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渐淡：是岁月变了，还是我们丢了什么？

小时候的年，是刻在骨子里的顶配版狂欢。从立冬刚过就开始掰着冻红的手指头数日子，盼着腊月的风捎来家家户户的烟火气——那是灶台边飘出的炸丸子香，是窗棂上剪纸的朱砂红，是巷口孩子们追着鞭炮跑的清脆笑声。

那时的年，像一壶慢火熬煮的老汤，从腊月初八的腊八粥开始，一天比一天浓稠，直到除夕夜里，被春晚的笑声、鞭炮的轰鸣、全家围坐的温情推向顶峰，连空气里都飘着“盼头”的甜。

可如今的年，更像被按下快进键的简装假期：年夜饭匆匆吃完，春晚成了背景音，走亲戚像赶场，大年初三刚过，就觉得“年过完了”。

回头想想，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不少人直呼“年味越来越淡了”。其实这味道变淡，从来都不是年本身变了，而是我们的生活底色、相处模式，还有对“年”的期待与感知，早已换了模样。

年味变淡，首当其冲的是物质稀缺感的彻底消亡，让“年的专属福利”失了分量。

小时候盼年，核心是盼着“平时求而不得的美好”：一件的确良新衣服，能提前半个月从衣柜里翻出来，对着镜子试了又试，领口的纽扣摸得发亮，连睡觉都要叠在枕头边，生怕被弟妹弄脏；

妈妈藏在铁皮盒里的奶糖、水果糖，是过年才舍得拿出来的“奢侈品”，揣在兜里能甜一整天，糖纸都要小心翼翼压在书里，攒成一沓当作宝贝；年夜饭更是全年的“顶配盛宴”，爸爸提前半个月就去集市割肉、买鱼，妈妈从腊月廿八就开始忙活：炸耦合、炖排骨、蒸扣碗，厨房里的香味能飘满整条街，孩子们围着灶台转，等着捡一块刚炸好的丸子，烫得咧嘴也舍不得吐。

那时的年，是“一年等一回”的犒赏，是物质匮乏年代里最隆重的补偿，那份“盼”的心情，本身就是年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如今，物质生活早已丰裕到“日常即节日”：超市里四季蔬果不断，网购快递拆到手软，新衣服随手就能买，想吃的鸡鸭鱼肉顿顿能安排，连进口水果都成了茶几上的常客。

年的“专属感”没了，那些曾经让我们翘首以盼的美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寻常，就像总吃山珍海味的人，再尝满汉全席也难有惊艳。

年味的第一层快乐，就这样被日常的幸福冲淡，“盼年”的心情，也渐渐淡成了“过年不过是换个地方休息”的平淡。

其次，过年的仪式感被“便捷化”偷走，那些亲手参与的温情与热闹，成了稀缺品。以前的年，是一场全家总动员的“沉浸式修行”，每一个环节都藏着讲究，每一次动手都浸着温情。

腊月二十三祭灶，要给灶王爷摆上灶糖，盼着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二十四扫房子，全家老小齐上阵，擦窗户、洗窗帘、扫蛛网，哪怕累得满头汗，也会边干活边说笑，妈妈念叨着“扫扫穷气，来年顺顺当当”，孩子们拿着鸡毛掸子在房梁下追着灰尘跑；

二十七蒸馒头，面团要反复揉搓，醒发得白白胖胖，妈妈会在馒头顶上点上红点，寓意“红红火火”，孩子们凑在旁边，偷偷揪一小块面团，捏成小兔子、小元宝，哪怕被妈妈拍一下手背，也笑得合不拢嘴；

二十八贴花花，爸爸裁红纸、研墨汁，亲手写春联，笔锋落下时，墨香混着红纸的喜庆漫开来，我们踮着脚帮忙扶着纸，看着“福”字倒贴在门上，念叨着“福到了”；

除夕夜包饺子，一家人围在案板前，擀皮的、包馅的、摆饺子的，有说有笑，妈妈会在其中一个饺子里包上硬币，谁吃到了就预示着来年财运亨通，孩子们吃得格外仔细，连饺子皮都要嚼三遍。

那些繁琐的流程、重复的动作，从来都不是“麻烦”，而是把“团圆”“祈福”的心愿，一点点融进食物里、贴在门窗上、藏在互动中。

可现在，“懒人经济”让一切都变得“省时省力”：扫房找保洁，三小时搞定全家卫生，却少了一家人边扫边聊的热闹；蒸馒头、炸年货直接买现成的，包装精致却没了妈妈的味道；春联是印刷好的烫金款，字体工整却少了亲手书写的温度；

年夜饭甚至能点外卖，不用揉面剁馅，不用守着灶台熬煮，菜一端上桌就能吃，可那些围着灶台忙碌的烟火气、一家人分工合作的默契、亲手打造的专属记忆，也跟着没了。

仪式感从来不是形式本身，而是藏在“亲手做”过程里的情感联结，少了这份参与感，年就像失去了灵魂的躯壳，只剩下“过节”的名头，却没了“过年”的内核。

再者，娱乐方式的爆炸式增长，让年不再是唯一的快乐源泉，集体欢腾变成了个体沉浸。小时候的过年娱乐，简单却纯粹，年是所有快乐的“集合体”。

除夕晚上，全家围在一台黑白电视机前，春晚的每一个节目都能成为饭后谈资，赵本山的小品能让人笑到肚子疼，宋祖英的歌声能回荡在整个院子里，哪怕信号不好、画面雪花纷飞，也没人舍得换台；

大年初一早上，孩子们揣着压岁钱，跑到巷口放鞭炮，一挂小鞭炮拆成一个个放，点燃引线后捂着耳朵跑开，听着“噼里啪啦”的声响，看着炸开的红纸碎屑，能开心一整天；走亲戚时，和表兄弟姐妹们凑在一起，玩纸牌、捉迷藏、滚铁环，没有电子设备，没有复杂规则，却能从早玩到晚，笑声能掀翻屋顶。

那时的年，是“集体狂欢”的载体，因为平时娱乐匮乏，所以过年的快乐才显得格外珍贵，一家人、一群人的互动，让年味在欢声笑语中愈发浓厚。

可现在，娱乐方式早已泛滥成灾：手机、平板、游戏机成了每个人的“标配”，短视频刷不完，网剧追不停，手游开黑能玩通宵，就算一家人坐在同一屋檐下，也常常是各自捧着屏幕，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你刷着搞笑视频哈哈大笑，他盯着游戏屏幕紧张操作，她追着剧偷偷抹泪，看似热闹，实则隔绝。春晚从“全家必看的重头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背景音”，甚至有人边看边吐槽，没看完就关了电视；

鞭炮因为环保、安全等原因逐渐减少，巷口的集体玩耍变成了“各玩各的”；走亲戚时，孩子们聚在房间里打游戏，大人们坐在客厅里刷手机，偶尔尬聊几句，再也没有了以前的热络。

年的集体快乐，被碎片化的娱乐拆解得支离破碎，那些面对面的互动、心贴心的交流，被冰冷的屏幕取代，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更让人遗憾的是，人情往来的变味，让走亲访友从“真心相聚”变成了“任务式打卡”。小时候走亲戚，是带着温度的团圆。

提着一篮自家蒸的馒头、一瓶高粱酒，或者一包简单的点心，进门一声“叔婶过年好”，就能换来满脸的笑容。

大人们围坐在炕头，嗑着瓜子、喝着热茶，唠唠家常：谁家的孩子长高了，谁家的庄稼丰收了，谁家的老人身体硬朗，没有攀比，没有功利，只有发自内心的关心；

孩子们在院子里追着跑、玩游戏，饿了就吃亲戚家的零食，渴了就喝糖水，临走时，亲戚会往孩子兜里塞红包，哪怕只有几块钱，也藏着满满的疼爱。

那时的走亲访友，是“常来常往”的情谊延续，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升温，每一次相聚都让人满心欢喜，盼着下次再见面。

可现在的走亲访友，多了些功利，少了些真诚：红包变成了“面子工程”，比谁给的多、谁给的少；礼品变成了“档次比拼”，包装要精致，牌子要响亮，仿佛礼品的价格就代表着情谊的深浅；

见面的话题也变了味，不再是家长里短的温情，而是“孩子考了多少分”“工资多少”“买房了吗”“买车了吗”，句句都带着攀比和试探。

尬聊几句后，坐不了半小时，就忙着看手机、催着走，赶着去下一家“打卡”，仿佛走亲戚不是为了团聚，而是为了完成“过年必须做的任务”。

人情淡了，交往变了，那些藏在走亲访友里的温情与牵挂，被功利心和攀比心冲淡，年味自然也就少了那份温暖的底色。

最后，心态的转变和角色的互换，让我们再也找不回小时候的过年快乐。小时候过年，我们是被宠着、被照顾的孩子，不用操心家务，不用考虑开销，不用应对人情世故，只负责吃好喝好、收红包、玩尽兴。

那时的我们，眼里的年是纯粹的美好：新衣服的喜悦，压岁钱的期待，年夜饭的香甜，鞭炮声的热闹，还有长辈们无微不至的疼爱。

我们不用想明天要做什么，不用愁生活的压力，只需要沉浸在当下的快乐里，年对我们来说，是“被幸福包围”的代名词。

可长大后，我们成了操持年的人，角色彻底互换：要提前半个月规划年货，对比价格、挑选礼品，生怕漏了什么；要忙着打扫卫生、布置房间，累得腰酸背痛；要招待一波又一波的客人，端茶倒水、做饭洗碗，一刻不得闲；要给晚辈发红包，盘算着开支，压力倍增；

还要应对长辈的催婚、催生，忍受着不必要的攀比和议论。尤其是中年人，过年更像一场“大考”：要平衡工作与家庭，要安抚老人的情绪，要照顾孩子的需求，要应付各种社交场合，心里装着房贷、车贷、工作压力，早已没了享受年的心情。

年从“被照顾的快乐”，变成了“要承担的责任”，从“无忧无虑的狂欢”，变成了“身心俱疲的应酬”。年龄在长，心境在变，我们看年的角度不同了，感受自然也就不一样了。

那些小时候觉得无比珍贵的年味，其实是和“无忧无虑的童年”绑定在一起的，当我们不得不长大，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担，年味里的快乐，也就自然而然地打了折扣。

其实说到底，年味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模样，藏在了更细微、更内敛的角落。

它不再是小时候的新衣服、好吃的，不再是热热闹闹的鞭炮和春晚，而是藏在家人团圆的一碗热汤里，藏在除夕夜里一句简单的“新年好”里，藏在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哪怕不说话也觉得安心的灯火可亲里。

我们怀念的年味，本质上是怀念小时候的无忧无虑，怀念那些简单纯粹的快乐，怀念人与人之间不加修饰的温情。

年味变淡，不是年的错，而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快到没时间静下心来感受；是我们的欲望太多，多到难以满足于简单的美好；是我们的沟通太少，少到忘了如何放下手机、面对面聊聊心里话。

与其说年味淡了，不如说我们需要重新学会“过年”：慢下来，亲手蒸一锅馒头，写一副春联，哪怕手艺笨拙，也是专属的记忆；

放下手机，陪父母唠唠家常，听他们讲讲过去的故事，陪孩子玩玩小时候的游戏，重拾面对面的互动；简化人情往来，少一些攀比，多一些真诚，让走亲访友回归“团聚”的本质。

年还是那个年，它承载着辞旧迎新的期盼，承载着阖家团圆的心愿，从未改变。改变的是我们，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的心态。

只要我们愿意慢下来、用心感受，愿意亲手为年添一份仪式感，愿意为亲情多花一点时间，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年味，就会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温暖又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