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当“学者”用手术刀肢解活人，当士兵将南京变为屠杀狂欢，这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发生的人间炼狱，而这世间的罪恶，有时会以截然不同的面目示人。

一个在哈尔滨郊外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总部”的秘密基地里，一个在1937年12月13日沦陷的南京城中。它们看似天差地别，却分享着同一个内核：对人类生命的彻底物化与蔑视。

两种魔鬼一体两面

那个秘密基地的创始人，是一位名叫石井四郎的陆军中将，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博士。他和他麾下那些来自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等名校的学者们，将自己的暴行包裹在“医学研究”的外衣之下。

他们管那些被用于实验的活人叫“马鲁太”，这是日语“圆木”的音译。受害者就像货物一样被处理，他们的国籍五花八门，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甚至还有盟军的战俘。

在这些“科学家”眼中，生命不过是一组等待测量的数据。为了获得最精确的数据，活体解剖通常在实验对象完全清醒的状态下进行。原部队成员森冈宽介描述过，解剖刀会从颈部一路划开到腹部。

另一位叫镰田信雄的成员，至今回忆起受害者在解剖台上发出的撕心裂肺的惨叫，依旧不寒而栗。这些“圆木”里有无辜的平民，甚至有年仅十二三岁的少年。

一个中国少年就是这样被活活剖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取出一颗健康的、跳动的心脏做成标本。他的内脏被一件件取出，称重，然后浸泡进福尔马林的瓶子里。

而另一边，南京城里的魔鬼则显得更为直白和狂野。上等兵东史郎在日记里写下，士兵们被灌输的思想是“效忠天皇重于泰山，生命轻如鸿毛”。他觉得，中国人的命，比自己那根“鸿毛”还要轻贱。

他的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更是直言不讳，说中国人可以随便杀。于是，屠杀变成了一场狂欢。东史郎的战友们把活人塞进口袋，浇上汽油点燃，像扔垃圾一样丢进池塘，并把这称作“游戏”。

东史郎自己也承认，当思乡之情涌上心头时，他会产生一股难以抑制的杀人冲动，通过夺走别人的生命来寻求片刻的心理慰藉。约七千名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被分配给各个中队处决。生命在那一刻，真的不如一个饭团。

无论是哈尔滨的实验室，还是南京的屠场，非人化是施暴的前提。一个叫石川太刀丸的医学博士曾公开吹嘘，自己一年解剖了57名中国人，创造了“世界纪录”。

731部队的实验五花八门。他们让受害者将手脚暴露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测试冻伤。他们只给水不给食物，测出人可以存活六七十天。他们只给面包不给水，观察到人会在五天内吐血而亡。

最骇人听闻的，莫过于将活人放进高温干燥室，硬生生制成“木乃伊”，最终测出人体含水量为78%。这些数据，都是用一条条鲜活的生命换来的。

而在南京，当部队撤离时，下关码头的江面上漂满了层层叠叠的尸体，士兵们必须踩着同类的尸身才能登上船。无论是被系统性销毁的“马鲁太”，还是被随意丢弃的南京市民，在施暴者眼中，他们都只是需要处理的“物料”。

谁在守护最后的人性

然而，即便在这样彻底的黑暗中，人性的光芒也未曾完全熄灭。1945年8月，苏联出兵，731部队接到了解散命令。在撤退前，他们对剩余的“马鲁太”进行了最后的大屠杀。

他们炸毁了总部大楼“四方楼”，将大量人体器官标本丢进松花江。但在被清空的牢房墙壁上，有人用生命最后的力气，以鲜血写下了两行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是绝境中最后的呐喊，是生命尊严不屈的证明。在南京，守护人性的力量则来自一群异乡人。战前，留在城里的外国人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大约二十五万中国平民提供了避难所。

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名叫约翰·拉贝的德国商人，一个身份特殊的纳粹党员。他利用自己的身份一次次地从日本兵手中救人。他的院子里，收留了近六百名难民。

拉贝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这些日本士兵已经堕落成了野兽。他曾亲眼目睹日军从安全区拖走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并集体处决，也曾亲自冲上前，从一个日本兵的身下拽开一位苦苦挣扎的中国姑娘。

同样留守的，还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美国传教士明妮·魏特琳，中国人都叫她“华小姐”。她认为自己不能抛弃需要帮助的人，就像船长不能弃船一样。

她负责的收容所，最多时挤进了一万多名女性难民。日军频繁闯入骚扰，她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此被日本兵掌掴，甚至被刺刀顶住胸膛。她在日记中写道：“占领南京，在道义上是日本民族的耻辱。”

还有金陵大学的美国教授贝德士，他冒着巨大的风险，通过密信向外界传递南京的真相，揭露日军屠杀了超过一万名手无寸铁者，以及可能高达两万起的强奸案。

这些守护者的义举，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魏特琳长期目睹暴行，精神遭受重创，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1940年她回到美国治疗，一年后，在一个绝望的清晨，她打开了公寓的煤气。

拉贝回到德国后，曾试图向希特勒报告日军的暴行，结果却遭到了盖世太保的逮捕和警告。战后，又因为其纳粹党员的身份受到审查，晚年生活十分困苦。

魔鬼交易与良心审判

战争结束了，但正义的审判却呈现出一种荒诞的扭曲。那个策划了无数人体实验的石井四郎，和他手下的那群“科学家”，本该是头号战犯。然而，美国为了得到他们耗费无数生命换来的细菌战研究资料，与石井四郎达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

杜鲁门总统和麦克阿瑟将军主导了这场包庇。美国以豁免战争罪为条件，换取了731部队的全部研究数据。最终，除了被苏联抓获并审判的12名成员外，绝大多数731部队的骨干都逃脱了惩罚。

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魔鬼，战后摇身一变，回到了日本社会，在各大大学和研究机构里担任要职，继续为人师表，受人尊敬。石井四郎本人甚至还曾前往韩国，协助美军研究细菌战。

1981年，这群老兵还堂而皇之地在日本召开了“战友会”，将他们当年的侵略行为，美化为“为国献身”。他们从未忏悔，也从未被清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在南京屠杀中迷失的普通士兵，东史郎。战后，他选择公开自己的日记，揭露日军的罪行。他曾七次来到中国，向当年的受害者谢罪。

然而，在他的祖国，他被视为“叛徒”和“卖国贼”。右翼势力对他进行长期的骚扰和威胁，他当年的战友甚至以侵犯名誉为由将他告上法庭，而他最终败诉。

一个试图忏悔的个体，在本国社会中遭到了审判。而一群系统性犯罪的策划者，却因为他们的“研究价值”而被赦免。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结语

东京审判确实将南京大屠杀的主犯松井石根等人送上了绞刑架，贝德士也作为证人出席，指证了日军的暴行。这无疑是正义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将731部队的集体逃脱和东史郎的孤独处境并置时，就会发现这种正义是多么的不完整。

罪恶不会因为被掩盖就自动消失，历史的伤口也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自行愈合。近年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公开了3607名731部队成员的真实姓名。这或许意味着，真正的清算，虽然迟到，但从未缺席。

真正的审判，不仅仅发生在法庭之上，更发生在每一个民族的良知深处，发生在人类对历史的共同记忆里。只要我们还记得那些用鲜血写下的标语，记得那些在屠刀下逝去的生命，记得那些在黑暗中守护微光的义人，那么，地狱终将空荡，魔鬼也必将无处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