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一波回忆1930年唐山兵变流产

三、唐山兵变流产

离开宪兵司令部后，省委决定我到省军委机关工作。当时顺直省委军委也叫北方军委。

我到省军委时，正值顺直省委贯彻党的六届二中全会精神，刚刚召开了扩大会议。

六届二中全会是1929年6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全会指出，六大以来，“一方面把党从削弱涣散的现象中挽救出来，得到重新巩固与一致的精神，另一方面在工作上也表现着党的进步，党与群众的关系，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与领导斗争的力量，都开始了新的进展”(中共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纲要》.1929年6月25日)。由于中央对国民党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城市地下斗争加强了领导，强调了党的工作必须切实深入群众，从下层做起，坚持干部的“职业化”和“社会化”等，从而使当时处于困难情况下的北方党组织，特别是刚刚遭到破坏的顺直省委和天津地区党组织逐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六大后，党内“左”的思想倾向又有所滋长。全会仍然重申继续执行“争取群众以准备武装暴动的总路线”。

8月31日至9月4日，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改选了省委。张金刃任书记，李子芬任组织部长，李希逸(李希一)任宣传部长，张兆丰负责省军委。军委机关有廖划平、谷雄一和我。

省军委受省委领导，但本身工作有相对独立性，与地方党组织一般不发生横的关系。开始，我担任天津士兵工作委员会书记，主要负责平津铁路、天津至唐山铁路沿线驻军的军运工作，同时还要拿出相当精力兼做省军委的组织工作。组织工作本来是由廖划平负责的，但此人胆小怕事，有时外地同志来了，他不愿接触谈话，于是渐渐把这一工作推给了我。一些外地搞军运工作的同志到省军委汇报，常常由我出面接头。

廖划平这个人，开始给我的印象还不错，生活朴素，只是感到他对下边的工作不关心，不愿下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觉这个人很虚伪。他生活并不朴素，但他善于乔装自己，给人一种假象。比如，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麻布包着一块大饼，有时在开会或谈话中也打开啃一两口。同志们不知底里，对此都颇为称赞，说他“朴素可钦”。开始我也是这样看，后来，我发现他这是伪装。有一次，我到天津“四扒馆”去，一进餐厅，就看到廖划平在里面大吃大喝，餐桌上摆着盘盘碗碗“四扒馆”最上等的菜，旁边仍然放着那个麻布包大饼的卷卷。他突然抬头看见我站在另一桌旁，就满脸发黑发红，不知所措。根据秘密工作纪律，在那种情况下，不能表示出“认识”。我即马上离开了。

第二天或第三天我们碰头时，他非常尴尬。以后见面，那块麻布包大饼的卷卷也不见了。他的伪善面孔显露出来了。对廖的看法，谷雄一与我有同感。至于他“不关心下边工作”，其实是“不敢接近基层党员群众，怕出事”，就显得更突出了。有一次，省委决定他到冀南工作一个时期，他死也不去。这是他不愿下去做艰苦工作的又一次大曝光。

为了开展对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我以北方兵士呼声社的名义办了个刊物叫《兵士呼声》，是64开油印的小册子，设有“反对国民党军阀战争”、“士兵宣传”等小专栏，文章由我自己写。由于同各地军委同志接触比较多，了解情况不少，文章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小册子只发给敌军中我地下党支部的负责人，作为政治宣传的材料，有时也给一些同情分子看。我离开省军委机关后，刊物仍由省军委继续办，后来由于形势恶化才停刊。

按当时中央和省委、省军委规定，军运工作的对象主要是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而不做军官包括中下级军官在内的工作，认为那是走上层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当时国民党部队在平津一带驻防的有傅作义的二十八师，李生达的三十六师，都是阎锡山的嫡系部队。我的主要任务是在三十六师中开展工作。当时，三十六师在津、塘、唐一线，它的二一四团团部和两个营驻唐山，二一六团驻塘沽，还有部分部队在开平、青各庄，轴重营在天津。这样，塘沽、唐山成了我经常走动的地方。特别是唐山，我去得比较多，以找同学，找同乡，找工作为名，开展活动。我们党在这支部队中原来就有些工作基础。二一四团的团长樊子英和一个见习参谋都是定襄人，我利用乡里乡亲的关系，还是比较容易开展工作的。不过，每次到唐山，都住在旅馆里，找我的人又比较多，时间长了免不了要出麻烦。

1929年10月的一天，我住在唐山的一个小旅馆里，突然进来一伙巡逻查店的军人，说我“身份不明”，把我押到了唐山警备司令部。当时二一四团兼管唐山警备，所谓警备司令部也就是二一四团团部。开始由一名团副和一个参谋模样的人审问我:“从哪里来?干什么的?”我说:“从山西来，找你们团部军需官巩友三谋事的。”对方又问:“你们是什么关系?’’我说:“是乡亲，也是朋友。”其实巩友三是同志，这么回答都是事先约定好的。审间时还有两个人在旁边坐着，我都认识，一个是同志，另一个是同情我们的人。我心里很坦然。那两个人看问不出什么名堂，也就不问了。那个团副还一再说是误会，表示歉意。后来，坐在旁边的那两个人告诉我说:有人怀疑你是共产党，但没有证据，因此没有继续审问，四个小时后，便把你放了。这以后，我不仅没有离开唐山，反而通过关系到二一四团第三营找了个上士文书的工作，这样就更利于我开展工作了。

我在二一四团的工作由于其他同志，如团部文书上士李志敏、通讯排排长李波(即索列波)，还有一个姓秦的副排长的配合，进展比较顺利。但那时由于我们党的军运工作路线强调做士兵工作，不让“走上层路线”(指做军官工作)，因此未能在一些军官中发展党员。其实不少军官和我都有些来往，交了朋友，是有条件做工作的。我对此始终有不同的看法，但这是中央军委和北方军委的决定(也是中央的决定)，自己的看法只能憋在心里。

在唐山开展工作，最大的障碍是黄色工会，那是国民党特务的外围组织。唐山有个地方叫“小山”，在一块高地上，很热闹。最显目的是有一个唱蹦蹦戏的小剧院(主要是适应煤矿工人上下班时路过此地，停住脚步就可以看一会儿戏，是这里的基本观众;也适应不少常来“小山”上游逛玩乐流动人员的需要)。

“小山”上还有其他的卖艺的，还有饭馆、卖烟酒的小店铺，也有窑子。那个地方什么类型的人都去，人员比较杂，自然少不了黄色工会的人。我们也经常去，利用那个地方开会，或者碰头商量事情。

有一次，我约定几个同志在“小山”剧院碰头。那个剧院唱戏不卖票，而是唱一段，便停下来，主要演员从台上走下来，举着一个盘子向观众收一次钱。看戏的人给一枚两枚铜板就可以了。没钱给，走开也可以。我看了一会儿正要走，收钱的演员到我面前了，我一掏口袋，只有一块银币，没零钱。不给吧，似乎不合适，给吧，这枚银币值160个铜板，太多了，但最后还是把那块银币扔进了盘子里。收钱的人愣住了，瞪大了眼，一个劲地说“谢谢!”台上的演员们也齐声大喊“谢谢，谢谢!”这下可引起了轰动，我成了注意的对象。

我向四周一看，没有见到我们的人，却发现有几个人形迹可疑，心想不妙，还是赶快离开为好。果然，那是黄色工会的几个流氓，已经围了上来。前头一个贼眉鼠眼的家伙指着我，边走边喊:“你小子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的?敢在这里出风头!’’我转身离开戏场，向山下跑去。那几个人紧追不舍。我边跑边想如何脱身，心里也有些紧张。过了铁路，不远就是二一四团的哨位，我心里踏实了。快到哨位，我停住脚步，看着那几个人快到跟前了，就向哨兵招了下手。正巧那个哨兵是我们的一个同志，看我招手，便端着枪走了过来，向我敬了个礼。这下子黄色工会那几个人愣住了。我转过身，对他们几个大声说:“你们是些什么东西?敢找我的麻烦?”看着他们张口结舌的样子，我心里暗笑，指着他们说:“走，不是要追我吗?有话，跟我到司令部去说!”哨兵同志非常机警，“哗啦”一声把子弹推上了膛。铁路线离司令部近·，来往人员多，这个岗哨十分重要，那天值班的同志是个排长。这一来，那几个人可吓坏了，忙向我鞠躬求饶，赔礼道歉。我又斥责了他们几句，让他们走了。其实这是凑巧。说真的，一般情况下，我也不敢和他们纠缠。

第二天，我又在“小山”上见到了那帮坏家伙。其中一个急忙跑过来，再一次赔礼道歉，说他是工会的负责人，“都是一家人，以后请多多照顾”。这样就算交了“朋友”。

从此，只要我到“小山”去，黄色工会的人见我总是毕恭毕敬的。一下子，我倒成了“小山”上的“霸主”了。以后，我们就利用“小山”这块地方，开展我们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充分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漏洞，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可以行得通的。只要利用得好，既能分化敌人，又能掩护我们的工作。这也可以说是我在从事地下斗争中得到的一个亲身经验吧。

1930年春，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新军阀们为了消灭异己、扩张实力和争夺地盘，展开了激烈的混战。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冯系的头目纷纷到天津活动，意在与阎锡山联合反蒋。平津两地一时成为各派军阀势力联合反蒋活动的中心。

军阀混战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也削弱了反革命自身的力量，客观上为北方党的组织和群众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截止1925年底，顺直省委已成立或恢复了北平、唐山、张家口、石家庄4个中心市委，保定、沧州、邢台等7个中心县委，以及45个县委，全省党员恢复到1200多人。以唐山为中心的冀东地区党组织和群众运动发展更快，开滦各煤矿(通称“开滦五矿，’)反对黄色工会的斗争此起彼伏，轰轰烈烈。这些斗争揭穿了黄色工会的反动面目，扩大了我们党的影响和党的组织。当时唐山全市党团员已发展到200多人，京东各县(如玉田、遵化、丰润)的党员数量也有很大发展。地处唐山西部20多里的丰润县车轴山中学及其附小，也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学校基本上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客观形势的好转，使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头脑又发起热来，“左”倾思想重新抬头。共产国际在1929年下半年接连致函中共中央，强调要“反右倾”。 10月26日的信中甚至断言:“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要求中国党“去实行革命的推翻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政权，而建立苏维埃形式的工农独裁”。193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表示要按照“国际”的指示办。同月15日，中央又指示顺直省委，说群众斗争目前已急剧向新的方向发展，组织工人的政治罢工，组织兵变，发展农村游击战争，发动地方暴动，已是党面临的中心问题。本来顺直省委一些领导人头脑已经够发热了，行动已经够“左”了，但当时的中央还批评顺直省委在新的形势面前表现有“异常严重”的右倾情绪和尾巴主义，强调“不坚决反对右倾危险，不彻底肃清尾巴主义的恶劣影响，就不能执行新的策略”。

这时，以唐山为中心的京东地区形势的发展，引起了省委及中央的极大关注。顺直省委在接到中央来信后，立即下发指示:“冀东要加紧组织开展开滦五矿及京奉路的同盟罢工和发动京东等地的游击战争。"2月，中央军委某负责同志来到唐山，协助组织全市总同盟大罢工，并计划通过总暴动建立京东革命根据地。他听取了省市领导人的汇报后，很快便主持通过了总暴动计划，并决定在晋军二一四团中组织兵变;在兵变成功后，再吸收一批工人和学生，组织北方红军第九路军，到北部山区打游击，建立革命根据地。

总暴动的条件是否成熟，决定兵变是否为时过早?当时我是心存疑虑的。我曾和谷雄一同志议论过，他也有同感。经过我们的努力，晋军二一四团中我们党的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党团员也发展了不少。当时已有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近百人，还建立了党的核心组织，由李志敏和李波具体负责。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通信排大部分士兵已被我们争取过来。我担任“上士文书”的第三营十连、十二连也建立了党小组，还有一大批积极分子。但是，组织暴动，能否成功确实没有把握。我的思想是，没有一个或两个营连级军官带头，分散的士兵是带不起来的。而省委书记张金刃却认为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决定要坚决发动兵变。

唐山兵变任务确定后，省军委书记张兆丰召集谷雄一和我，一起对兵变计划进行了具体的研究部署。张兆丰还花了几天功夫亲自绘制了一张唐山地区的军用地形图，我们围着地图讨论了好几天。与此同时，省委还派叶善枝到车轴山中学动员学生党团员参加兵变。后来有9名学生到了唐山，其中有张鹏德、刘崇善、李尔重等，还有该校的一个工友，叫陈云祥。

3月3日下午，张兆丰、谷雄一和我，还有当时的唐山市委书记武湖景、二一四团地下党员李志敏、李波等，召开了最后一次碰头会，决定次日凌晨3时发动兵变，利用火车进站汽笛响过后，鸣枪三声为兵变信号，并以“红军”、“兵变”为内部信号。我还和李志敏、李波谈了兵变开始后，怎样把部队拉出去等间题。可以说一切都“准备好了”。没想到，由于通信排中一位青年同志和当马夫的老乡聊天，不慎泄露了兵变的意图，这个马夫告了密。敌人先下了手，收缴了通讯排的枪支，并对解除了武装的士兵严加防范，随后全市戒严，四处搜捕。只有李志敏、李波带出来一小部分人。本来第三营是能够拉出来的，但是由于没有军官响应，只有十几个士兵跑了出来。车轴山中学的张鹏德等几个学生，在混乱中错把敌人当成兵变起义部队，不幸被敌人逮捕。唐山全市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张兆丰、谷雄一和我躲过敌人的搜捕后，返回了天津。不久，李志敏、李波等也到了天津，省军委给他们分配了工作。

唐山兵变，我是主要领导人之一。兵变失败后，我反复思考，深感教训深刻。最重要、最基本的教训，就是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影响，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没有进行具体分析和正确估量。张金刃等人一谈起兵变就非常振奋，似乎只要发动起来，事情准能成功。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敌我斗争形势;二是只在士兵中做工作，而不做上层军官的工作。

不把掌握敌军部队指挥权的一些军官争取过来，这样的兵变即使发动起来了，也很难立住脚而不失败的。可是，那时是不准做军官工作的，谁要是做了，谁就是“走上层路线”，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这些人虽有意见，但是党组织已决定的事，还得坚决执行。像这类冒险主义的行动，在当时的白区工作中是屡见不鲜的。现在回想起来，自然觉得很幼稚很可笑，但那时在党内，相当一些同志并不这么认识，还以为非如此，就不叫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付出了很多沉痛代价的。党也好，我们这些个人也好，正是从这些代价带来的深刻教训中，一步步提高认识，增长本领而逐渐成熟起来的。

唐山兵变是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华北地区的一次大行动，它的失败，影响很大。晋军二一四团中党的组织虽然没遭到彻底破坏，但由于几个主要负责同志撤出，使军队中的一些党员失去了组织联系。车轴山中学的校长被撤职，学生中的党团员被通缉，几十名进步教师和学生被迫离校，红火一时的车轴山中学变得沉寂了。唐山地区的革命形势再次进入了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