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号，台北马场町刑场的天阴得发沉。

陈宝仓被反绑着双手站在那，右眼空荡荡的那是抗战时被日军弹片打瞎的。

一声枪响之后，这位烈士就倒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

那时候台湾正处于白色恐怖时期，刑场边上明明白白写着“不准收尸”，这四个字说白了就是想断了烈士最后一点尊严。

可没人想到，不远处的甘蔗田里，藏着两个黑影：一个是陈宝仓的学生陈克敏，一个是军需官唐辉麟。

他俩揣着600块旧台币，还带了草绳和麻袋，就等着天黑，要给英雄捡回最后一点体面。

深夜的“冒险”：从刑场到火葬场的尊严守护

等到半夜，一场暴雨把血腥味冲淡了些。

陈克敏和唐辉麟摸进刑场，打着手电在十几具浮肿的遗体里翻找。

“右眼缺眼珠、左脚六趾是陈将军！”找到人的时候，俩人心里肯定又酸又紧。

他们用草绳把遗体捆好，一前一后扛着，那重量怕是比山还沉。

路过哨卡的时候，唐辉麟压低声音说“军需物资，紧急调拨”，宪兵嫌味大捂着眼挥手放行了。

本来想这关过了就能松口气，但后来发现，把遗体送到火葬场才是另一段难路。

火葬场的工人把炉温调到最高，火光把三个人的脸映得通红，没人说话。

一小时后，骨灰装进了临时买的锡盒。

陈克敏直接脱下校服，把锡盒包得严严实实，像抱着一团不能灭的火。

6月12号凌晨，这包骨灰送到了陈宝仓的妻子师文通手里。

师文通当场就跪下来哭，可眼泪流干了也不敢大声屋外还有便衣特务在巡逻呢。

陈克敏和唐辉麟这一路，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本事，全靠一股“不能让英雄白死”的劲撑着，这份勇气真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骨灰是有了，可怎么把它送回大陆，成了师文通最大的难题。

那时候海峡两岸还没统一，台湾全省戒严，港口封得死死的，连只信鸽都飞不出去。

师文通跑遍了基隆、高雄的港口，得到的只有冷笑：“想带骨灰走？死亡证明、出境许可证、保安司令部批文，少一个都不行。

”她站在海边看着灰蒙蒙的海面，想起丈夫生前常念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可她比谁都清楚，丈夫想回的不是“到处”，是黄河边、泰山下的齐鲁大地。

就在她快绝望的时候，女儿陈禹方怯生生地说：“妈，让晓霞试试吧。”

17岁的“横渡”：胸前绑着骨灰的生死赌局

殷晓霞是谁？她是台湾大学附中的应届毕业生，才17岁，身高不足一米六，平时总穿件阴丹士林布旗袍，说话轻声细语的，可辩论会上敢直接驳倒日本教官。

更关键的是，她有“港澳侨生”的身份，7月10号要跟着英国商船“翡翠号”去香港，再转去上海考大学。

师文通把锡盒用蜡封好，再套进布囊，对着殷晓霞跪了下来：“孩子，这是他最后的归途。”

少女双手接过来，只问了一句：“伯母，若我回不来，请把我也葬在山东。”

7月9号傍晚，殷晓霞把布囊贴身绑在胸前，外面先穿了件泳衣，再套上学生裙；行李箱里只装了课本和干粮，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

到了基隆码头，军警抽查女客，喝令她解开衣扣。

换别人这时候可能早就慌了，可她面色平静地说：“月事来潮，衣上污秽，恐污长官手。”

士兵皱着眉就放行了。

汽笛一响，“翡翠号”慢慢驶出港口，夜色把台湾岛裹得越来越小，她怀里的骨灰，成了最沉的牵挂。

本来想靠着侨生身份在香港蒙混过关，可到了7月12号拂晓，“翡翠号”刚驶进香港维多利亚港外的锚地，港英水警的快艇就来回穿梭，高音喇叭反复喊：“无登陆证者，原地遣返！”殷晓霞这才知道，因为陈宝仓的案子，她的名字已经被情报处列进了“关联分子”名单，根本拿不到登陆证。

船再往前开一点，就要掉头回基隆了。

她回到三等舱，把课本、干粮，甚至母亲的相片，一件一件扔进海里。

最后，她解开布囊，把锡盒用油纸裹了三层，再用布带缠得死死的绑回胸前。

同舱的客家妇人颤着声问：“妹仔，你要做啥？”少女笑了笑说：“去游个早泳。”

她光着脚爬上舷梯，黎明前的海水墨绿发黑，像张无声的巨口。

她深吸一口气，纵身就跳了下去。

18℃的海水里，8斤重的锡盒加布衫压在胸口，像块生铁。

殷晓霞用侧泳划水，每划30下就抬头换一次气，咸水把眼睛腌得生疼。

远处水警的探照灯扫过来，她立刻翻身改成仰泳，只露出口鼻，把骨灰盒压在肚子上，就怕金属反光被发现。

一小时、两小时过去，太阳从鲤鱼门跳出来，海面闪着金光，她的嘴唇已经紫得发黑。

更要命的是逆流维多利亚港入口的水流越来越快，一个劲把她往外海推。

还好她想起体育老师教的“八字绕流法”，斜着切过浪峰，借着回流的力气往岸边靠。

直到中午11点，她终于踩到了浅水下的碎贝壳，脚底被划得全是血，可她却笑得像捡回了一条命。

沙滩上，一个打蚝少年看得目瞪口呆，就见一个浑身湿透的少女，胸前鼓囊囊的像怀着孕，一步一步往岸上爬。

她用粤语低声说：“带我去九龙城联合道83号，找师文通。”

19海里的泅渡，换我可能游一半就撑不住了，可这个17岁的姑娘，硬是凭着一股劲把烈士的骨灰带到了目的地，这股韧劲太让人佩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