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探情报、街头扮乞丐、拼死护战友…… 95岁孙维芝忆地下抗日峥嵘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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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芝，女，1930年出生于河北，1945年2月投身地下抗日活动，积极带领当地妇女参与抗日、支持抗日，当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追随丈夫南下至我市通城县参与建设，1987年以抗日离休干部身份离休，离休前担任通城县商业机关工会主席，是目前生活在咸宁为数不多的抗日战士之一。

地下党员引路，进步思想悄然生长

“石榴花开朵朵红啊，二十青年去当兵，我去当兵打日本……”7月初，在通城县解放东路的住所里，95岁高龄的孙维芝唱起80年前带着家乡妇女们一起学唱的歌曲，仍是记忆清晰、铿锵有力。

歌声穿过岁月，时间仿佛倒回1945年的冀中平原—— 彼时刚刚15岁的她，从河北廊坊大城县一个叫孙李北的村嫁至西万灯村，正站在打麦场上领着妇女们扭秧歌，红绸翻飞间，全是“打跑鬼子享太平”的热望。

西万灯村离大城县城仅5里路，处于平津与冀中根据地的缓冲带，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区域。嫁来没几天，孙维芝就注意到斜对门那位高个子女同志：“模样俊俏，待人很亲和，说起话来笑眯眯的。”后来她才知道，这是以“识字班老师”为掩护的地下党员，是党组织派来的 “火种”。

那时的冀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正掀起“妇女解放”与“抗战支前”双浪潮。孙维芝是第一个接触女地下党的，没事就往她住的地方跑。“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 这些字，还有那些抗日歌曲，孙维芝一学就会，转头就挨家挨户敲窗：“嫂子们，去学认字吧，妇女要翻身，就得多认点字”“嫂子们，来学唱歌吧……”

很快，全村妇女聚到一起，学认字、学唱歌。白天，她们在打麦场上扭秧歌；晚上，她们从村西头唱到村东头，她们被歌声里“送郎参军”“保家卫国”的炙热劲儿感动着，又用歌声动员村里的男子汉们去当八路打日本兵……

这个15岁的新媳妇凭借强大的感召力崭露头角，被任命为村妇救会主任。在她的带动下，妇女们干完活就聚在一起，说家常、聊新鲜事，日子添了欢笑。孙维芝也借机讲道理：“‘七七事变’后八路军来了，中国妇女迎来翻身的机会，咱们得多认点字”……进步思想在姐妹们心中悄然生长。

目睹日军暴行，一心向往共产党

“你再莫出去搞活动了，小心脑袋被日本人砍了！” 正当孙维芝带着全村妇女热火朝天闹革命时，她的婆婆意识到这已不是单纯的认认字、唱唱歌、跳跳舞那么简单了，多次提醒她，县城里驻扎着日本兵，村里隔几里路就设有岗楼，还有可恶的亲日派，一举一动都在日本人的监视下，太危险了！

但那时，孙维芝所有的仇恨已经被激发，她坚定地告诉婆婆：“砍不了我的，就算砍了我，还是有人会接着干！”

“快跑啊，日本鬼子进村来了……”在孙维芝的记忆里，8岁以后的日子，每天都笼罩着恐怖。日本兵随时可能提着枪进村扫荡，烧杀抢虐无恶不作，最害怕的是有女儿的家庭，村里的女孩都早早嫁人。那些躲藏的日子太痛苦，她恨得咬牙：“长大后一定打日本鬼子！”

向往“共产党”，要从亲眼见到一次伤兵员转运说起，听说是要送往石家庄的后方医院。让人惊讶的是，抬担架的兵们就守在街头，不到谁家里去乱拿东西，也不糟蹋人。这和当时的日本鬼子、黄狗子（当地百姓背地里对亲日派的称呼）进村完全不一样！

当时，村长为年幼的孙维芝解开疑团：“这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那时的她，并不知道共产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但心里却牢牢刻下了一个念头：“共产党是好人！”从此，“共产党” 三个字在她心里扎下根、发了芽。

记忆中，村里有个教书先生，日本人进村以后他就停课了。但有两三个小孩喜欢往他家里跑，孙维芝就是其中一个。教书先生偷偷编课本教他们，“日本鬼子像个狼，我们要打狼呀要打东洋”“日本鬼子就像狼，越怕他越狂”的句子，她至今还记得。日本人一进村，先生就用布包着课本埋到地下…… 后来才懂，那课本里藏的是抗日的“火苗”。

夫妻同期加入共产党，守护着同一个信仰

与女地下党员日渐相熟后，孙维芝成了她最信任的人，两人共守着不能外传的秘密。那些可公开的革命知识与歌曲，总由孙维芝先学会，再往全村去扩散。

1945年8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孙维芝迎来刻骨铭心的时刻——区长主动找上门来：“组织信得过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刻，孙维芝喜极而泣，儿时的梦想实现了！

西万灯村并不大，当时共产党在这里只设了个联系点，听说全村党员不到10人，但具体是哪些人，孙维芝并不清楚，也不能随便打听。她只和区长保持单线联系。

成为党员的孙维芝，多了项危险任务：混进县城刺探敌情。彼时城门有兵把守，盘查极严。她常穿得破破烂烂，把头发弄得乱糟糟，要么挎着菜篮假装卖鸡蛋，要么蹲在街角扮乞丐，眼睛却像雷达似的扫着日军动向：“今天出城多少人？带了几挺机枪？往哪个方向去了？”

一次，为了尽快完成一项任务，她急急忙忙往城里赶，差一点暴露身份。她被城门口的哨兵拦住搜身，情急之下只好大声呼救“耍流氓”……幸好当天值班的哨兵是黄狗子，看围拢过来的百姓越来越多，打几个耳光就放行了，她才在有惊无险中完成任务。

掩护同志接头的任务更是提心吊胆。有回一个女同志刚送来情报，儿童团就敲起铜锣：“鬼子进村了！” 孙维芝爬上村口的大树，望见黑压压的队伍正往村口涌。她拽起女同志就跑，一口气跑出四五里地才敢回头。那时，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哪怕牺牲，都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最让孙维芝欣慰的是，虽然自己经常出入神秘，但家里的公婆从不多问。比自己大4岁的丈夫何锡文每天也是忙得风风火火，俩人见不了几面。后来，她才知道身为武委会主任的丈夫，竟与自己是同月入的党。

地下工作的纪律比铁还硬：单线联系、互不打听。孙维芝只跟区长对接，其余的都不打听。多年后回首，她和丈夫的互不干涉里藏着最深的信任——在那个“多说一句话可能掉脑袋“的年代，他们用沉默守护着同一个信仰。

心里只有共产党，一心一意跟党走

孙维芝共产党员的身份是解放战争时期暴露的。当时，国民党队伍围住村子直奔她家 —— 丈夫在区里，二弟参军，四弟是儿童团长，她是妇救会主任，个个都是 “目标”。她拼命跑，子弹擦耳而过，弹头落在脚边。敌人抓了没入任何组织的公公，严刑逼供也没问出孩子下落，只好暴打一顿撤了。

日军投降以后，上级几次想调孙维芝去区里，可村里离不了她这个妇女主心骨。1947 年底大女儿出生，转年5月丈夫接到南下通知，去向、出发地都不明。她当即请愿随行，组织说：“行，但不能拖后腿！” 她便安心回家等消息。

1951年，孙维芝如愿追随丈夫的脚步，来到湖北通城县。初到之时，语言不通，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她毫不退缩，主动参加村里的文化补习班，跟村民们打成一片，用心完成组织安排的每一项任务。

通城地处湘鄂赣边区，解放初期条件艰苦。孙维芝和丈夫何锡文全听组织的，哪里需要到哪里。一年又一年，他们把异乡当故乡，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浇灌希望，皱纹悄悄爬上脸庞……

“我相信共产党，心里只有共产党，共产党给了我无尽的关怀与支持，现在退休金够用，看病不花钱，逢年过节领导就来慰问，老干部局还有专人跟踪服务……”孙维芝说，此生无怨无悔。

如今，孙维芝已是四代同堂，丈夫于2009年去世，他俩养育的7个子女中有4名军人，一大家子里有10名党员。采访当天，10岁的曾孙何奕可同记者一起听孙维芝讲述那烽火连天的日子后，脸上挂满泪珠：“阿太，您跟课本里的抗日英雄一样勇敢！……”

文／图 咸宁日报记者 王莉敏 陈红菊 通讯员 骆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