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天，一位革命老将躺在病床上，饱受病痛折磨，却依然提笔给中央写下了一封信，请求为自己几十年的冤屈平反。

他是谁？曾经在海南岛上撑起一片天，如今却落得如此境地。这封信送到毛主席手中时，毛主席突然问了一句：“他现在在哪里？”

冯白驹这个名字，在海南岛的历史上绝对是个响当当的存在。他是那种从底层爬起来，靠着一腔热血和坚定信念，硬生生在革命的腥风血雨里闯出一条路的人。

1903年6月7日，他出生在广东琼山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也就是现在的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家里条件不好，父亲冯运熙是个石匠，母亲吴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妇，靠着种地和操持家务养活一家人。

冯白驹小时候就显露出聪明劲儿，1916年在云龙高等小学读书时，和几个同学搞了个“同志互助社”，那时候他才十三四岁，就已经有点进步思想的苗头了。

到了1919年，他考进琼山中学，正赶上五四运动的风潮，他也没闲着，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还当上了骨干。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挺大，可以说点燃了他心里的革命火种。

1925年，冯白驹考进上海大夏大学预科，那时候上海可是个思想激荡的地方。他在那儿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彻底被这种新思想吸引住了。

1926年9月，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一头扎进了革命的洪流。回海南后，他开始组织农民运动，带着乡亲们闹革命。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在海南大开杀戒，琼崖特委的领导人杨善集、徐成章一个接一个牺牲，整个组织几乎要散架。

关键时刻，冯白驹站了出来，临危受命当上琼崖特委书记。他挨村挨户跑，重建联络站，把几十人的队伍硬是拉扯到上千人。那时候他才20多岁，能担起这么重的担子，真不容易。

革命岁月：从琼崖红军到抗日纵队

冯白驹接手琼崖特委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整顿队伍。1928年，他组建了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后来又在1930年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队，下边有7个支队。

这支队伍虽然装备简陋，但靠着灵活的游击战术，硬是在国民党围剿下撑了下来。不过，1932年是个坎儿，国民党发动大规模“围剿”，琼崖红军损失惨重。冯白驹带着100多人退到母瑞山，那地方山高林密，条件苦得没法说。

他们在那儿坚持了8个多月，吃的是野果野菜，睡的是山洞草地，天天还得防着敌人的搜捕。到最后，能突围出来的只有25人。这段日子被后人称为“母瑞山斗争”，冯白驹硬是靠着意志力保住了革命火种。

突围后，他回到琼山，和当地干部碰头，提出了“山不藏人，人藏人”的说法，意思是革命靠的不是地形，而是群众支持。这句话后来成了他在海南斗争的一个标志。

抗日战争爆发后，冯白驹的机会来了。1938年12月，琼崖红军改编成“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他当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登陆海口，冯白驹带着队伍在南渡江潭口渡口打响了海南抗日的第一枪。这仗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不小，等于向日本人宣示：海南不是好欺负的。

1940年9月，他重新当上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同时兼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的总队长和政治委员。他带着队伍建了个美合抗日根据地，还办了琼崖抗日公学，培养了不少干部。

1944年秋，总队改编成琼崖抗日独立纵队，他当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期间，他领导队伍创建了白沙抗日根据地，一直坚持到1945年抗战胜利。整个抗战，他带着队伍打了上百次仗，虽然没啥惊天动地的大胜利，但硬是让日本人没法在海南站稳脚跟。

解放战争时期，冯白驹继续带着琼崖纵队跟国民党周旋。1949年到1950年，海南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他指挥队伍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

1950年4月，海南岛终于解放，周恩来后来评价他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这面“红旗”在海南坚持了23年，从1927年到1950年，愣是没倒下，冯白驹的功劳是跑不掉的。

建国后的坎坷：从功臣到“地方主义”

按理说，冯白驹这样的老革命，建国后应该有个好前程。可现实没那么简单。1950年海南解放后，他先是当了中共海南区党委书记兼海南军区政治委员，算是实至名归。

但没过几年，麻烦就来了。1952年，陶铸调到广东主政，他对海南的干部有些看法，觉得他们太“本地化”，不太听中央的招呼。这时候，“反地方主义”成了个大帽子，冯白驹首当其冲被盯上了。

所谓“地方主义”，简单说就是指一些地方干部更关注本地利益，而不是完全按照中央的步调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中央要搞全国一盘棋，任何跟这目标不一致的行为都可能被放大。

冯白驹在海南干了20多年，根基深，威信高，手下人也多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难免让人觉得他有点“自成一派”。1952年，他被调到广州，出任华南分局统战部长，表面上是平调，其实是把他从海南的权力核心挪开。

1957年，情况更糟，他被撤销了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常务委员和海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直接下放到三水县干些基层工作。这对他来说，打击不小，毕竟是从指挥千军万马的高位一下子跌到边缘。

1963年，冯白驹又被调到浙江省当副省长，负责文教卫生这一块。这活儿听起来不低，但跟他在海南的地位没法比。他到了浙江后，工作上还算兢兢业业，但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

特殊时期一来，老干部普遍不好过，冯白驹也没能幸免。他被贴上“地方主义”的标签，过去的光辉事迹没人提了，反而成了被批判的对象。那几年，他基本上是赋闲在家，日子过得挺憋屈。

1971年的转折：一封信和一句问话

到了1971年，冯白驹已经68岁，常年疾病缠身。冯白驹不甘心带着一身冤屈离开，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的具体内容现在不好找，但大概是申诉自己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的遭遇，希望能有个公正的说法。他在信里回顾了自己从1926年入党到1950年解放海南的经历，强调自己对革命的忠诚和贡献，请求中央重新审视他的案子。

这封信辗转到了毛泽东手里。毛看到信后，随口问了一句：“他现在在哪里？”这句话听起来挺平常，但在那时候却不简单。1971年的毛泽东，已经很少直接过问具体干部的事了，他这一问，底下的人重视起来。

当时冯白驹在浙江，身体状况很差，中央得到消息后，很快就有了动作。1971年8月，中央派专机把冯白驹从杭州接到北京治疗，这待遇在当时可不低。

到了北京，他住进医院，一边治病一边等着组织上的结论。1972年，周恩来亲自批示，要好好照顾冯白驹，还让人查清他早年的一些问题，比如1937年在广州被捕的事。这次被捕后来被证明没啥政治问题，算是为他洗掉一个污点。

1973年7月，浙江省革委会和中共浙江省委开了个会，专门讨论冯白驹的问题。会上得出的结论是，他1937年的被捕没啥大毛病，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这等于部分澄清了他的名声。

不过，完整的平反还没来得及落实，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在北京去世，享年70岁。他走的时候，案子还没彻底了结，心里多少有点遗憾。

迟来的正义：平反与身后评价

冯白驹去世后，他的平反问题一度被搁置。特殊时期结束，1978年以后，中央开始大规模为冤假错案平反。冯白驹的案子也被提上日程。

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发文，为他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文件里明确提到，冯白驹在“反地方主义”问题上受到的批判是错误的，他对海南革命的贡献是不可抹杀的。这份迟来的认可，总算给了他一个公道。

平反后，冯白驹的家人和老部下都很欣慰。他的妻子王业熹和几个孩子一直坚信他是清白的，这下终于能抬头做人了。

海南那边也开始重新纪念他，修了冯白驹纪念馆，还立了雕像。他当年在母瑞山、美合、白沙这些地方留下的足迹，也被整理出来，成了革命教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