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带来了进步，还是苦难？

所评图书：

书名：《工业革命研究讲义》

作者：严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6年1月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严鹏所著的《工业革命研究讲义》聚焦于19世纪以来，历史学界以及关联的经济学等学科领域围绕工业革命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考察了不同学术观点。

工业革命的研究价值显然是巨大的。事实上，经由工业革命，才真正完成了西方的历史崛起，大大超越了近代以前的发展水平。当然，哪怕在工业革命开展中，学者们围绕工业革命的成因、影响以及如何合理地书写其影响，就已经展开了争辩。

社会主义革命导师恩格斯是最早使用工业革命一词的作者，与马克思一样，在充分赞赏工业革命释放出的巨大增长动能的同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的残酷无情。换言之，工业革命的增长动能，不仅仅来源于科学进步和技术应用，而且更多地是通过科技以及强迫劳动、残酷压榨的方式来迫使更多人成为无产者——哪怕工业革命释放出了增长红利，但这种红利并未造就普遍富裕，相反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让更多人陷入贫困、债务、饥饿和压迫。

部分历史学家，以及更多的经济学家几乎完整地回避了工业革命带来的苦难的问题，轻描淡写书写历史进步不可避免造成一些可以忽略的代价。而且，这些学者强调对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造就的苦难进行描述，本质上是在渲染反市场、反资本主义的思潮，是卢德主义的翻版。这些学者深切地接纳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甚至认为资本主义造成所谓的斩杀线，本质上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实际上，如《工业革命研究讲义》这本书所谈到的那样，恩格斯对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叙事，并不存在某些经济学家所称的贬低，反而高度肯定了其历史意义，认为其对英国的意义，如同政治革命对法国、哲学革命对德国的意义。

汤因比关于工业革命的讲座，应用历史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抓住自由竞争这条主线，指出了工业革命最主要的后果在于社会财富分配变得高度不公平。当然，如《工业革命研究讲义》书中所谈到的，汤因比流露出怀念中世纪经济和社会分配的情绪。

《工业革命研究讲义》书中指出，实际上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期就逐渐形成了关于工业革命的两种经典叙事，即革命与渐变之分。法国历史学家保尔·芒图接受了马克思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叙事，将使用机器的大工业视为工业革命的主体，而工业革命出现的动力则被确定为市场因素。而英国经济史家克拉潘在《现代英国经济史》则强调经济的发展存在变革性，但这种变革并非朝夕之间完成，“在急速的变迁过程中，新旧因素的长期并存也是经济演化的一般形态”。

二战战后活跃的英国历史学家霍姆斯鲍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双元革命论，也就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都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霍姆斯鲍姆继承了恩格斯的传统，将工业革命视为18世纪末欧洲双元革命的一部分，站在普通民众立场上审视工业革命的后果。

20世纪后期，美国兴起了“新经济史”，也就是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和计量史学为主要流派，将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大规模地引入经济史研究，重塑了经济史学科传统上侧重于历史考据方法的风格。诺奖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主义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书中强调认为，有经济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是西方崛起的原因所在，并带动了形成了有助于保护私人所有权的制度。《工业革命研究讲义》书中指出，诺斯的研究没有直接从史料考据着手，没有通过描述历史事实来引申得出结论，而是设计出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逻辑自洽的框架，再将前人研究中的历史事实依据论证的需要组织进入框架。这就不免带有结论先行之嫌。而在之后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书中，诺斯融合了工业革命的革命性，但也接受了渐变叙事，虽然展开了一系列论证，却仍然没有以充分的经验事实为依据。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认为，科学、发明、革新的相互作用，是导致欧洲在18世纪、19世纪崛起，与同时期的中国、日本形成显著差别的关键。大卫·兰德斯的名作《解除束缚的普罗米修斯》回归到对西方制度、文化优越性的论证上，认为西欧的私营企业有充分的自由度和高效率，社会对理性地控制人与自然环境有高度重视——当然，他甚至还强调了文化对工业革命爆发的重要作用。这些观点实际上一次又一次被后来的经济学者、历史学家所重复。

《工业革命研究讲义》书中还分别回顾了不同的历史学者、经济学者是如何围绕英国工业革命期间的能源、价格、技术，重商政策、文化等因素展开争辩的学术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