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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凛冽的寒风中，游人如织的宽窄巷子里忽然传出一阵熟悉的旋律，一个头发花白的瘦削老人怀抱着吉他高歌一曲“袅袅炊烟小小村落……”

他是陈彼得，那个当年在台北红遍大街小巷的“救火队员”，后来回到大陆最终在成都落叶归根。2020年，“雪花飘飘”在外网爆火，让他的名字在年轻人中再度唱响。

这个快乐的老青年不久前辞别了他热爱的世界，讣告中寥寥数字却是半生起落，落款是他的幼子，一个耳顺之年得来的孩字。无论事业还是感情，都可以用“一曲三折”来形容陈彼得。

这个男人，用82年，把自己活成一首慢慢展开的歌：词很真，调子很野，收尾干净利落，像他最爱的那碗成都锅盔，外焦里嫩，热辣滚烫。

01.

2018年3月，央视舞台上，74岁的陈彼得白发白须，穿灰西装，抱着木吉他起了《青玉案·元夕》。一曲唱毕，他弯下了腰泪流满面。

他说：“我和辛弃疾，是合作伙伴。”一个写词一个谱曲，跨越了上千年迸发了精神和艺术上的共鸣。而这个特别的合作也产生了特别的效果——意外火了，受到了新生代网友的喜爱。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音乐人，一个浪子，走过风雨，再归故土；年轻时他离过婚，晚年又得良人，57岁再做父亲。如今，他的歌声停了，故事还在流传。

1972年，25岁的陈彼得坐在台北的车里吹了几句口哨，勾勒出一段优美的曲子。朋友余天当场询问：“这是什么歌？”陈彼得说：“我刚吹的。”

余天说：“记下来！”就这样，《含泪的微笑》诞生了。这不是浪漫，这是一颗音乐炮弹投进了当时台湾的乐坛泥沼里：三个月后，歌曲大红唱片爆卖，陈彼得“一战成名”。

这不是偶然，而是高密度输出的开始。他几乎成了当时台湾唱片公司的“救命稻草”——想要捧哪位歌手，就找他量身定制歌曲，保准能够惊艳听众。

70年代，台湾流行的是慢节奏“甜歌”，邓丽君、凤飞飞一统江湖。陈彼得却截然不同，他唱猫王、披头士，搞R&B、玩迪斯科。

他创作的《阿里巴巴》，节奏跳脱，歌词只有一段，“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这首歌推出于1979年，当年就直接点燃华语迪斯科风。

就读于机械专业的他不是科班出身，很多东西一开始都是靠自学，比如弹吉他、作曲。从夜总会唱到电台排行榜，唱到一夜十场，月入万元新台币。

陈彼得的创作有个特点：快，用他的话来说是“睡觉前都在琢磨旋律。”这不是草率，而是效率惊人，最高纪录是一个月写出四十首歌、制作了四张专辑。

他还写过《迟到》、《司机摇滚》、《也是情歌》……电台排行榜上，前十里头有三首是他的。那阵子，他简直就是台湾音乐圈的“印钞机”。

02.

不过，越红的人，问题也越多。他不是本省人，祖籍成都，3岁才随父母来到台湾，始终是个格格不入的“外省人”；在主流都是讲台语的圈子里，一直摆脱不了那种边缘感。

他说过：“我一直没有红到顶端，最红的始终是本省人。”这话有点哀伤，但也是真话。他把叛逆写进了旋律，把自己变成了音乐界的“异类”。

1980年，陈彼得做了一件大胆的事——创办“台湾表演工会”。他掏自己积蓄，提着皮箱南北跑，把整个台湾娱乐圈的艺人一个个游说进工会。

工会一建立，出场费直接三级跳，艺人待遇翻几番。他成了“出头鸟”，也成了艺人们的靠山：“艺人不能总吃亏”，他这么说，也真这么做了。

但也正是这事拖垮了他。行政事务、开会协调、处理矛盾，创作时间全被榨干不说，纷杂的斗争还严重影响到了他的情绪，以至于抑郁症悄然袭上了身。

1988年，他写了《吾爱吾国》，被当局禁唱。这首原名《祖国》的歌，还没发，就被“封杀”，只因为这个祖国包含了令他魂牵梦绕的大陆。

这事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弦，他抑郁症爆发，情绪崩盘。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崩溃也是他在台湾乐坛最后的表演，是作为嘉宾现身朋友的演唱会。

他要与艺人合唱，可是那首歌还没结束，陈彼得却突然扔下麦克风、丢下观众和当晚的主角转身下台。朋友们都傻眼了，他这样做是很不负责的行为，恐怕会引起非议。

陈彼得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个字“不唱了”，背后的原因一直到多年后他才揭露。那一刻抑郁的情绪作祟，他感觉到继续待下去，哪怕是一秒钟就要晕倒在台上了。

陈彼得火得早，也退得猛：从一线创作人，到行业改革者，再到一个崩溃的中年男人，这过程只用了不到十年。他曾说：“我不是不想继续写，是生活把我逼到墙角。”

不过，他的音乐之路并未就此画上休止符。那在父母口中美好的故乡，已经在召唤游子归来了，即将掀开新的人生篇章。

03.

1988年，台湾的政策终于松动了，允许老兵和后人们回大陆探亲。陈彼得没等香港中转那套手续，直接从日本飞往上海，这一天他等得实在是太久了。

这一年，他45岁，离开成都已42年。当年他太小了，故乡并没有给他留下什么记忆，但是母亲念叨了一遍又一遍的“成都有锅盔，重庆的还能夹兔肉”成了他半生的执念。

除了美食和父辈的惦念，成都还有他的血亲——一母同胞的弟弟。因为祖辈的要求，比他小了2岁的弟弟被留在了大陆，从此骨肉分离天各一方。

真正见面的那一刻，预想中的场面并没有出现，没有抱头痛哭也没有拘谨陌生。兄弟二人相视一笑，仿佛他们从未分离。

在成都的街边，咬一口滚烫出炉的锅盔，眼泪唰地流出来。一碗面、一块饼，四十年隔海之痛伴着对父母的思念，全部吞下肚。

这趟回乡，不只是吃，他还在重庆、武汉等地接连演出20场，场面之火热让人惊诧。交流中，陈彼得才知道原来并不是因为他在大陆有多么火，而是人们喜爱宝岛台湾。

在成都演出时，一个叫何勇的人毛遂自荐来弹吉他。他一看“这孩子有劲”，于是打破规矩录用。后来，这个年轻人成长起来，在我国的摇滚史上留下了华彩的一章。

那时内地正火“西北风”，他把《黄土高坡》带回台湾演唱，成了两岸流行音乐的桥梁。陈彼得不讲大道理，但身体力行：“我不管你讲什么，只要音乐在，文化就能沟通。”

离开台湾乐坛后，他在北京开了个录音棚，叫“喜鹊棚”，很多地下乐队来录音，没钱，他出钱；没饭吃，他下厨。窦唯说他饭做得好，他笑了，说：“那你就唱得好。”

在喜鹊棚，他不是音乐教父，是“棚主”。他自己也在谱古诗，用电子曲风改《青玉案》、《一剪梅》，他说：“李清照很现代啊，离婚、再婚、情绪崩溃，比谁都潮。”

在成都，他找到了落脚点；在北京，他找到了声音。他说：“我不是客人，我是归人。”陈彼得的精神终于有了落脚之处。

他不再参加大型演出，不追热点，甚至远离社交圈。他每天在成都菜市场转，帮朋友代购苦荞茶，在家写诗谱词。

04.

与事业上的跌宕起伏相比，陈彼得的感情生活也波折不断。1997年，他遇到巴度，一个中低音特别漂亮的女歌手，两人相恋了。

2000年，陈彼得57岁，两人有了爱情的结晶。那个时候他已淡出大众的视线，过起了“厨房+吉他+菜市场”的日子。

其实，这不是他第一次当父亲，此前他有过婚姻以分手告终。对和前妻的孩子而言，他不是个好父亲，缺席了孩子们的童年。

很快，他的焦虑又犯了，然后选择独自一人逃开。没想到妻子没有责怪不说，还带着幼子追了过来，这一下子让他破防，不再对人生患得患失，陈彼得开始学着做饭、陪孩子。

2005年前后，他在广州开了家私厨，主打菜是他最爱吃的担担面。最便宜的一道菜，却做得最讲究：用橄榄油、绝不用味精、肉只选优质切块。

他说：“小时候饿了，我妈就给我煮一碗担担面。”那是他童年最后的温度，现在做给儿子也给陌生的客人。兴趣来了，会给顾客们弹上一曲，小店很快在当地小有名气。

孩子十岁那年，他说：“我不希望你成功，但你要有用。”他自己没太多钱，也不愿留下太多，“钱多了是祸，不如教他学会生活。”

这一段人生，他彻底和以前那位“音乐教父”脱轨。他不是一个退圈的明星，而是一个重新拾起责任的父亲，不是“隐退”，是“归位”。

从此以后，他不再谈自己写过多少歌，而是更关心孩子学会不会煎蛋。57岁之后的陈彼得，不再想当谁的偶像，只想成为儿子的榜样。

2020年1月，一个网友在雪地里唱起了他的作品《一剪梅》。视频传到TikTok之后，没想到大火特火：老外配上各种表情包，把这首1983年的老歌，唱成了全球“emo”神曲。

陈彼得一开始不信，直到有朋友转了无数链接给他。那年端午节，他在温江和家人吃小龙虾、喝啤酒，与远方的朋友相比实在是太幸福了，他感慨幸好“生在了中国”。

晚年他还继续谱古诗，用R&B改李清照，用摇滚改辛弃疾。他写：“千曲川江人，品位蜀风流。”这不是才情炫技，是文化重塑，他说：“我要把李白、杜甫、辛弃疾带进21世纪。”

即便到了八十高龄，这位一生都与音乐相伴的老人还在筹划着一张新专辑。原本要在下半年与歌迷见面，但很可惜，他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2025年6月14日，陈彼得离世。没有告别演唱会，也没有大场面。他最后一次发朋友圈，是儿子做的饭，说了一句：“越来越像我了。”

他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首歌：从浪子到父亲，从明星到厨师，从歌词到锅铲，最后站在故乡的街头，说了一句：“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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