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我躲在尸堆下,任滚烫的热油浇在自己身上

那滴油落在我后颈上的瞬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滚烫的、冒着青烟的热油,像一条火蛇钻进了我的皮肤。我咬紧牙关,把脸埋进身下那具尸体冰冷的后背,用尽全身力气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我知道,只要我动一下,只要我喊出来,我就会变成下一具尸体。

我叫李秀英,今年已经九十八岁了。当年我只是个十四岁的女孩,梳着两条辫子,最喜欢穿母亲给我做的蓝布褂子。1937年12月的那个冬天,改变了我的一生。七十多年过去了,我的手还会在夜里不自觉地颤抖,那些画面依然清晰得像昨天才发生。

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早上,父亲一大早就把我们叫醒。他的脸色很难看,母亲在一旁默默地收拾着东西,眼睛红肿着。"日本人进城了,"父亲的声音很低,"我们得赶紧走。"

街上已经乱成一团。人们拖家带口地往城外逃,有人推着装满家当的独轮车,有人背着襁褓中的婴儿,哭喊声、叫骂声混成一片。冬日的寒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可没有人在意。逃命要紧。

我们一家五口——父亲、母亲、我、哥哥和只有六岁的弟弟——跟着人群往下关码头方向跑。父亲在前面开路,母亲紧紧拉着弟弟,我和哥哥跟在后面。就在快到中华门的时候,枪声响起来了。

起初只是零星的几声,很快就变成了密集的扫射。人群像炸开的蚂蚁窝一样四散奔逃。有人中弹倒下,人群就从他身上踩过去。我看见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被子弹击中,她倒下时还紧紧护着怀里的婴儿。那孩子的哭声很快就被淹没在混乱中。

"快!往巷子里跑!"父亲拉着我们钻进了路边的一条小巷。那是条很窄的巷子,两边是高高的墙,地上铺着青石板,平时我们经过都要侧着身子。现在,这里成了我们唯一的希望。

我们在巷子里跑了不知多久,拐了好几个弯。最后父亲带我们躲进了一座废弃的院子。那是个破败的宅院,门框都歪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父亲把门虚掩着,示意我们都别出声。

我们躲在院子角落的一间破屋里,透过墙上的裂缝,可以看到外面的街道。天色渐渐暗下来,枪声却没有停止。有时候还能听见日本兵的喊叫声,那种不知道说什么的话,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

第二天天还没亮,哥哥偷偷溜出去想找点吃的和水。我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东西了,弟弟饿得直哭,母亲用手捂着他的嘴,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哥哥出去了很久都没回来。父亲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来回踱步,时不时从门缝往外看。"我去找他。"父亲终于说。母亲一把抓住他的手:"不行!太危险了!"但父亲还是去了。

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我们等了一整天。母亲一直在抹眼泪,弟弟蜷在她怀里睡着了。我靠在墙边,看着窗外的天色从灰白变成昏黄,再变成深蓝,最后完全黑下来。

第三天,日本兵找到了我们藏身的地方。

那是下午的时候,我听到院子外面传来说话声和脚步声。母亲一下子警觉起来,她迅速抱起弟弟,示意我躲到床底下。我刚钻进去,大门就被一脚踹开了。

三个日本兵冲了进来,他们手里端着枪,脸上带着狞笑。其中一个个子矮小的,用枪托砸着屋里的东西,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什么。另一个高个子的,走到母亲面前,伸手就要抢弟弟。

母亲死死抱着弟弟不放。那个日本兵生气了,抬手就是一个耳光,母亲被打得跌坐在地上,嘴角流出了血。弟弟吓得大哭起来,那哭声刺得我心里生疼。

我从床底下爬出来,冲到日本兵面前,用拳头砸他的腿:"不要打我妈妈!不要打我妈妈!"那个日本兵被我的突然出现吓了一跳,随即狂笑起来。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把我拖到外面的院子里。

其他两个日本兵跟了出来。他们把我按在地上,我拼命挣扎,用指甲抓他们的脸,用牙咬他们的手。其中一个被我咬破了手指,他发出一声怒吼,抬起枪托就朝我头上砸下来。

我眼前一黑,感觉有温热的液体从额头流下来。耳边传来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声,还有弟弟的哭声。然后是一阵枪响。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我头疼欲裂,眼睛睁不开,用手一摸,满脸都是血。我挣扎着坐起来,借着微弱的月光,看见了母亲和弟弟。

他们躺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一动不动。母亲的身下是一滩暗红色的血,她的手还保持着护住弟弟的姿势。弟弟的眼睛睁着,那双平时总是笑眯眯的眼睛,现在变得空洞而茫然。

我爬过去,抱住他们,拼命地喊:"妈妈!弟弟!"可是他们再也不会回应我了。我不知道哭了多久,直到再也哭不出声音,嗓子像被火烧过一样。

天亮后,我不敢待在那个院子里。我沿着墙根,躲躲藏藏地在街上游荡。整个城市像是变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尸体,有的躺在路边,有的倒在门口,还有的被扔进了河里。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和硝烟味。

我看见几个日本兵在街上巡逻,立刻钻进了路边的一个防空洞。洞里很黑,我摸索着往里走,突然碰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我吓得往后退,等眼睛适应了黑暗,才看清那是一具尸体。

我想跑出去,但外面传来了日本兵的声音。我不敢动,只能蜷缩在角落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声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外面的声音渐渐远去。

就在这时,我听到洞口又有脚步声传来,而且越来越近。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身体抖得像筛糠一样。一个手电筒的光束射进洞里,在黑暗中晃动。

"这里面有人吗?"一个声音用日语问道。我屏住呼吸,把自己缩得更小。手电筒的光扫过来扫过去,几次都差点照到我。

突然,我身边的那具尸体动了一下——原来他还活着!他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呻吟。手电筒的光立刻射了过来,接着是一阵枪响。子弹打在尸体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温热的血溅到我脸上。我用双手捂住嘴,眼泪无声地往下流。

"还有活的吗?"那个声音又问。我感觉到手电筒的光正在向我这边移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面传来了一阵急促的喊声,那个日本兵骂了一句什么,匆匆离开了。

我在防空洞里躲了两天两夜,靠着啃洞口附近的草根和喝地上积的脏水活下来。第三天,我实在受不了了,趁着夜色爬出洞外。

街上依然到处都是尸体。有些已经开始腐烂,散发出难闻的气味。我捂着鼻子,沿着墙根往前走。经过一座被烧毁的房子时,我看见里面有微弱的火光。

我悄悄走过去,透过破损的窗户往里看。有几个日本兵正围着一堆篝火,他们身边放着枪,正在烤火取暖。火堆旁边堆着许多木头,还有一些布匹之类的东西。

我正想离开,却脚下一滑,踢到了一块石头。石头滚出去,发出清脆的响声。日本兵们立刻警觉起来,其中一个抓起枪就往外跑。

我拼命地跑,身后传来日本兵的喊叫声和追赶的脚步声。我钻进了一条小巷,那里堆满了尸体。来不及多想,我扑倒在尸体堆上,用一具尸体盖住自己,然后一动不动地趴着。

脚步声越来越近,我听见有人在尸体堆旁停下了。我屏住呼吸,心跳快得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我感觉有人在翻动尸体,那双军靴就在我头顶上方不远处。

突然,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加热的声音。紧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飘过来——是煤油!他们要烧尸体!

我恐惧到了极点,但我知道这时候绝对不能动。如果我跑,立刻就会被发现。如果我不跑,可能会被活活烧死。我的大脑飞速运转,最后决定赌一把——装死到底。

煤油泼下来了,冰冷的液体浸透了我的衣服。我的脸贴在下面那具尸体的后背上,煤油的味道呛得我想咳嗽,但我咬紧牙关忍住了。

接着,我听到了火柴划燃的声音。

火焰"轰"的一声燃起来,热浪扑面而来。我身上的煤油开始燃烧,那种灼热的感觉从后背传来。我把脸埋得更深,尽量让身体的正面贴近地面,远离火焰。

就在这时,我感觉到有滚烫的东西滴在了我的后颈上。那是火焰加热尸体后,从尸体上滴下来的油脂。一滴,两滴,三滴……每一滴都像烙铁一样烫在我的皮肤上。我的后颈、后背、双腿,到处都是这种滴落的热油。

痛,钻心的痛。那种痛无法用语言形容,就像有人拿着烧红的铁钎一下一下地戳你的身体。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咬破了嘴唇,尝到了血的味道。但我一声都没敢喊出来。

我在心里一遍遍地念着母亲教我的话:"忍住,秀英,忍住。你要活下去,你一定要活下去。"这句话成了支撑我的唯一信念。

火越烧越旺,周围的尸体开始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那是皮肤和肉在高温下爆裂的声音。烟雾越来越浓,呛得我几乎无法呼吸。我把脸紧紧贴在地面上,从地面和尸体之间的细小缝隙里拼命吸气。

不知过了多久,那几个日本兵似乎确认尸体都烧起来了,脚步声渐渐远去。我依然不敢动,继续趴在那里。直到脚步声完全消失,我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

火还在烧,但已经没有刚才那么猛烈了。我趁着这个机会,忍着剧痛从尸体堆里爬出来。我的后背和腿上的衣服都烧着了,我在地上打滚,把火扑灭。

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几乎没有力气了。后背火辣辣地疼,腿也不听使唤。我一瘸一拐地离开那个地方,找到一处相对安全的废墟躲了起来。

那天夜里,我发起了高烧。伤口感染了,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的。我不停地说胡话,梦见母亲、父亲、哥哥和弟弟。他们站在很远的地方,冲我招手,让我过去。我想跑过去,但怎么也跑不到他们身边。

迷迷糊糊中,我感觉有人在给我擦脸,还有人在喂我水喝。我睁开眼睛,看见一个老人的脸。那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满脸皱纹,眼神却很慈祥。

"醒了?可算醒了。"老人松了口气,"你烧了三天三夜,我还以为你撑不过去了呢。"

老人姓王,是个独居的老人。他的家人都在日本人进城前逃走了,他年纪大了,走不动,就留了下来。这几天他一直躲在地窖里,出来找吃的时候发现了昏迷的我。

在王爷爷的照料下,我的烧慢慢退了,伤口也渐渐结痂。但那些烫伤留下的疤痕,却永远印在了我的身上。直到今天,我后背和腿上还有大片大片的疤痕,夏天穿短袖的时候,总有人问起。我通常笑着说是小时候不小心被火烫的,不愿意细说。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才会一个人抚摸着那些疤痕,回想起那个可怕的下午。

1938年1月,形势稍微稳定了一些。王爷爷打听到下关码头那边有人在组织难民撤离,他决定带我一起去。

我们趁着清晨雾气大的时候出发,沿着小路慢慢往码头方向走。一路上看到的景象让我终生难忘。整条秦淮河都被染成了红色,河面上漂浮着数不清的尸体。有的已经泡得肿胀变形,有的被冻在了冰面上。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腐臭味,我忍不住呕吐起来。

到了码头,那里聚集了很多难民。有个穿着西装的外国人正在组织大家上船。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国际安全区的工作人员,他们冒着危险在帮助南京的难民撤离。

我和王爷爷挤上了船。船慢慢离开码头,我站在船尾,看着那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渐渐远去。那是我的家,我出生、长大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人间地狱。我的父母、哥哥、弟弟,都永远留在了那里。

船上很拥挤,大家都沉默着,只有偶尔传来的抽泣声。一个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我旁边,她的眼神空洞,嘴里不停地念叨着什么。我听了一会儿,才听清她在说:"我的丈夫,我的丈夫……"

我们在江阴上了岸,然后辗转去了上海。王爷爷在上海有个远房亲戚,我们暂时在那里安顿下来。

在上海的日子很艰难。王爷爷年纪大了,干不了重活,只能打零工维持生计。我虽然年纪小,但也开始帮人洗衣服、做针线活,赚点钱补贴家用。

晚上躺在狭小的阁楼里,我常常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那些画面:母亲倒在血泊中的样子,弟弟空洞的眼神,尸体堆里滴落的热油,熊熊燃烧的火焰……我会突然惊醒,满身冷汗,心跳得厉害。

王爷爷总是听见动静,他会起来,给我倒杯水,坐在床边陪着我。"秀英啊,你要往前看。"他说,"你活下来了,就要好好活着。你的父母、兄弟,他们的份也要你来活。"

这句话给了我力量。是的,我活下来了,我就要替他们好好活着。

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整个上海都沸腾了。人们涌上街头,欢呼雀跃,我却坐在房间里,静静地流泪。八年了,整整八年。可是那些死去的人,再也回不来了。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南京。城市已经在慢慢重建,但到处都是战争留下的痕迹。我去寻找父母和弟弟的遗骨,但什么也没找到。那个曾经的院子已经被夷为平地,连一块砖头都不剩了。

我在南京找了份工作,在一家纺织厂当工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渐渐好起来了。1952年,我结婚了。丈夫是个老实本分的工人,知道我的经历后,对我很是体贴。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我给儿子取名叫建国,女儿叫和平。这是我对未来最大的期望。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不愿意提起那段经历。我怕别人异样的眼光,怕孩子们害怕,更怕自己回忆起来会撑不住。但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觉得,这段历史不能被遗忘。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受过的苦,都应该被记住。

1980年代,有研究人员找到我,希望我能讲述自己的经历,为历史作证。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答应了。第一次讲述的时候,我哭得说不出话来。那些埋藏了四十多年的记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涌出来。

后来,我成为了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之一。我去过学校,给孩子们讲述那段历史;我去过纪念馆,为前来参观的人讲解;我还接受过媒体采访,让更多人知道这段不能忘却的记忆。

每次讲述都是一次煎熬,但我知道这很重要。只有记住历史,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只有让更多人知道战争的残酷,才能更加珍惜和平。

现在,我已经九十八岁了。像我这样的幸存者,已经越来越少了。有时候我会想,等我们这些亲历者都不在了,谁来讲述这段历史?谁来为那些死去的人发声?

这就是为什么我愿意一次次地揭开伤疤,一次次地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三十万啊,三十万条生命!他们中有我的亲人,有我的邻居,有那些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有父母,有孩子,有对未来的期望。但他们都死了,死在了那个寒冷的冬天。

每年12月13日,我都会去遇难同胞纪念馆。我在那面刻满名字的墙前站很久,寻找我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哥哥和弟弟的名字。找到了,我会用手轻轻抚摸那些冰冷的文字,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我替你们看到了和平的日子。

所以我想对所有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说:请记住这段历史,请把它讲给你的孩子听,让他们再讲给他们的孩子听。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珍惜和平。

那些死去的三十万同胞,他们没有机会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幸运的,我活下来了,我可以为他们发声。但总有一天,我也会离开。那时候,就需要你们来接过这个责任,成为历史的守护者。

历史不会因为时间流逝而褪色,真相也不会因为有人否认而改变。我相信,只要还有人记得,只要还有人讲述,那些逝去的生命就不会被遗忘。

如果你读到这里,我想问你:你会记住这段历史吗?你会把它讲给你的孩子听吗?你会和我一起守护这份记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