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南战争到日俄战争——近代日本崛起之路（十）大日本膨胀论

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向来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打败了老大中华帝国。这一战争结局，强烈地震撼了中日两国的思想界。以“公车上书”为标志，中国自此掀起了维新救国的热潮。与此同时，日本朝野弹冠相庆。陶醉于胜利的狂喜之中。过度的民族自恋情结，使一些日本人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吹嘘“今后四千万同胞已非深窗昏睡的日本人，而是阔步于五大洲的大日本人”，要求进一步实行“大胆的西洋主义”，变“蜇居的日本”为“世界的日本”、“膨胀的日本”。就是在这种军国主义狂热鼓吹甚嚣尘上的时代氛围中，各具特色的帝国主义思潮纷纷开闸狂泻，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就是其中代表性的思潮之一。

高山樗牛（1871年2月28日—1902年12月28日），评论家，本名林次郎，山形县鹤冈市人。东京大学哲学科毕业。求学期间著历史小说《泷口入道》，获《读卖新闻》奖，并和友人一起创办《帝国文学》杂志。毕业后加入博文馆，成为《太阳》杂志编辑骨干。他与井上哲次郎、木村鹰太郎等人共同创立大日本协会，并发行机关杂志《日本主义》，主张以神道对抗基督教、佛教，鼓吹君民一体、忠君爱民。高山樗牛因首倡日本主义而得名，被称为“年轻的帝国主义旗手”。

高山樗牛（1871—1902年）

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是甲午战争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产物。甲午战争的性质是日本由近代被压迫民族转变为压迫民族的、早熟的帝国主义战争。甲午战争的这一本质特点，使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不同于明治二十年代（1888—1898年）的国粹主义，具有早熟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特点。国粹主义与日本主义都是以日本国家、日本民族为最高价值观念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明治二十年代的国粹主义是针对全盘欧化的、媚外的“鹿鸣馆外交”而产生的要求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思想。而日本主义则不同。用高山樗牛自己的话来表述，日本主义不同于国粹主义之处在于：其一，认为明治二十年代国粹主义与欧化主义之争“其眼界囿于国内”，而日本主义则要求开阔视野，“考察广袤世界中一国的地位”。国粹主义思想“集中在内争，而今后应向外”，不应满足于“保存国粹”，而应当“发挥我日本建国的远大理想，实现我国民的宏大抱负”，自觉地成为“膨胀的国民”。其二，认为国粹主义为“保存国粹”，抗拒西洋思想是一种“排外主义”，而日本主义则主张与欧美帝国主义的价值观念认同。他对日本主义的这一立场表述得十分冠冕堂皇，说：“不应固守我佛独尊的陋见……对我邦固有的东西，倘若对国家无益有害，则毫不迟疑地予以排斥，大凡世界一切事物，名目不拘于东、西，所在不泥于彼、我，应由‘无私公平’的原则加以权衡而决定取舍、抉择。”他还说：“谁言日本主义乃狭量的排外精神之鼓吹耶？日本主义立足于天下之公理，不排外，唯为我。”“就这一意义而言，日本主义是一种世界主义。”

如果对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深入一步考察，就不难发现日本主义逼真地反映了整个日本民族在甲午战争后双重的心态：一方面，甲午战争助长了日本国民的自负心理，用高山樗牛的话来表述，甲午战争带有“从根本上动摇幼稚的国民思想，并给国民意识以最明白的觉醒”这一特征。这“最明白的觉醒”，就是确认日本国民具有“奉行盎格鲁-撒克逊帝国主义”的“膨胀的国民”的资格。在高山樗牛看来，“日本民族历来是殖民的民族、征服的民族、航海的民族”。丰臣秀吉以来浸透武士道精神的封建军国主义，经高山樗牛的撮合，与近代帝国主义的志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当甲午战争后高山樗牛等思想家意识到日本已成为“世界的日本”之时，在远东地区已存在着远比日本强盛的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于是，他们因甲午战争的胜利滋长蔑视东亚近邻国家心理的同时，又对“白种人”的欧美列强抱着一种畏惧感和疑惑的心情。面对欧美列强加紧瓜分远东弱小民族国家的局势，高山樗牛惊呼：“彼等今日所施于邻邦者，明日就将对准吾人。波涛裂岸，其势不已，人种竞争的最终大搏斗将转向我帝国列岛。”日本主义的特点，就是用“人种竞争”的眼光来看待帝国主义：一方面，他认为“白种人”的帝国主义“暴露了所谓道义和宗教都不过是兽欲的假面具”，它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人道和世界和平为名横行不法”。于是，他在当时就不相信日英同盟的可靠性，因为这是“异人种间的同盟”的缘故。对作为“白种人”的美国侵占菲律宾的行径，亦持“批判”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要求日本国民成为“膨胀的国民”，强调说：“没有帝国主义的征服或殖民，常会遭到失败。”因此，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出“黄种帝国主义”的倾向。

德富苏峰（1863年3月14日—1957年11月2日），近代著名的作家、新闻评论家。原名猪一郎，熊本县熊本市人。他的思想大致以甲午战争为界。在这之前，提倡平民主义，反对藩阀政治，有一定积极意义；在这之后，急速地转变立场，成为狂热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分子。九·一八事变后，他与军部势力紧密勾结，1942年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及日本文学报国会会长。1943年因宣传皇室中心主义和法西斯思想有功被授予文化勋章。日本战败后被指控为战犯，解除公职。罪名撤销后从事著述，一生著书三百余册。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言论界斑驳陆离的帝国主义思潮中，“膨胀”一词是常见于日本报刊，真实表现当时国民心态的时髦词语。不妨说“膨胀”一词是体现当时日本“时代精神”的文化符号。上述高山樗牛就用过“膨胀的国民”这一提法，而对“膨胀”一词厚爱有加，使用频率最高的，莫过于德富苏峰。

德富苏峰（1863—1957年）

明治政府挑起甲午战争前一周，德富苏峰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鼓吹甲午战争的开战是“膨胀的日本，进行膨胀的活动之良机”，通过战争“可获得很多战利品”。这“战利品”指什么呢？他历数道：“在东洋建立国民膨胀的根据地，打通膨胀的沟渠，排除膨胀的障碍，让世界认识膨胀的日本。”这样，在国际上可“与其他膨胀的各国国民处于对等的地位，在世界的大竞场上展开角逐”，在国内则可达到“巩固国民的统一，深化国民的精神之目的”，从而使“三百年来收缩的日本，飞跃为膨胀的日本”。“膨胀的日本”就是德宫苏峰企图通过甲午战争塑造的帝国主义日本的国家形象。他的用意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实现“国民形象的‘膨胀’”。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亚洲惟一取得民族独立的国家。随后不停顿地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迅速建设成为东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国力的上升，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到了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如何进一步提升“国民形象”，成了日本思想界的重大课题。为此，以德富苏峰为首的欧化主义文化团体“民友社”与陆羯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等人为首的国粹主义文化团体之间，在甲午战争前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德富苏峰认为，要成为英国“大国民”那样的“伟大的国民”，就必须彻底地否定日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念，全盘吸收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以便取得与西方国家“大国民”同等的地位。而国粹主义文化团体则认为，全盘西化势必削弱日本国民的“自信心”，他们主张“国粹保存主义”，挖掘并利用日本传统文化的价值以涵养日本“大国民”的精神素质。如志贺重昂的名著《日本风景论》，从地质学、地貌学、生物学、气象学等角度，着力表现日本环境的“潇洒、美、跌宕”，以求唤起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自尊心。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及自身理论的缺陷，这两个文化团体都未能解决这一课题。就国粹主义文化团体的主张来说，正如民友社所指出的那样，日本“风景美”不能构成日本与西洋对等的充足依据，因为“我邦决非靠富士山、琵琶湖自然美可救”。那么按欧化主义者的主张来做又怎样呢？1883年民友社机关杂志《国民之友》社论《日本国民之品格》感叹道，尽管日本采用了西方文明诸制度而增强了国力，显示了伟大的进步，但并未赢得西方国家的尊敬，“在东洋，最进步、成长最快、最开化、最有知识、兵力最强的一大国民，仍不免遭白人的轻侮”。这种杂揉着懊恼、怨恨的言辞，反映了当时日本为修改幕末不平等条约与西方国家进行长期交涉而屡遭挫折的焦灼情绪。

精神分析学告诉人们，焦虑往往会转化为“投射”。个人会把自己令人不快的冲动归因于别人，即将内部危险外在化，而一个民族又何尝不是如此。甲午战争前日本朝野的普遍心态是，认为“白种”文明人之所以使日本修订不平等条约的努力每每遭到失败，是因为他们把已经“文明开化”的日本国民与日本周围弱小民族“野蛮人”等同视之的缘故。最具代表性的言辞是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该文抱怨日本“所不幸者”是有两大“恶邻”——“一曰支那，一曰朝鲜”，“以西洋文明眼光看来，由于三国地理相接，或将日本视若同类国家”，因此必须“衷心谢绝亚细亚东方之恶友”。德富苏峰进一步发展了福泽谕吉“脱亚入欧”的思想，主张通过对邻国的侵略战争以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甲午战争开战后不久，他在《国民之友》上撰文写道：“吾人……站在世界的面前，决不可忘记决战。何之故？为了朝鲜的改革，为了北京城下之盟，为了几亿的赔款……倘若我邦在此大决战中取得惊人的胜利，从来的误解便焕然冰释。我邦的真实形象，我国民的特色，亦好比雾散天晴，山色如洗之分明。”德富苏峰活像一名赌徒，他把向世界显示“日本国民的膨胀性”的“赌注”押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上。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陆、海两战日军连连得手。当旅顺陷落时，德富苏峰好像赢了满贯从赌场出来，神气活现地说：“我等面对世界，不仅不愧为日本人，亦当以日本人自夸……日本人之大名，好比戊辰战争后萨长人之名……好比滑铁卢大战后威灵顿之名，到处意味着名誉、光荣、勇敢、凯旋和胜利。所谓‘莫愁前路无知已，天下谁人不识君’，此实乃当今日本国民在世界之情态也。”甲午战争对德富苏峰来说，好比“膨化器”，“膨胀”出日本“大国民”的形象来。

第二，实现日本“商权”的“膨胀”。德宫苏峰是一个早熟的帝国主义者。在日本尚未在经济上具备帝国主义条件的情况下，他已看到在帝国主义列强角逐中获得“商权”的重要性。当日军占领辽东半岛时，他以随军记者身份同去，发表感想说，“辽东半岛之旅行，实在令人愉快”，因为日本获得了扩展商权的“新领土”，以致在三国干涉下被迫还辽时“欲哭无泪，深觉惋惜”。他鼓吹“膨胀的日本，不独凭之以兵力，亦必须凭之以商权”，“进入十九世纪后期，正如商业是一种战争，战争亦是一种商业”，并预见“此种奇妙的兵商二要素的结合”，到二十世纪后将更加突出。作为思想家的德富苏峰的这些言行，揭示了甲午战争决非军事封建性的单纯扩张领土的战争，它具有为争夺市场、原料地而有意识地参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明确意向。

第三，实现帝国主义“精神”的“膨胀”。德富苏峰继承福泽谕吉文明侵略论思想，鼓吹甲午战争的国际意义是“对世界上顽冥不灵思想的一大打击，让野蛮社会沐浴文明的恩光”。这是站在所谓“文明”的立场，给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国家披上正当化、神圣化的外衣。从旅顺归国后，他在1895年7月撰文把日本比作古代罗马帝国，认为日本如同古罗马对地中海各国的影响那样，日本民族应对东亚各国以及南太平洋地域负有普及“文明”的义务。他解释说，在东亚诸国民中“具有政治与组织能力的，惟独我大日本国民；具有国家观念的，亦惟独我大日本国民。”他主张日本同西方列强平等竞争，实现日本民族精神“膨胀”的历史使命。

井上哲次郎（1855—1944年）及其《敕语衍绎》

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都是特殊的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是在日本尚未具备严格意义上的帝国主义特征的历史前提下，受西方列强瓜分远东局势的刺激而“提前”产生的，具有早熟性的帝国主义理论主张。二者的共同点和福泽谕吉一样，自觉地接受西欧国际体系的“二重原理”，通过不义的甲午侵略战争，转嫁民族危机，以实现“大日本”“膨胀”的目的。二者的不同点在于，德富苏峰追求的是与西方列强角逐的“对等性”，而高山樗牛的日本主义则表现为“黄种帝国主义”倾向，隐含着以黄色人种的日本帝国主义对抗乃至取代“白种”帝国主义的意味。甲午战争后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近代日本走过的历史道路，正如德富苏峰的思想所揭示，是“大日本”不断“膨胀”以至破灭的过程。而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鼓吹的，所谓“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从“白种”帝国主义手中解放亚洲黄种民族的“理论”，则不妨说是高山樗牛“黄种帝国主义”理论的承继与再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