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关系中，从有城市的时候起，城市就是中心。——毛泽东（1949年11月13日）

在当代中国，三代以上的中国人大多数都是农民。

新中国城镇化的快起步（1949—1960）：迅速实现工业化与大跃进

1949年，全国城市共有132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65个，县级市67个；建制镇2000个左右。我国5.4亿人口中，近九成（89.4%）生活在乡村。我国城镇人口仅5765万人（不含港澳台，下同）。其中，城市人口3949万人，非农业人口超过百万的仅有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和南京5个城市。

1960年，全国总人口增至6.6亿人，乡村占比降至80.3%。在此之前的十年，得益于“一五”计划的顺利实施，城镇化进程较为迅速，接近一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

在当时，“50万人口以上为大城市；20万人口以上50万人口以下为中等城市；20万人口以下为小城市；为一两个厂矿服务所建立的居民点为工人镇。”

这些工人镇许多后来平地崛起成为了崭新的城市。例如，1956年12月31日，甘肃白银为加速开采新中国建设急需的铜矿，相当于6级地震的2万吨炸药一起爆炸，将40万平方米的山头平均高度削去了50米。“白银一爆出新天”，将白银矿投产提前了2年，造就了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和白银市。白银成为因矿设企、因企设市，是全国唯一以贵金属命名的城市，素以“铜城”闻名遐迩。

在此时期，随着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的启动和推进，出现了一批新的工矿城市。如世界最大的锡生产加工基地——云南省个旧市，世界能源城市伙伴组织19个会员城市之一的黑龙江省大庆市，新中国的石油长子——新疆的克拉玛依市，以及纺织机械工业城市榆次，煤炭新城鸡西，钢铁新城马鞍山，石油新城玉门等。同时，哈尔滨、长春、武汉、成都、太原、西安、洛阳、兰州、鞍山、本溪、齐齐哈尔等老城市得到发展。1957年，我国城市发展到176个；1961年，增至的208个。

在此阶段的后期，受“大跃进”（1958-1960年）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从 “失控膨胀”到“被迫收缩”的剧烈震荡，并对后来的城乡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制度性影响。

因城市人口无序扩张、粮食供应紧张、财政收入困难，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等原因，为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对城市造成巨大冲击, 1958年我国公布实施了《 户口登记条例》，限制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流动，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新中国城镇化的稳调整（1961—1977）：上山下乡与三线建设

1962年10月6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当前城市工作若干问题的指示》，决定合理确定城乡人口比例，明确提出减少城镇人口，有条件的地方还要组织城镇闲散劳动力和不能就学的学生“下乡上山”。自此，我国的城市建设与国民经济一起，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自此，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进入了近二十年的调整停滞阶段。

1961~1963年，国家动员部分职工及其家属返乡务农，全国精简职工约1887万人，减少城市人口2600万人。至1965年，总人口增至7.3亿人，全国城市减至168个，乡村占比不降反升至82.0%。

为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下乡上山”，在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编者按引用了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后，演变成了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运动。1967年至1978年底，全国约有一千四百多万城镇知识青年先后奔赴祖国边疆和各地农村。

在此期间，中央于1962年、1963年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对城市建设和治理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索，基本完成了从消费城市到生产生产城市的转型，明确了城市反哺农村的方针。

1964年8月，针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了以战备为中心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为重点，开展“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

从1964年至1980年，我国的三线建设共投入2052亿元，在西部地区建成了一批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和新兴工业城市，川黔、贵昆、成昆、湘黔铁路干线及支线和专用线，组成了以成都和昆明等城市为中心的覆盖大西南的铁路网，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为西部地区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三线建设决策快、动员广、规模大、时间长，在新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这十余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城镇化率小幅振荡、基本止步。但因为三线建设的开展，出现了中国钒钛之都——攀枝花、中国镍都——金昌、中国西部硅谷——绵阳、东方底特律——十堰、西南煤都——六盘水、中国航天城——酒泉，以及凯里、都匀、安顺、汉中、天水、宝鸡、怀化、娄底等一批新兴城市。

在此期间，“两弹一星”和第一枚地对地导弹、第一艘核潜艇、第一门远程火箭炮等的研制成功，使中国即使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中，依然保持了和平发展，使中国成为有影响的大国。全国总人口持续增长。1977年达到9.5亿人，但城镇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仅为17.55%。

新中国城镇化的高增长（1978——2024）：制度创新与产业驱动

1978年3月，中央为在城镇化进程加速的过程中规范城市建设秩序，召开了第三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首次将城市定义为“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发展中小城镇，补齐市政交通短板等城市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制度雏形，为乡镇企业崛起和沿海城市开放奠定了城乡结构基础，推动了中国城市建设从无序扩张转向科学规划的轨道。

1978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93个，其中，地级以上城市101个，县级市92个，建制镇2173个。全国9.6亿人中生活在乡村占比82.1%。

改革开放以来，在制度创新和产业驱动的引领和推动下，以中国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的国际化大都市——深圳为标志，中国的城镇化建设步入快车道，江苏昆山、浙江义乌、福建晋江、广东东莞、海南三亚等中小城镇加快发展，城市数量快速增加、城市规模快速扩大。

2015年12月，中央第四次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此时我国城镇化已经连续37年以年均1个百分点增长，已经突破50%，城市贡献了80%的经济总量，但仍处在快速发展阶段。

此次会议提出“一个尊重、五个统筹”的总体要求，即尊重城市发展规律；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强调城市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城市工作的系统性。

2024年末，全国总人口达14.1亿人，城镇人口增至94350万人，是75年前的16.4倍，乡村占比仅占33.0%。

全国城市个数达到694个。在原有的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冀、厦泉漳闽南三角地带城市群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山东半岛、辽中南、中原、长江中游、海峡西岸、川渝和关中城市群。在城市创新发展上，已经布局建设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北京怀柔、上海张江、粤港澳大湾区、安徽合肥四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全国地级以上城市297个（含4个直辖市），县级市397个，建制镇21464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包括江苏昆山、浙江义乌、浙江慈溪、福建晋江4个县级市在内，达到179个。

北京、天津、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深圳、东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11个城市成为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

新中国城镇化的新未来（2025——）：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025年7月，中央第五次城市会议召开。会议认为，“十五五”期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率将达到70%左右，乡土中国形态弱化，城市中国形态增强。

会议提出，城市工作必须做到以人为本、集约高效、特色发展、治理投入和统筹协调五个更加注重，标志着城市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内涵式、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会议确定了一个优化、六项建设的具体任务。即着力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

从乡土中国到城市中国，你和你的祖辈、父辈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吗？#城镇化##乡土中国##新中国的伟大成就#

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权威资料整理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