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的泥沙是块很硬的骨头

提起黄河，那可真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它既是滋养万物的母亲河，又是肆意咆哮的猛兽，历史上无数次决口改道，害得多少百姓家破人亡，尤其是1938年那场人为炸堤，更是夺走了五十多万条鲜活的生命。新中国成立之初，摆在案头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条黄龙给治住，1955年夏天，国家下定决心要在三门峡修大坝，这地方河道狭窄，岩石坚硬，简直是天造地设的筑坝宝地，谁曾想，这个决定日后竟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那时候国家一穷二白，物资紧巴巴的，工人们硬是靠着肩挑手扛，把成吨的钢筋水泥运到了河边，咬着牙关干出了一番事业。1961年大坝主体完工，全长八百多米，高一百多米，库容三百多亿立方米，投资更是水涨船高，从原本计划的十三亿飙升到了四十亿，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大坝刚立起来那会儿，下游的河南、山东老百姓那是敲锣打鼓地高兴，拦洪、发电、灌溉、航运，指望它一下子解决所有问题，事实证明，它也没让人失望，下游的洪水少了八成，一年发电六十多亿度，占了当时全国总量的十分之一，给工业发展打了强心针，几千万亩农田喝饱了水，粮食产量蹭蹭往上涨，连山东让人头疼的凌汛问题都给摆平了，大坝一度成了那个时代的骄傲，护住了下游几千万人的身家性命。

“福兮祸所倚”，好景不长，黄河那数不清的泥沙很快就露出了狰狞面目，一年带走十六亿吨沙子，大坝一拦，库区瞬间成了巨大的沉淀池。1960年9月开始蓄水，仅仅一年半时间，淤积量就高达十五亿立方米，潼关段的河床眼瞅着从三百二十三米涨到了三百二十七米多，这下麻烦大了，渭河入黄口被堵死，下游河床被迫抬高，成了悬在头顶的“地上悬河”，洪水一来便倒灌上游。关中平原原本肥沃的土地开始泛起白花花的盐碱，每年新增两三万亩，农民看着心都在滴血，西安周边的生态环境也是每况愈下，水质变差，湿地萎缩，鱼鸟没了活路，当年设计时借用了苏联专家的经验，可咱们黄河这泥沙量，人家哪里见识过，风险没估准，苦果只能自己吞。

西安人提起这大坝，那是恨得牙根痒痒，洪水这把火直接烧到了自家门口。1962年八十万亩田地被淹，2003年夏天更是遭了大罪，渭河一场仅仅五年一遇的小洪水，流量不过三千七百立方米每秒，竟然酿成了五十年不遇的大灾难，西安市区一片汪洋，街道成河，百姓撤离，直接损失八十多亿。这笔账，大家伙儿都算在了大坝头上，认为是它拦沙导致渭河河床抬高，水排不出去只能往上漫，上游河床抬升了四五米，排水不畅，古城屡遭水患，生活被搅得一团糟，难怪陕西人气愤地说早该炸掉它，明明过去灾害多在下游，现在这倒霉事儿全摊上了关中平原，这心里能平衡吗？

其实，早在动工之初，清华大学黄万里教授就曾振聋发聩地警告过，黄河沙子多根本拦不住，建坝迟早会淤积到上游去淹西安，可惜那时候急于发展，这金玉良言没被听进去。眼看泥沙淤积成了烂摊子，国家也没坐视不管，1964年底年底开会定下了“保下游也要护西安”的调子，开始动大手术，左岸加泄沙隧洞，发电管改排沙管，1968年投用后泄流量翻倍，排沙比达到百分之八十，后来觉得还不够，1970年起又打开底孔，陆陆续续搞了二十七个泄洪口。这一通操作下来，泄流量上万立方米每秒，排沙比超过百分之百，库区从淤积转为冲刷，潼关河床降了一点八米，运行方式也改成了“蓄清排浑”，发电效益才算稳住了，加上2002年批了水土保持规划，上游植树修梯田，泥沙入河量确实少了，甚至试着用淤泥造地，生态经济有了点起色。

即便如此，渭河的威胁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始终悬在头顶，西安人心里的疙瘩也没解开，2003年的惨痛教训历历在目，改建只能缓解，根子上的隐患难除，陕西省这些年损失上千亿，老百姓日子受累，都是实打实的痛。黄河的泥沙是天生的硬骨头，当年技术储备不足，决策难免仓促，三门峡大坝就像一本厚重的教科书，用几十年的经历告诉后人，搞大工程得敬畏自然，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别把话说得太满。这份经验教训，后来人得好好咂摸咂摸，别在同一个坑里跌倒两次，这或许才是它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