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知道，因为国土狭窄且资源匮乏，所以日本人必须拼命地模仿强者以寻求出路，这种危机感，让这个民族既像君子般谦逊有礼，又能如丧家疯狗般尽展獠牙。

但你有没有想过，光凭“危机感”和“半吊子的模仿”，是不足以让种田的农民变成在南京城里挥舞屠刀的恶魔，也不足以让前途光明的大学生心甘情愿地开着战机去撞美国军舰。

这中间，缺了一样东西。

于是，日本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概念便被端上了舞台——一个是“武士道”，一个是“大和魂”。

这两样东西，既是精神上的“兴奋剂”，也是用心包装的“洗脑术”，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日本人才会把“死亡”这件事，看得比“活着”都要绚丽。

这种观念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疯狂生长，最终结出了一枚巨大的、名为“军国主义”的毒瘤，它们不仅绑架了日本人的生死观，更是成为了这个民族侵略扩张的精神武器……

被“发明”的传统

首先，我们要打破一个误区，那就是二战时期日本人那种不怕死的“疯劲儿”，并不是它们几千年来一脉相承的“传统”，也不是因为它们骨子里都流淌着“武士”的血液！

对于日本来说，那个所谓的“视死如归”、“绝对忠诚”的武士道，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历史骗局”。

假设我们在几百年前的日本战国时代，去向武士询问，他会不会为了主君牺牲、或是将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

那这个武士大概率会把提问者当成傻子，拔刀砍人之后，再光明正大地抢走他身上的钱袋。

所以，我们应该理解，在漫长的日本古代史、尤其是乱世之际，武士首先是一种职业，其次才是一种身份。

日本历史上的武士道，更多是一种生存的智慧，而绝非死亡的美学，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家族的利益和个人的军功，甚至如果主君不靠谱，跳槽去另一家大名那里的，也大有人在。

至于真正开始把“武士道”这一套理论系统化、甚至有点“哲学化”的，其实是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后的江户时代（1603-1868）。

这一时期，是日本历史上最和平的时期之一，它们难得地结束了村口械斗规模的“战争”，那帮曾在战场上砍砍杀杀的武士们，也一夜之间变成了公务员和行政官僚。

而这种变化，就给它们带来了非常剧烈的心理落差，毕竟，算账、水利、收税的活，武士们并不擅长，所以它们也会心虚，更是急需一套理论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

于是，代表着武士道精神源头的《叶隐闻书》便就此诞生。

贯穿全书的一句“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成为了闲散武士们在和平年代对过剩荷尔蒙的宣泄，也让它们重拾了对自己“高人一等”的信心。

不过，在当时，这却没有成为全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甚至很多理性的儒家学者，都会觉得这书有点极端，认为这种思想太危险、不利于社会稳定。

当时的武士阶层，更多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试图把自己改造成类似中国“士大夫”的角色，强调的是“文武双全”和“仁政”，而不是单纯的“去死”。

至于真正让“武士道”变成一种国家信仰，甚至变成一种向全世界输出的“软实力”，则是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新渡户稻造了。

这个曾被印在旧版5000日元纸币上的人物，不仅是日本近代知名的教育家，更是一个“日本精神的首席推销员”。

1899年，新渡户稻造用英文写了一本名为《武士道》的书，并在美国出版，从这里其实不难看出，这本书一开始的目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而是西方人。

当时的日本，刚刚打开国门，并萌生了“脱亚入欧”的想法，因此急于向西方列强证明自己的“先进性”。

于是，新渡户稻造巧妙地用西方基督教价值观和骑士精神，对武士信条进行了美化。

在他的笔下，日本武士不再是那个动不动就砍杀平民的凶狠形象，而是变成了彬彬有礼、为了理想随时准备牺牲的“圣徒”。

而结果就是，这本书不仅在美国大火特火，更是“出口转内销”回到了日本，成为了政府高层蛊惑人民去为天皇挡子弹的“思想武器”。

在“武士道精神”的加持下，日本政府巧妙地把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捆绑在了一起：

孝顺父母的最高境界，是为天皇牺牲生命，“集团主义”的精神在此强化，“自我牺牲”的基因也刻进了日本人的骨髓。

从这一刻起，日本文明中的仅存的人性开始迅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坚硬、充满了死亡气息的“大和魂”，一个民族的扭曲，就此开始了……

失控的战车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当时的日军在上海庙行镇遭到了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于是，在面对铁丝网拦截之时，三个日本工兵抱着爆破筒，用自杀式的攻击破坏了铁丝。

这件事立马被日本军部抓住，通过报纸、广播等手段进行铺天盖地的宣传，三个工兵，就此被封为“肉弹三勇士”，更是成为了日本举国崇拜的“军神”。

根据后来东京审判战犯的供词，日本其实清楚的知道这三个人并不想自杀式攻击，而是因为导火索被上级有意切断，他们来不及撤离。

但在那样的狂热氛围下，真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军部需要这样一个“典型”，而这背后，更是隐藏着日本军部一个极其阴险的算计：

在日本资源匮乏、武器装备产能不足的情况下，想要侵略扩张，就只能选择把人命当成消耗品，当成一种廉价的武器。

所以在这次事件之后，日本的教科书风向大变，小学课本里开始出现这些侵略者的“殉国”事迹，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要学喊“万岁”。

这种教育，让“死亡”变得不再可怕，反而成为“光荣”、甚至是“理所当然”。

自此，这种像邪教一般的“军国主义狂热”开始在日本疯狂传播，1936年爆发的“二·二六事件”，更是成为了这种狂热的顶峰。

那一天的凌晨，一群年轻的日本陆军军官，率领着一千五百多名士兵，冲进了东京的政治中心，他们的目标是刺杀政府高官，实行“昭和维新”。

在激烈的斗争中，他们杀死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部长高桥是清，甚至差点杀掉了首相冈田启介。

这些年轻军官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的理由姑且还算是高尚，因为自私的财阀、官僚和政客蒙蔽了天皇，更是让百姓陷入贫困，国家就此蒙羞，所以它们要清除这些君侧的奸佞。

但可悲的是，它们兵变的落脚点却是将权力归还天皇，它们自认为要比那些老牌政客更懂“日本精神”，也更懂天皇的心思，说到底，这依然是那套“忠君爱国”逻辑的变体。

结果同样讽刺，被它们寄予厚望的天皇，亲自下令镇压了此次兵变，而这也产生了一个相当可怕的后果：军部借机彻底清洗了反对派，并实际上控制了政府。

从此之后，日本这辆战车，彻底失去了刹车片，而这，也最终把日本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绑架灵魂

为了迎合军部掌权，日本的理论家们开始鼓吹，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神”的后代，相比之下，中国人、朝鲜人都是劣等人，西方人也成了物质主义的野蛮人。

这种“精神洗脑”的作用是巨大的，它不仅让日本人彻底丧失了是非观，而且让日本人在面对无论是数量还是装备都远超自己的敌人时，也往往会产生一种虚幻的优越感。

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士兵东史郎，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侵华日军的心态变化过程：

长期的宣传教育告诉它们，中国人是“劣等民族”，不配被当人看，所以对日本人来说，强奸和杀戮变成了一种“消遣”，更是成为了确认自己“权力”的方式。

再加上日本一直以来，都有强调“集体一致性”的传统，将之放在侵略的特殊环境中，个体的道德判断也就此失效，人性的丑恶被“集团主义”放大到了极致。

日军在侵略过程中实施暴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不成为集体中的“异类”，为了不被同伴嘲笑为“胆小鬼”，所以，它们会争先恐后地去烧杀掳掠，而没有半分思想负担。

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两名战犯，公然展开以砍杀百名中国人为目标的屠杀竞赛，也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产物。

而随着战局的发展，这种“唯心主义”更是发展到了最疯狂的阶段——“一亿玉碎”。

这个词源于中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古话，本意是有骨气，但在二战的日本，它却变成了一道强制性的死亡命令，宁可全员战死，也不允许投降的出现。

所以，当1944年美军攻占塞班岛之时，不仅是日军士兵在进行绝望的自杀式冲锋，就连平民也跟随了军队的步伐。

只是因为，长期受到的宣传教育告诉它们，美军是“鬼畜”，投降的男人会被坦克碾死，女人会被奸杀，于是，无数的母亲抱着怀里的婴儿，绝望地走向悬崖边缘。

在那种环境下，不想死的人，反而成了“非国民”，成了日本人中的异类。

用虚幻的集体荣誉，绑架了人类的求生本能，湮灭了最基本的人性，这才是“大和魂”最狰狞的面容，也是由此开出“恶之花”的最嗜血底色……

或许，所谓的“大和魂”或者“武士道”，在最开始的时候，也曾包含着某种自律、荣誉甚至是责任的美感，它本可以成为日本民族性格中闪光的一面。

但是，日本偏偏就是丢掉了对“个体生命”最基本的尊重，走向了文明的另一面。

参考文献

[1]《从灵魂扭曲到军事冒险：日本“皇国史观”的危害——基于四川省建川博物馆藏侵华日军家书的研究》[J]官性根

[2]《战时日本国民的本心与扭曲的大和魂精神的矛盾——论川端康成〈石榴〉》[J]杨泽云

[3]《图像的扭曲及其反思——从侵华战争中一组日本战地摄影谈起》[J]赵伟

[4]《日本精神的实象和虚象：“大和魂”的建构》[J]胡稹

[5]《浅析近代日本文化的侵略性》[J]温素丽

[6]《明治時代における武士精神の様態についての考察》[J]姜辉

[7]《略论武士道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J]涂荣娟

[8]《近代日本侵略性文化的历史渊源及解析》[J]黄真、曹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