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10）审判席上“孤寂”的日军海军将领

二战轴心国与同盟国的武装力量对抗中。纳粹德国以陆军见长，而日本则以海军闻名于世。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军不是主角，但也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等大战中积极出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帝国海军倾巢而出，成为在浩瀚太平洋上与美国决战的主力军。

然而，当远东国际法庭开庭之日，被盟军圈定为甲级战犯的海军将领竟然只有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冈敬纯三人，最终被判决的仅两人，与被判刑的14名陆军将领形成巨大反差，这使得人们长期以来对东京审判的关注点都聚焦在以东条英机为首的陆军战犯身上，而日本海军的海上犯罪则逐渐被忽视或遗忘。

日本海军高级将领死亡率高

日本帝国海军作为太平洋战争中与美军搏杀的主力军，按理来说战后被圈定的战犯应该更多，但为何最终海军将领在被告席上仅占3席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海军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海军的主战场在海上，虽然会涉及射杀战俘、政府商船等海上犯罪行为，但与陆军比起来，因为与平民接触的机会较小，所以犯“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的概率要比陆军低得多。同时，海军在海上实施犯罪后销毁证据比陆军更容易，即使被指控也通常会因证据不足而被认定为无罪。后来对冈敬纯的审判就遇到类似情况。

对于这个原因，对海军的指控基本只能限于 策划发动战争的高层，但日本海军高级将领偏偏又死亡率极高，例如偷袭珍珠港的直接执行者，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应该是美国人最想审判的战犯之一，但山本早在1943年4月18日乘机视察部队时，就因中了美军战机的埋伏截杀而机毁人亡。

山本的继承者古贺峰一的运气更差，他继任联合舰队司令官之职还不满一年，就在一次飞行事故中死去？被山本器重，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初期率领舰队参与偷袭珍珠港及中途岛海战而闻名于世的南云中一，也于1944年7月在塞班岛“玉碎”战中自杀身亡。战争末期创建神风特工队的大西泷治郎，按理说也应列为战犯，但他却在日本战败的第二天切腹自尽。曾经是山本五十六的参谋长，后任第五航空队司令的宇垣缠在战败之日率领一队特攻队员进行自杀性攻击，殒命太平洋……海军中最可能承担战争责任的高级将领或战死、或自杀，活到战后的也是寥寥无几。即使是被确定为甲级战犯的三个人中，还包含了一个算不上决策层将领的冈敬纯。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被审判的海军将领少与美国人圈定战犯时对海军比较宽容有关。因为在战争后期担任海相的米内光政就是主和派代表，米内曾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反对三国同盟，反对美日开战，并认为一旦开战日本没有胜算。莱特湾大海战后，米内的主和言论日益高涨，到战争末期，成为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的代表，与主张“本土决战”的陆相阿南惟畿针锋相对。战争结束后，米内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列为战犯（此人在侵华战争问题上有责任），并为自己在巢鸭拘留所安排了位置。令他意外的是，由于他对发动太平洋战争的态度让美国人认为是和平人士，“海军良心”，最终没有将他列入战犯名单，受米内的影响，日本海军中的主和派将领大多避过此劫。

情况比较特殊的还有原军令部长丰田副武和先后任日本商工大臣、外务兼拓务大臣、军需兼运输大臣的丰田貞次郎，这两人都名列重庆国民政府公布的战犯名单中。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曾被山本五十六极度讨厌，山本一度明言“两丰绝不可用”。丰田副武是日本海军中的主战派，直到战败前夕还向天皇上奏反对投降，与米内并非同一路人。日本战败后，丰田副武很快就被盟军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并于1945年12月盟军发布第三次逮捕令后被抓捕。丰田贞次郎虽是海军出身，但他的身份更偏向于“实业家”，此人在战后虽然一度被开除公职，但也被麦克阿瑟下令逮捕。后来盟军最终认定的甲级战犯只有28人，“两丰田”均未被列入其中。东京审判结束后，盟军总司令部于1948年12月24日宣布“从此不再举行审理日本主要战争责任人的审判”，之前在逮捕令中被抓捕的丰田等战犯也以“证据不足，免予起诉”为由陆续释放。但从这些逃过审判的战犯履历来看，有理由相信，“两丰田”等人获释主要原因是“法不责众”，但并不意味他们无罪。

永野修身狱中暴亡

在远东法庭受审的三位原日本帝国海军将领中，除了岛田繁太郎在1945年9月11日第一次战犯逮捕令中就被圈定为战犯，其余两人都躲过了盟军对战犯的4次大抓捕。永野修身直到1946年3月16日才被盟军以“破坏和平罪”逮捕，而冈敬纯被捕的时间则拖到了同年4月7日。以头衔来看，永野修身当名列三人之首，他是近代日本海军史上唯一一位担仼过海军大臣、军令部总长、联合舰队司令官的将领，同时也是日本帝国海军唯一一位在世时就被封为元帅的人。

永野修身生于1880年，1936年出席伦敦海军会议，回国后出任海军大臣。无论是侵华战争还是太平洋战争，皆有参与共谋之责任。但由于远东法庭对永野修身追究责任和举证的时间很短，并且没有对其进行最后审判，所以在庭审记录中，关于永野战争罪责的记载并不多。实际上，早在1932年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的过程中，田中隆吉就赴沪策动日本海军“在上海搞出一些事出来”，以转移国际注意力。当时身任海军军令部次长的永野修身应板垣征西郎的请求，指示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配合田中隆吉行动，酿成一·二八事变。

1936年8月11日，日本举行了确立基本国策的“五相会议”，永野修身以海相身份参会。这次会议确立的国策，包括国内与国外两个方面，即“外交国防相辅相成，巩固帝国在东亚大陆中的地位，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后来日本陆军积极主张的“北进”政策与日本海军热衷的“南进”政策都包括在其中。这个“基本国策”通常被视为后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诺门罕冲突、太平洋战争的理论依据，而这项基本国策中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来源于1936年6月30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与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开会时一致通过的一项草案，“该草案的全部要点都与1936年8月11日五相会议最后通过的基本国策相一致”。表明永野在早期就参与了侵略战争的策划与共谋。

与另一位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比起来，永野修身的知名度要远逊于前者，但在让山本“名扬天下”的珍珠港事件中，永野在幕后发挥的影响更大。1941年7月底，天皇召见时任海军军令部长的永野商谈对美政策的问题，永野向天皇报告的内容与山本的政见相似。他首先表明自己反对三国同盟，并认为在三国同盟期间不可能调整美日邦交。但对美开战问题上，永野比山本要激进得多，他认为“如果不可能调整邦交，在日本石油来源断绝下，而与美国作战，那么日本的石油储藏量仅够一年半之用”，因此对美开战除了先下手之外别无他法。永野还对天皇说，即便先发制人，“日本能否获胜也是难以预料的”。最终得出结论，那就是时间越拖对日本就越不利，不如提早动手。

同年11月2日，永野修身与东条英机、杉山元联名上奏天皇，主张对美开战。11月5日，御前会议结束后，永野修身向山本五十六发出了偷袭珍珠港的命令。开战前夕，天皇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并询问时任海军大臣的岛田繁太郎与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对开战究竟有多少信心？永野表示“海军对作战有信心”。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初期，日本海军的确取得不少胜绩，永野也因此于1943年6月21日被晋升为元帅。

不过到了战争末期，永野修身的表现也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于1945年8月14日与杉山元联名上奏天皇，要求战斗到底？但另一方面他又表示只要国体不变，可以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永野曾想要切腹自杀，但商工大臣左近司政三劝阻了他:“这是你的责任，你死了谁来顶罪”？或许是这句话的影响，在远东法庭对他为时不长的审判中，永野没有将珍珠港事件中的主要责任推卸给已死的山本五十六与南云忠一，而是主动承认自己在该事件中的主导作用。他的这一态度获得了美国检察官的欣赏。遗憾的是，还没等法庭对这一事件的责任进行进一步追究。永野修身就因患急性肺炎 ，于1947年1月5日病死狱中，逃过了最后的判决。

但是，永野的死亡并不能使他对法庭的影响完全消失。在对其他战犯的庭审时，“永野修身”依然是不断被提及的名字，他签署过的命令继续被作为证据指控其他战犯。例如法庭对驻柏林大使大岛浩的审讯过程中，美国 检察官塔温纳拿出了一份1942年1月3日，希特勒与大岛浩谈话记录的机密文件，上面记载着，“希特勒说……他要下一道命令:在不能把外国水手生俘过来的情况下，在公海上这并不是经常能做到的，潜艇应在用鱼雷击中敌方潜艇后浮出水面，射杀救生艇。大岛浩大使由衷赞同元首的表示，并说:‘日本也不得不奉行这种方法……’”而使这个记录成立的证据就是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签署过的一份类似的命令。

“帝国海军”战犯的终局

永野修身病死，还留在被告席上的两名海军战犯，岛田繁太郎军衔为大将，冈敬纯为中将。其中岛田被捕的时间是最早的，因为1941年10月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后，岛田就受邀出任海相，他在东条内阁对内统治和对外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决策中都积极出力，被人讥为“东条独裁之翼”，而盟军首次逮捕的主要对象就是东条内阁的人。据说逮捕令下达后，美国宪兵来到岛田家准备实施抓捕。岛田繁太郎竟还从容地吃完在家中的最后一顿饭，然后“换上一套崭新的海军军服走了出来，那情景好像不是去监狱，而是要去参加一次庆典大会”。另一位战犯冈敬纯直到1946年才被抓捕，因为此人在昭和军阀集团内部的确算不上最高决策人，不过，他于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间，担任了近4年的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尤其在法属印度支那的问题上与法国人之间有着更复杂的关系，故而被追加为战犯。

对冈敬纯的指控罪名共计7项，而在庭审期间争议最大的是侵略法属印度支那这一项。从1941年2月起，冈敬纯就作为日方代表与法国维希政府进行“调停谈判”，并在谈判过程中威逼利诱，迫使维希政府同意日本派兵进驻的要求。由于进驻行为是在经维希政府同意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使得法官们在日军是否构成侵略这一问题上产生分歧。双方争论许久，最后还是从战争末期的一场日军与法军的军事冲突中找到重要依据。《判决书》第993页写道:“法庭认为，日本的行径对法兰西共和国构成了侵略罪”。这意味着战犯冈敬纯也要为此承担责任。判决书中认定“从1940年10月至1944年7月，在担任海军军务局长期间，冈敬纯是阴谋的积极分子之一。……他参加了对中国以及西方各国实行侵略战争的政策的制定与实行。

至于岛田繁太郎的罪状就要清晰得多。庭审期间，岛田列举了种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归纳起来有四项，即:一，美国冻结并绞杀日本，并逐渐削弱日本的战斗力。二，从经济和军事上“包围”了日本。三，美国对于谈判采取不同情不妥协的态度。四，同盟国对中国的援助引起了日本的恶感。

经研究，尽管法庭承认了岛田在1941年10月前“并没有参加共同阴谋”，但也认定“自东条内阁成立起，直至1941年12月7日日本攻击西方各国时止，他参与了阴谋者们所做的一切决定”。至于他的辩护，法庭在判决书中写道:“在这个辩护中未列入的事实是，他决心以战争延续日本多年侵略战争所获得的利益。本法庭已充分研究这一辩护，并拒绝接受。”

除了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罪”之外，永野修身、岛田繁太郎、冈敬纯都涉嫌“违反战争法规惯例及违反人道之犯罪”（第三类)。有证据表明，永野签署的209号命令后，1943年3月20日驻特鲁克岛的第一潜艇支队成员曾接到上级命令:“所有潜艇应相互协同，集中攻击敌商船队，并彻底消灭他们。不得局限于击沉船只和货物，必须连同敌船船员一举消灭……”

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间，日本海军第八潜艇支队在执行作战计划时击沉了同盟国大、小商船21艘、帆船8艘，令人震惊的是，被俘虏的船员仅有9人，其余的千余名商船船员与乘客均遭日军当场杀害，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儿童。而岛田繁太郎看了潜艇部队袭击商船的报告后，亲自批示嘉奖该部队官兵。

1948年11月15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所有甲级战犯进行宣判，两名海军将领也等来了对自己的最终判决。除了前文举证的岛上暴行，判决书中确定岛田繁太郎自日美宣战以后，在战争的实施中又起了主要作用，判决其有罪，处无期徒刑。冈敬纯也被法庭判决有罪，处无期徒刑。

对他们的判决意味着在整个东京审判中，没有一位日本海军出身的将领走上绞刑架。尽管两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但冈敬纯和岛田繁太郎分别于1954年和1955年获释，前者在1973年病死，后者活到了197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