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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 来

编辑|徐 来

《——【·前言·】——》

艾青抛弃怀孕发妻，锁住未成年学生，下跪跳湖逼婚，第三段感情，又横刀夺爱被告上法庭。

诗人真的是被浪漫，冲昏了头，还是早就习惯，用才华掩盖人性的裂痕？

“一个诗人的爱情，毁了三个人”

张竹茹是在家中接到消息：丈夫在常州，追了一个十四岁的学生。

孩子在肚子里，信是从朋友那里辗转送来，她不信，一年前还一起逃亡、一起被捕，怎么现在就另有人了？

艾青不回信，不探望，甚至没通知她自己已经离婚。

故事最早得从包办婚姻说起。

张竹茹是父母选定的，她安静，守本分，识字不多，两人婚后并无深情，但艾青被捕入狱后，她带着干粮、带着药，跑去探监。

那年是1936年，在狱中写出《大堰河》，名声渐起。

他成名了，她却怀孕了。

1939年，艾青去常州女子师范任教，那年，他28岁，韦嫈14岁，坐在教室第一排。

她成绩中等，性格腼腆，家庭早有变故，课下他找她谈诗，谈人生，说她“像一朵野百合”，她不知道怎么回应。

几个月后韦嫈辍学回家，艾青跟着去了她的老家，在亲戚的柴房里住了一个月。

她想继续求学，艾青不让，直接把她的书和行李藏起来，她哭，他劝，要走，他跪地求留，最极端的一次，真跳了湖，差点没救上来。

韦嫈留了下来，张竹茹的肚子越来越大，信还在等，艾青没有回复，只托朋友捎来一句话：“对不起，我已经走远。”

孩子出生，一岁多就病死了，没有诊断书，没有墓碑。

张竹茹一个人回了娘家，这段婚姻，连个仪式都没有结束。

桂林，1940年，艾青带着韦嫈生活，没有登记，也没有正式介绍，他说：是爱人，不是外人。

她刚成年，还带着些学生气，但艾青已经认定：“这是我要的爱情。”

这段“爱情”开始得太仓促，底层却是对现实婚姻的彻底否定。

朋友中有人劝过，说这不妥，他回一句话：“我只想认真对待爱情。”

“换了人，也没换掉问题”

婚姻一开始就不公平，韦嫈做饭、洗衣、照顾孩子，还得照顾他心情，心情不好就关门不出，不写诗也不说话，她被训，说话没逻辑，不懂文学。

韦嫈忍着，他说写作需要清静，她半夜不敢走动；他说要远行采风，她送到车站后，自己走路回家。

刚开始还写信，写诗，写“月光下你剪影的样子”；两年后，诗中不再出现她的名字。出门的次数多了，回来的话却少了。

1950年代初，他开始频繁在作协活动。

一次聚会上遇到高瑛，年轻，结过婚，有两个孩子，喜欢听诗，不是随口赞，是能背出段落的那种，艾青眼前一亮。

主动找她聊，带诗稿让她看，她说喜欢，便开始频繁写信，有时一天两封。

她推拒，说自己已有家庭，他说：“那是死去的关系，我能带你活起来。”

她试图逃避，艾青则直接出现在她家楼下，最激烈一次，他深夜打电话到她单位，要求见面，说“想你想得快疯了”。

当时他已有两个孩子，韦嫈还在家里操持，他从未公开这段关系，却常在朋友面前谈“灵魂伴侣”。

终于，1955年秋，他向组织递交离婚申请。

理由写得平实：“感情不合，长期分”，韦嫈签字很快，没有吵，也没哭，只是把信封扔进火炉。

离婚后三个月，他和高瑛正式登记。

办了酒席，发了请帖，没请前任来，那天他穿着灰色中山装，脸上难得有笑，他说：“这才是真正开始的人生。”

可是这段婚姻也没逃过风浪，高瑛丈夫报案，说被抢婚、诽谤、精神伤害。

艾青被抓，进去半年，出狱时右眼已失明。

出来后他继续写作，继续活动，继续谈诗，但高瑛的生活并不轻松。

两个孩子无法回避，经济一度紧张，他们也曾争吵，也有冷战，他又提起“诗意的爱情”，她却说：“饭都做不下去，哪有诗意？”

从韦嫈到高瑛，从少女到人妻，换了人，问题却没换，每一次“爱”的开始，都是另一个人的崩塌。

“浪漫的幌子，现实的算计”

“我从不玩弄女性。”这是艾青晚年，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说这话时，面前没有张竹茹，没有韦嫈，也没有高瑛。

说自己认真过每一段感情，但每次认真的代价，都由别人付。

喜欢年轻、温顺、仰慕他的女性，是老师，是诗人，是组织重点培养的人，是别人家庭的访客，也是追逐者、缠绕者、制造者。

韦嫈后来回忆，那段被锁门、不让读书、被逼陪读诗的日子，已经记不清是爱情，还是控制。

她曾试图离开，但每一次情绪勒，都精准打击她的软肋。

他说：“你走，我就不活了”，她回头，门锁得更紧了，这不是情深，是精确的操控。

到了高瑛，手段依旧，他清楚高瑛婚姻不稳，用“救赎”当借口，把情感包装成浪漫主义信仰。

对方已经结婚，有孩子，但他不顾一切纠缠，甚至明知会被告，也要推进关系。

他用“诗意”说服自己，说爱是高于世俗的东西，说对方本该属于更好的命运。

可谁来决定“更好”？是他一厢情愿地，重塑他人的人生，还是为了填补，自己的情感空洞？

高瑛的丈夫在法庭上怒喊：“你写的是诗，不是道德！”这句话传出后，圈内一度哗然。

没人愿公开评价艾青，因为他作品太强，声誉太大，但私下聚会时却少不了冷语。

有人说：“他浪漫？是别人痛苦时，他刚好在创作。”

有人则说：“这就是才子，带毒的。”

现实婚姻中的矛盾从未被解决，他一再逃避家庭责任，一旦妻子开始不再仰视，就立刻感到厌倦。

韦嫈从文艺少女变成操劳主妇，他嫌她“粗蛮”“臃肿”；高瑛面对生计压力，无暇顾及浪漫，他便说“少了灵气”。

从头到尾，他追求的是“虚构的爱”，一场不沾油烟、不落地面的表演，而落地的人，永远是对方。

“一个诗人与三个女人，谁赢了？”

艾青的诗歌成就无法否认，《我爱这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至今仍在教材中出现。

他被称为“人民的诗人”“火一样的声音”。

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他情感关系中的自私、冷酷、甚至是权力滥用。

才华与人品，真的能分开评判吗？

文学界一度试图将艾青的私生活“剥离”，说那是“私人选择”。

可问题是，他的私人选择伤害的是具体的人——不是虚构的角色，不是历史概念，而是妻子、爱人、孩子。

而且，艾青从不缺主动权，每一次感情都是他提出开始，也是他决定结束，别人只是响应者。

有年轻读者感慨：“他那么爱土地，却不曾真心对待身边的人。”

这话听起来刺耳，但扎实，写的大地、人民、母亲，常常抽象化、理想化，却对真实的、血肉的情感置若罔闻。

更难以回避的是，他对身份的不对等使用。

作为老师、作家、诗人、名人，他习惯主导关系，甚至以“跳湖”“生病”“失眠”制造情绪压力，强迫他人就范。

有人说这只是时代问题，那是借口，他选择自己想要的自由，却不给别人留下自由的出口。

文学，终究不能免于人性。

到头来，这场人生，谁赢了？

张竹茹，被遗忘；韦嫈，被冷落；高瑛，被争议。艾青拥有诗、头衔、历史定位，也留下了三段感情废墟。

这不是一场爱情传奇，这是一份代价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