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乱世中仅存71年的小国，凭什么影响中国一千年？

电视剧《太平年》的开播，还原了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始末，让市面上终于有了一部聚焦五代十国的历史正剧。这是中国历史上秩序最脆弱的时段之一：短短53年，中原更换5个朝代、15位皇帝，各地出现十几个割据政权。城头变幻大王旗，史书的字里行间充斥着混战、屠城、饥荒、瘟疫、吃人。

《太平年》的主角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异类——吴越国，仅存活71年，却已是五代最长寿的政权；地盘不过“一军十三州”，却提供了难得稳定性。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的疑惑：这个小国凭什么值得大书特书？

杭州雷峰塔，初名皇妃塔，为吴越王钱弘俶所建。

摄影/Hunter

正是在大乱世之中，这个小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治理与文化四个层面，对中国此后的一千年产生了超越时空的影响——提供实现和平统一的典型案例；助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开启东部地区的海洋经济时代；成为《清明上河图》一般繁华市井格局的先行者；为儒释道文化传播提供一方净土，更塑造人才辈出的钱氏家族，《百家姓》也成书于吴越国，所以开篇便是“赵钱孙李”，“钱”仅次于宋朝的“赵”。

灵隐寺在吴越国时期迅速发展，鼎盛时僧众达到3000人。

图/视觉中国

在方方面面产生深刻影响，吴越国没有留下一个王朝，而是留下一种参考答案：中华文明如何保持举世无双的连续性。

钱王祠经幢。

图/视觉中国

一次难得的和平统一，

为何主角偏偏是吴越国？

说起五代十国，很多人都觉得陌生，能完整说出“五代”名字的人恐怕都不多。原因或许在于，习惯了“大一统”史观的中国人，往往会下意识地回避这段混乱的历史时期。

吴越国的核心疆域大致涵盖了今天的浙江、江苏南部、上海、福建东北部。制图/夜鸣蝉

从秦灭六国到隋唐一统，传统的政治秩序主流认知里，“大一统”的实现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刀兵相见。历次改朝换代，往往出现人口的锐减和生产力的下跌，甚至是文化的断层。

然而，吴越国却在公元978年，做出了一个名垂青史的选择：纳土归宋。

影视剧中的末代吴越国王钱弘俶。

图/《太平年》剧照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投降”。吴越末代国王钱弘俶（chù）并非无力抵抗，而且他也在抵抗与称臣之间有过反复纠结。当时的吴越国，虽然疆域不大，但钱氏苦心经营多年，经济富庶、城池坚固、民心齐整，且拥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钱弘俶归宋之后，吴越国千余文武一起在杭州城痛哭：“吾王不归矣！”，足见其得人心。如果这样一股政治势力依托江南的水网死守，赵宋王朝想要硬吞，也绝非易事。

但是，吴越国最终还是选择了主动退出，实现了一次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和平统一。

钱王祠始建于公元1077年，供奉吴越国三世五代国王。

摄影/朱露翔

这种对于秩序和正统的尊崇，自吴越国诞生以来就写在基因里。吴越国第一代国王钱镠（liú）定下了“善事中国”的事大主义策略，即无论中原王朝如何更替，吴越国始终以中原为正统。尽管这其中有强邻环伺（杨吴和南唐）的现实生存压力，但中华正朔的文化认同感发挥的作用也无法忽视。

钱镠年轻时，已经是唐末秩序崩塌的阶段，他做过私盐贩子这种“刀口舔血”的职业，后来从军，凭借军功成为一方诸侯。生逢乱世，钱镠骨子里或许对于安静的生活有种向往，称王之后，还曾经写过“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样诗意的句子。

钱镠为吴越国开国国君，

他立下了“保境安民，善事中国”的国策。

图为位于杭州市钱王祠中的钱镠铜像。

摄影/纲子在路上

如果为了一家私利，而让江南陷入战火，生灵涂炭，那么吴越国即便胜了，其政权合法性也将大打折扣。在赵宋显示出超越其他政权的实力时，大一统是不可违逆的趋势，纳土归宋，也就是钱弘俶作为统治者遵从祖训的明智选择。

唐宋之际，恰好是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关口，南方的经济实力正逐渐赶上乃至超越北方。当宋军进入杭州时，他们看到的不是焦土与尸骸，而是熙熙攘攘的街市、运转良好的官僚体系、保存完好的户籍账册，以及十几万户安居乐业的百姓。吴越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纳入中原王朝，“江南”这辆驶入正轨的经济火车头，顺利更换了“司机”，继续为新生的王朝输送血液。

自唐宋起，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杭州也随之不断发展。

图为杭州钱塘江南岸的新地标“杭州之门”。

摄影/朱露翔

乱世“逆行者”为中国保留一份元气

乱世的最大困境，就是经济被反复归零。

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原，就是典型的“归零”案例。53年内换了五个朝代，每一次都伴随着战乱，军阀此起彼伏，军队如同蝗虫，普通人别说保证农业生产，就连保住性命都是挑战，《太平年》中也呈现了军阀吃人、白骨遍地的场景。在那种环境下，没有人会做长期规划，只看眼前利益，这也是为什么石敬瑭会甘愿用燕云十六州换取契丹人支持他做皇帝。而古代中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经济繁荣的核心逻辑就是连续积累——要不误农时，要兴修水利。当战乱摧毁了预期，经济发展根本无从谈起。

吴越国是乱世“逆行者”。吴越五任君王，始终贯彻“保境安民”的国策。

吴越国治水，使得江南鱼米之乡愈加富庶。

图为太湖旁农田。

图/视觉中国

他们极力避免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通过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来尽可能换取和平。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反倒敢于倾举国之力。太湖、西湖、南湖、鉴湖，长江中下游平原数得上的湖泊，都在这一时期得到治理，吴越甚至有专门治水的军队——撩浅军。通过持续投入，吴越末年，太湖周边已是圩田千顷，纳土归宋时，吴越一年提供的粮食就可以达到四百万石。

吴越国延续并发扬了隋唐以来杭州“城湖一体”的城市格局。

摄影/江南君z

吴越国的建设也直接助推了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

在唐代中期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仍在黄河流域。但经过安史之乱及五代十国的战乱，北方元气大伤。而吴越国因为较少受到大规模战乱波及，成了一方难得的净土。当宋朝建立时，原来吴越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就成为了宋代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吴越国开启了东部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时代。

吴越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越窑出产的瓷器远销海外，杭州地区的城建也迎来一个高峰。

衣锦城就是吴越开国君主钱镠的故乡（今浙江杭州临安）。

上图/洛卡奇，下图/梦物如颜

制图/张琪

由于北进中原的道路被杨吴-南唐阻隔，吴越国将目光投向了大海。吴越国在今天的宁波、温州、福州等地大力发展对外贸易，还设有“博易务”这种专门从事贸易的官方机构。满载丝绸、瓷器与茶叶的商船，频繁往来于吴越与朝鲜半岛、日本、阿拉伯半岛之间。《旧五代史》就记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如果进贡宋朝百万，那么吴越自己留下的收入肯定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丰厚的商业利润之外，更重要的是吴越让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第一次真正拥抱了海洋，养成了一种开放、冒险、重商的地域性格。直到今天，长三角与福建地区依然是中国最开放、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

吴越国十分看重海外贸易，宁波的贸易地位也日益突出。

如今的宁波舟山港已经连续十六年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一。

图/视觉中国

大乱世之中，如何在一片“险地”上造出“人间天堂”？

很多人都知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但很少有人知道，在吴越国之前，杭州并非天堂，而是一片时时遭受咸潮威胁的险地。

钱塘江潮汐树。

摄影/谢紫东

自钱镠开始，吴越国就把治水放在极为重要的位置，长年困扰杭州的钱塘江潮患问题，也正是在吴越时期得到解决。杭州地处钱塘江入海口，易受海潮侵袭。如果不解决水的问题，杭州人连基本的粮食收成都难以保证，更不要说发展成日后那个百万人口的都会。传说，钱镠以弓箭“射潮”，现实则是吴越国举全国之力修筑了捍海石塘，终于解决了潮患这个大问题。为此，钱镠甚至被当地百姓称为“海龙王”。

吴越国通过改良海塘结构，解决潮患，

为杭州日后的城市发展打下基础。

制图/鱼一条

治潮是“救死”，接下来的举措则是“盘活”。

在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里坊制，居民区围于高墙之中，夜晚宵禁，商业活动也只能在特定的“市”里进行。但在吴越国统治下的杭州，大量中原难民涌入，人口激增和商业繁荣促使旧的格局被打破。吴越国在隋唐时期建设的基础上，开始修建杭州罗城，奠定了今日杭州核心城区的格局。

杭州开始出现“南宫北城”的功能分区格局，更重要的是，里坊制不复存在，沿街开设店铺成为常态。杭州修建了一条宽达十米的大街，开放的商业区与居民区开始融合，宵禁制度逐渐松动，出现了前店后坊的新格局。仅从这一点来看，城市已经接近我们今天每天看到的样貌。中国城市有了“烟火气”，有了夜生活，有了市民阶层的公共生活，吴越时期的杭州，已是《清明上河图》中汴京的预演。

清河坊所处的位置可以说是杭州的“中轴线”，

在南宋时期一度是“御街”所在，

奠定这一格局的正是修建杭州大城的吴越国。

摄影/江南君z

今天的杭州人对于“老杭州十大古城门”耳熟能详，尽管城门多已不存，但这些地名仍然深深刻在杭州人的生活轨迹之中，其中涌金门和候潮门正是始建于吴越时期。六和塔、保俶塔、雷峰塔，这些地标建筑也都是吴越留下的印记。日后出任“杭州市长”的苏轼，任上大力疏浚西湖，也可以说是与吴越一脉相承。

钱弘俶前往汴京面见宋太祖时，

他的家人为祈祝钱弘俶平安归来建造了保俶塔。

图/视觉中国

在审美与生活方式上，吴越国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这一时期，早期园林开始出现。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江南园林沧浪亭，就是吴越广陵王钱元璙（liáo）的花园。一种精致、内敛、追求自然意趣的江南审美由此开始定型，这种审美，后来也成为了中国士大夫安放心灵的后花园。

或许我们可以说，吴越国不仅造了城，更造了生活。

沧浪亭。

图/视觉中国

中国的文治时代，在这里预演

后世谈起宋朝，总会说起“崇文抑武”，惋惜那个屡战屡败的“弱宋”。

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是，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其实是五代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目睹的是武人作乱，军阀横行，如果他不去“杯酒释兵权”，掐灭军人干政的苗头，那么五代可能就变成了“六代”，甚至更多代。

这种转变，在吴越国也已经开始。

杭州六和塔，钱弘俶为镇钱塘江潮而建。

摄影/朱露翔

作为一个割据政权，钱氏知道自己无法通过武力统一中国，于是他们有意压低“武功”的合法性，推动社会转向“文治”。即便如此，吴越国还是出现了胡进思这样乱政的武人，这更坚定了统治者推行文治的决心。

上：吴越国第二任国王钱元瓘墓出土的石刻星象图，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石刻星象图之一，

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概念，

也体现了吴越国工匠的精湛技艺。

下：杭州雷峰塔出土的阿育王塔，

是吴越国文化繁荣的物质印证。

上图/洛卡奇，下图/视觉中国

制图/张琪

吴越国宗室不仅自身学习儒学，还不断选拔儒生到中原参加科举，任用文人掌管兵权，实际上成为了宋代“与士大夫共天下”的一块“试验田”。江南文化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从一个边缘的区域文化，进一步走向中国文化的核心构成，南方士人也成为引领潮流的政治力量。有统计表明，宋真宗（北宋第三任皇帝）之后，出身南方的宰相数量过半。北宋历次新政也多由南方人主导，庆历新政的领袖范仲淹，正是来自吴越故土苏州。

福州华林寺，建于吴越末期，是长江以南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

曾经接纳历代学人在此游览、读书。

摄影/柳叶氘

唐末五代，北方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反复被焚毁，大量的书籍失传，大量的精英被屠杀。而吴越国因为长期的和平，成为了北方士人、僧侣南下避难的首选之地。这些流亡的精英，在江南保存了文明的火种。他们在这里读书、讲学、著书，让中华文明的文脉没有因为战乱而断绝。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正是吴越国“小民所著”，因此第一句的次序就是宋朝的“赵”，吴越的“钱”，钱氏正妃的“孙”，吴越强邻南唐的“李”。

钱氏家族笃信佛教，在吴越国，佛教建设也达到了一个高峰，西湖四大丛林有三座寺庙始建于吴越时期。更具革命性的是，吴越国开始大规模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刻印佛经，让佛教开始从魏晋以来高高在上的贵族文化，变成了深入民间的平民文化。这种宗教的世俗化倾向，深刻影响了后来宋代开始的“儒释道合流”。

上：灵隐寺在吴越国时期得到了大规模扩建。

下：灵隐寺的经幢，建于吴越国时期。

上图/江南君z；下图/洛卡奇

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钱氏家族本身。

吴越钱氏，或许是吴越国留下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钱弘俶纳土归宋后，钱氏家族没有像其他前朝王族那样遭到清洗，反而成为了宋朝统治者的“座上宾”，发展成为影响力绵延千年的大家族。

从北宋文坛领袖钱惟演，到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再到近现代诸多名字如雷贯耳的学者，钱氏家族人才井喷，在科学、文学、国防、外交等各个领域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钱氏家族或许正是中国家风、家教的一个典型代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个家族的故事里变得生动起来。

钱氏家族在近现代迎来了人才井喷，杰出人士遍及各行各业。

制图/张琪

吴越国在公元978年戛然而止，但它的影响超越了时间。

吴越国于乱世之中守护一方净土，最终也没有把命运押在战争上，而是主动退场，换取了政治秩序的平稳过渡，为江南的经济基础、城市体系与文化脉络，保住了一条发展之路。吴越国国祚不过短短71年，却恰好站在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关口，推动城市治理格局的转型，又见证江南文化的繁荣鼎盛，其所做出的尝试，也逐渐从江南一隅推广至全中国，成为中华文明底色的一部分。

在刀兵四起的时代，钱镠写下那句与乱世格格不入的话：“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越国“事了拂衣去”的命运，大概在那一刻就已经注定。

金书铁券，也就是俗称的“免死金牌”。

图为唐昭宗赐给钱镠的金书铁券，是目前存世最早的铁券实物。

图/视觉中国

中华文明为什么是全世界唯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吴越国留下的背影，恰恰为这个宏大的命题提供了一个最具体的注脚。

在我们这个文明的底层逻辑里，最高的价值不是一家一姓的皇权永固，也不是开疆拓土的赫赫武功，而是“以天下苍生为念”。每逢乱世，中华文明基因里对于恢复秩序的渴望就会发挥作用，因为我们相信，文明的血脉应当在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里生生不息。

吴越国在江南地区的发展中发挥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看到杭州，处处是这段历史的痕迹。

摄影/柳叶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