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是西方话语的产物，中国自古就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西来可以吸纳佛教，东去文化辐射东亚。处在东亚文化圈的清朝，有实力傲视周边，也强化了天朝的心态。

但绝不是闭关锁国。

海禁到解禁

清朝曾厉行海禁，时间是顺治十七年到康熙二十三年。这一时期的海禁政策主要是为防范台湾郑氏抗清集团，三藩中的广州尚氏集团。

前者依仗其海军优势，纵横沿海各省，打得清军顾此失彼，望洋兴叹。最后终于逼使清廷决定进行海禁，不仅禁海，而且“迁界”（1660年）。所谓迁界，就是强制要求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到五十里不等，制造一个巨大的无人地带，使郑氏集团无法从大陆获得人员与物资的补充。

这一政策先顺治十七年在部分地区试行，终于在顺治十八年定为国策，于次年(康熙元年)全面推行。也才出现了今天熟知的“片帆不得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的情形。

这样的一个军事导向的海禁政策，一直持续到三藩与台湾问题相继解决。康熙二十三年七月正式宣布，废除海禁。

清朝的对外关系

清朝将对外关系分为两类，一类是“入贡各国”，是加入朝贡体系的国家;一类是“来市各国”，指未进入朝贡体系的国家。

中国的驿站系统只为朝贡使团提供免费服务。

对于没有纳入朝贡体系的国家，甚至在礼仪问题上和中国争执不休的英国，清廷都没有拒绝和他们展开贸易。只是出于管理的方便，将他们限定在某一个具体港口罢了。

可见清廷的对外贸易政策也不似以往认为的那样僵化。

清朝时期，通商口岸由明朝的三口通商变成了江(云台山)、浙(宁波)、闽(漳州)、粤(广州)四省。

出于管理的方便和对来客的照顾，不同口岸负责不同国家的贸易。如宁波负责对日贸易。广州则负责接待欧洲商人。清朝对商船出海在规格、目的和来回时间上都有严格限制，从而形成了欧洲商人来，中国商人不去的情形。

如果再算上澳门这个窗口，则中国在《南京条约》之前就已经是五口通商了，事实上开放的还不止上述五口。

清廷特许朝鲜的朝贡使节团在北京贸易八十天后再回国。在九连城设立市舶市场，让朝鲜商人来华贸易。

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清廷也特许俄国使团“每四年来京一次，可带二百人马队，在北京俄罗斯馆买卖八十日”。

这样说来，则是七口通商。

对国内商人到海外贸易缺乏支持

尽管清王朝和其他国家保持着贸易，但只知道做生意不知道搞文化交流，只对外讲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不把自己老百姓当回事。

中国人出海不仅要上报官府，而且要限三年之内返回，“三年不归，不准再回原籍”，滞留海外者视同自动放弃天朝子民的身份，不再对之承担责任，这就使海外华人的处境非常悲惨。

1639年(崇祯十二年)到1686年(康熙二十五年)，西班牙人在南洋四次大规模屠杀数以万计华人;1740年(乾隆五年)，荷兰人在爪哇又屠杀华人上万，明清两朝均保持沉默。

这就限制了中国人海外贸易的积极性，难以真实的接触外部世界。时日久长，自秦汉以降，经两宋而开启的中华海外贸易网络，就不免日趋土崩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