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我们常常会评价一个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但标准是什么？有几个公认的标准，就是看百姓能不能吃饱饭，第二个是在位期间会不会丢失领土，或者能不能扩充领土，还有一个就是造反派服不服。

至于造反派服不服，也要看前两点做的怎么样，如果前两条都做的很好，基本上也没人敢造反。

怎么才算是好皇帝？

比如唐太宗李世民，一边用科举制给寒门开上升通道，一边把突厥揍得喊爸爸，还搞出“贞观之治”让老百姓饿不死，史官自然把他吹成千古一帝；反观宋徽宗赵佶，字画写得比谁都溜，结果金兵打来时连自家皇宫的女眷都护不住，搞得“靖康之耻”成了全国PTSD，再风雅也被钉上昏君耻辱柱。

明君往往像朱元璋这种狠人，贪污六十两就剥皮填草，但修水利、发耕牛、轻徭薄赋，农民能喘口气种地；庸君则像万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辽东女真崛起不管，江南水灾不救，官员贪腐睁只眼闭只眼，最后留给子孙个烂摊子。

更关键的是看皇权交接稳不稳，康熙九子夺嫡血流成河但最后雍正能稳住局面，就算合格；而晋惠帝“何不食肉糜”这种弱智发言配上八王之乱，直接让西晋崩成历史碎片。

说到底，百姓能活着交税、边疆没丢国土、龙椅不被掀翻，史书就给他贴个“明君”标签，至于背后是踩万人尸骨上位还是搞特务统治，那都是“大局为重”的潜规则了。

历史上有这么一位皇帝，民间对他全是谩骂声，被黑了几千年，但是仔细分析却发现，他临死前还给中国增加了七十万的领土，还留下两大功绩造福中国。

他真的是暴君？

公元618年，江都行宫的帷帐被鲜血浸透，隋炀帝杨广对着铜镜整理衣冠：“好头颅，谁当斫之？”这句话成了他留给历史的最后注脚。

史书里写他“弑父淫母”“三征高句丽亡国”“开运河累死百万民夫”，却绝口不提他咽气前三个月，隋朝版图刚达到极盛的467万平方公里。

这个被骂了1400多年的皇帝，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冤的“背锅侠”。他爹隋文帝留下的家底，关陇贵族垄断朝政，地方豪强割据，北方突厥虎视眈眈。

杨广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都城从长安搬到洛阳，这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跳出关陇集团的老巢。

他在《营东都诏》里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明摆着要打造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结果被唐朝人改编成“为看琼花修运河”的戏码，连宋朝话本都跟风编排他和萧皇后的艳情故事。

七十万平方公里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征吐谷浑，这场被史书一笔带过的战争，实际为中国增加了青海全境及新疆东部七十万平方公里疆域。

他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把中原政权控制线首次推进到祁连山南麓。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隋代军报残卷显示，隋军采用“分兵合围、断其粮道”的战法，逼得吐谷浑可汗慕容伏允窜逃雪山，这才是“三征高句丽”前杨广最漂亮的军事操作。

更绝的是他对待西域的手段。当裴矩在张掖办“万国博览会”时，杨广给西域商人的优惠政策是“入朝者，廪食递送，厚加礼赐”。

高昌国王麴伯雅来洛阳朝贡，直接被赐婚华容公主，这种“和亲外交”比汉武帝打匈奴划算多了。

新疆库车出土的隋朝“常平仓”遗址，粮窖里还留着粟米碳化颗粒，这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战略粮食储备体系。

开挖大运河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唐人皮日休这句诗，狠狠打了本朝史官的脸。

杨广修运河真不是为了下江南，看看地图就知道：永济渠直通涿郡（北京），通济渠连接洛阳与江都，江南河贯穿长江三角洲。

三条水道把辽东、中原、江淮串成铁三角，这才是他“征高句丽”的底气。

北宋漕运司的账本透露秘密：运河开通后，江淮漕粮运输成本从陆路的“斗钱运斗米”，降到水运的“每石四百文”。

元朝郭守敬修京杭大运河，80%沿用隋代河道。直到1908年津浦铁路通车前，这条水道养活了二十个王朝的国运，连今天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还在用隋代水利测绘数据。

“科举之父”

赵匡胤在太庙立“誓碑”时，肯定忘了自己偷了杨广的创意。

大业二年（606年），杨广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创“进士科”，这才是科举制的真正开端。

唐代出土的敦煌户籍档案显示，贞观年间进士中43%是寒门，而隋大业年间的比例高达61%。

更颠覆认知的是，杨广本人就是学霸。他组织编修的《长洲玉镜》四百卷，整理典籍三万七千多卷，比永乐大典早八百年。

洛阳含嘉仓遗址出土的“科举试卷”陶片上，还能看到“治国策”“农桑论”等考题。同时代的欧洲还在黑暗时代挣扎，中国农民的儿子已经可以通过考试当宰相了。

背了一个暴君的骂名

杨广死后二十年，表侄李世民在《晋书·炀帝纪》里疯狂输出：“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但翻开唐初档案就露馅了，武德年间的均田制抄隋代，府兵制照搬骁果军，连三省六部制都是隋朝2.0版本。

真正的杀招藏在经济账里。

隋朝灭亡时，回洛仓存粮够全国吃五年，含嘉仓遗址的碳化粮食至今堆积成山。

唐贞观十一年，监察御史马周上疏：“隋家贮洛口仓，李密因之；东京积布帛，王世充据之；西京府库亦为国家之用。”合着李家父子吃隋朝存粮，住隋朝宫殿，还要骂前朝皇帝败家？

两副面孔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联合国专家评语直戳要害：“早在7世纪，中国就完成了首个人工水系工程。”杭州拱墅区的运河博物馆里，杨广的塑像始终背对观众，既不敢承认他的功绩，又不舍得放弃运河红利。

更讽刺的是科举制。明清科举僵化挨骂时，黑锅又甩给杨广。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的解说词至今写着：“创始于隋炀帝的科举，最终成为禁锢思想的工具。”却绝口不提正是这套制度，让中国比欧洲早一千多年打破贵族垄断。

当我们在京杭大运河上乘船游览，在公务员考场奋笔疾书时，某个历史深处的影子正在嗤笑。

暴君骂名背后，是两条贯穿中华文明的血脉：一条流淌着漕运粮船，一条奔涌着寒门士子，浩浩荡荡，不舍昼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