也被更全面地梳理出来。那份由敌军师长亲自下达的文件，说明阎锡山部队早已注意到云周西村的革命活动，特别是刘胡兰在妇女工作、减租减息、动员工夫中的突出作用。一个15岁的农村姑娘，居然能让敌人下达“勿存妇人之仁”的命令，足以看出她在当地革命斗争中的影响力。

还有一个细节也颇说明问题。1947年2月6日，《晋绥日报》刊登了刘胡兰的事迹，不久之后，延安的《解放日报》也进行了报道。3月下旬，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中央机关转战途中，任弼时在路上向毛泽东汇报西北各地形势时，专门提到这个牺牲在文水小山村的少年女英雄。

据在场者回忆，当时毛泽东问了一句：“她是共产党员吗？”任弼时的回答是：“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才15岁。”这句“才15岁”，字数不多，却足够震撼。毛泽东深受触动，亲自为她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后来题词意外遗失，他又亲手重写，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情况。

从组织程序上看，当时刘胡兰还只是候补党员。直到194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正式作出决定，追认为中共正式党员。这一道程序上的“补课”，看似是对烈士政治身份的确认，实际也是对那一代无数无名青年的肯定：年龄不大，却承担起了超出常人的责任。

八、一个村庄的记忆与一段历史的定论

等到1963年公审结束，相关档案归档，刘胡兰等七名烈士惨案的侦破、审理工作，算是画上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句号。从司法文书来看，“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参与杀害烈士的案犯，无一漏网；从政治评价来看，叛徒与烈士的界限被重新厘清，谁该被记入耻辱柱，谁应在烈士碑上留下名字，都有了明确结论。

多年以后，云周西村的面貌不断改变，纪念馆修建、扩建，又修葺，多数当年的亲历者已经不在人世。不过在当地人的口口相传中，有几件事总会被放在一起讲：刘胡兰拒绝屈服、在铡刀前毫不退缩；村里几位同志在惨烈刑罚中守住秘密；以及那个躲藏多年、最终难逃法网的叛徒石五则。

就一段历史来看，云周西村只是晋中大地众多村庄之一，刘胡兰牺牲事件也只是解放战争无数血案中的一个缩影。但有些细节，的确让人难以忽略。比如，正是一个普通农家少女，在短短几年里，把减租减息、妇女动员、支前工作做得有声有色，让当地敌军头目不得不在正式命令中点名；又比如，正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工作的年轻干部，不肯接受“亲舅是叛徒”的说法，一封封信写出去，最终促成真相水落石出。

从结果看，这些努力未必能改变历史走向，却能让历史的记录更加准确，让后来人看清：在那个生死线频繁拉开的年代，有人挺身而出，也有人临阵叛变；有人被冤死，需要为其洗清污名，有人侥幸过关，终究难以逃脱法律和历史的双重审判。

云周西村纪念馆里那块写着“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碑，立在那里已经许多年。碑前的土路，曾铺满过群众的脚印，也见证了专案组来来往往的身影。对知道内情的老人而言，碑下不仅是一个15岁女孩的名字，也是一个村庄、一段时代，将忠诚与背叛分得清清楚楚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