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房价暴跌的回忆与深圳上海楼市波动重叠，日本失去三十年的警示仿佛一面镜子，中国经济站在相似路口却手握不同的地图。

“当时日本人也坚信，他们只有一个东京，东京掌握着教育、医疗、金融、就业等资源，所以东京房价不会跌。”多年后回顾日本经济史的作者西野智彦这样描述日本泡沫经济前的社会心理。这种自信与中国购房者对一线城市房价的期待如出一辙。

202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与人口负增长同时出现，引发了广泛关注。长江商学院欧阳辉教授与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指出，当前中国“低通胀、弱预期、老龄化”等现象与日本上世纪90年代有着相似之处。

但关键在于，相似的表象下是否藏着相同的基因？

经济镜像，似曾相识的挑战

中国经济增长率从过去的高位回落，与日本经济“失落的三十年”之前有着惊人相似。1990年日本资产泡沫破裂后，经济增长从80年代的4.4%骤降至90年代的1.5%。中国经济增速也从疫情前的6%-7%降至2023年的5.2%。

房地产泡沫是另一个共同点。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土地投机热潮高涨，房价节节攀升。当前中国同样面临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的态势。

产能过剩问题也困扰着两国。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设备投资增长迅速，但工矿业生产率并没有显著增加，部分设备闲置和产能过剩现象加剧。如今中国很多行业同样面临显著的产能过剩。

货币政策效果递减也是共同现象。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特点是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扩张。中国M2与GDP比重达到220%，创下全球新高。

2022年，中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新出生人口仅956万，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这种人口变化趋势与日本老龄化社会进程有着相似轨迹。

人口红利趋于消失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这导致劳动力成本上升，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减弱。

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财政压力同样不容忽视。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949美元，而日本1990年人均GDP已达31175美元，中国“未富先老”特征明显。养老金制度存在缺陷，2013年有19个省的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

然而中国与日本在人口结构上也有明显差异。1985年日本城市化率已达76.7%，而2015年中国城市化率为56.1%。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为内需释放提供了空间。

根本差异，不同发展阶段的较量

中国人均GDP刚超过1.2万美元，而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初已位居发达国家前列。这一差异意味着中国仍处于增长潜力持续释放阶段。

资产价格调整幅度远小于日本。1991-2007年间，日本房价累计跌幅43%，土地价格跌幅高达66%。中国房地产市场虽然调整，但政府调控措施避免了房价大起大落。

中国尚未出现日本式“资产负债表衰退”。日本企业自1994年起去杠杆长达10年之久，而中国企业部门整体上仍在加杠杆。家庭杠杆水平总体平稳，消费仍在继续复苏。

通缩性质也存在差异。日本的长期通缩主要体现在服务通胀上，反映了本土的疲弱需求。而中国通缩压力主要集中在商品项，服务CPI同比持续增长。

日本政府面对资产泡沫破裂后，应对不足。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应对力度不足，对不良资产和银行问题的处置也显得迟缓和不当。而中国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供给侧改革思路不同。中国正在推进以“化解过剩产能、处理僵尸企业、依靠市场力量促进国企、民企公平竞争”为重点的改革。这与日本当年应对措施形成对比。

挖掘新增长潜能成为关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指出，中国经济有“横向需求空间”和“纵向升级动能”两大新增长潜能。这包括缩小中低收入群体与中高收入群体差距，以及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

人才红利，从数量到质量的转变

中国正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本大国。2022年，中国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93年，且劳动力整体素质在迅速提高。

“工程师红利”成为新优势。中国拥有大量理工科背景人口，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人才支持。这种人口质量红利与传统人口数量红利有本质区别。

数字经济创造新型人口红利。在消费端，中国拥有庞大的移动互联网用户群体；在供给端，“工程师红利”为数字技术发展提供支持。这些新型人口红利不再依赖于人口数量增长，而是依赖于人口行为变化和技能提升。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30.5%，稳居世界首位。在保持价值链后端份额的同时，前端份额也在提高。

随着中国政府推动“进城农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需求侧改革，以及数字经济带来的“工程师红利”，中国经济正展现出与日本不同的发展轨迹。

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在变化，服务消费占比仅45%，远低于日本1990年的60%。这个差距预示着增长空间。中国可能走出不同于日本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