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相死了，民众放鞭炮狂欢，撒切尔夫人为何让英国人如此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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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8日，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死讯像一颗石子砸进英国社会，溅起的不是统一的哀悼，而是撕裂到荒诞的两极图景。

伦敦唐宁街降下半旗，白金汉宫默哀，政府斥巨资筹备堪比国葬的悼念仪式，精英圈层里满是“时代巨人陨落”的惋惜；

可在北部约克郡的矿区、苏格兰的工业小镇，鞭炮声此起彼伏，人们举着“老巫婆归西”的标语涌上街头，商店里的香槟被一抢而空；

有人把撒切尔的画像塞进假棺材，点火的瞬间，围观人群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

最耐人寻味的是，狂欢的人群里一半是没见过撒切尔的年轻人。

一场跨越两代人的仇恨，从来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一套政策对无数普通人的生计、希望与尊严的系统性碾压，这份痛苦像基因一样，在英国社会里代代传递。

没人能否认，撒切尔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1979年她入主唐宁街时，英国早已不是“日不落帝国”，反而顶着“欧洲病夫”的骂名：

工会势力膨胀到无法无天，动辄发动全国大罢工，垃圾堆成山，医院停摆，连太平间的尸体都因工人罢工无人安葬；

英镑暴跌，物价飞涨，普通家庭连面包都要排队抢购，整个国家陷入“越罢工越穷，越穷越罢工”的死循环。

可这位杂货铺老板的女儿，带来的不是温和的救赎，而是一把“宁断筋骨也治病”的屠刀。

她的核心逻辑简单粗暴：国家要富强，必须砍掉“冗余成本”，而那些依赖国企、靠福利度日的底层民众，就是她眼里的“冗余”。

首当其冲的是北方的工业根基。煤炭、钢铁、造船，这些曾支撑英国崛起的产业，在撒切尔的私有化浪潮里被成片推倒。

没有缓冲期，没有再就业培训，更没有补偿方案——前一天还是捧着“铁饭碗”的工人，第二天就发现矿场大门被焊死，墙上贴着“永久关闭”的告示，几十年的工龄在政策面前一文不值。

绝望的工人们寄希望于工会。可撒切尔早已布下天罗地网：1980年《就业法》、1982年《就业法》接连出台，罢工必须提前投票、公开登记，甚至要提前通知雇主；

只要有工人阻塞工厂大门，立刻会被定性为“非法集会”，警察可以直接动手清场。

1984年的全国矿工大罢工，成了这场碾压的巅峰。撒切尔政府提前半年囤积了足够全国用6个月的煤炭，断了罢工工人的谈判筹码；

又调动数万警力，带着警棍、盾牌甚至马匹冲进示威人群。矿场门口的冲突里，有人被打断肋骨，有人被马蹄踏伤，鲜血染红了冰冷的铁轨，可媒体上却全是“暴民作乱”的报道。

这场持续一年的罢工最终以工人的惨败收场。工会资金耗尽，工人家里揭不开锅，只能低着头回到早已不属于自己的矿场，或者彻底失业。

经此一役，英国工会的脊梁被彻底打断，底层民众再也没有了抱团维权的底气，只能任由命运摆布。

随着矿场、工厂的倒闭，北方工业城镇成了“被遗忘的角落”。青壮年背井离乡去南方讨生活，留下的老弱病残守着废弃的厂房和破败的街道。

曾经邻里互助的社区彻底瓦解——以前谁家孩子没饭吃，街坊会主动分一碗；谁家有困难，工友们会凑钱帮忙。

可在生存压力下，人情变得比纸还薄，只剩下各自为战的冷漠。直到今天，这些小镇的墙上还能看到褪色的涂鸦：“撒切尔滚出约克郡”。

如果说工业毁灭断了底层的“生路”，那住房、教育、福利的三重绞杀，就是断了他们的“活路”和“希望”。

撒切尔推出的“公租房购买计划”，听起来像个福利：允许公租房居民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买下房子。

可背后的算计藏都藏不住：大量公租房被卖出后，政府根本没有补充新的保障性房源，反而把卖房的钱投入了伦敦的金融市场。

很快，恶果显现。流向私人市场的公租房被房东肆意抬价，租金翻了一倍还多。

底层家庭的收入大半都要用来交房租，有人一家三口挤在十几平米的小出租屋里，有人付不起房租，只能睡在伦敦郊区的车里，成了“住房难民”。

而这种住房危机，一延续就是几十年——直到现在，英国年轻人买房的年龄还在不断推迟，很多人一辈子都攒不够首付。

教育的大门也被渐渐关上。撒切尔政府大幅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学费一涨再涨。以前，穷人家的孩子靠政府奖学金就能读完大学，改变命运；

可到了撒切尔时代，上大学要背上巨额贷款，毕业好几年都还不清。

越来越多的贫困家庭孩子放弃了升学，只能早早进入社会，做着低收入、没保障的零工，重复父辈的困境。

福利体系的崩塌更是雪上加霜。撒切尔最痛恨“不劳而获”，她认为高福利会养懒汉，于是大笔一挥，砍掉了无数底层赖以生存的保障：

学校给小学生的免费牛奶被取消，贫困家庭的孩子连基本的营养都成了问题，“牛奶掠夺者”的骂名从此钉在了她的身上；

养老金政策被修改，从原来跟着工资涨幅调整，变成只跟着通胀走，退休老人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少，很多人辛苦一辈子，晚年还要靠捡垃圾补贴家用；

公共医疗投入被压缩，多家免费医院被关停，处方费涨了又涨，底层民众小病扛、大病等死成了常态。

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人头税”的推出。不管是月入几百英镑的清洁工，还是身家亿万的金融大亨，都要缴纳相同数额的税款。

这种彻底无视贫富差距的政策，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990年，伦敦、曼彻斯特等城市爆发大规模暴乱，抗议者与警察激烈冲突，街头火光冲天。这场风波直接导致撒切尔的支持率暴跌，最终被自己的政党赶下台。

撒切尔的伤害，不止于物质层面，更在于对英国社会精神的摧毁。她有句臭名昭著的言论：“社会不存在，只有个人。”

这句话像一把刀，割裂了英国延续百年的互助传统。在她的理念里，个人的成功全靠自己努力，失败只能怪自己无能，政府没有义务帮助弱者。

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让整个社会变得冰冷而残酷：有人失业流落街头，路人视而不见；有人因医疗资源不足死去，媒体只关心经济数据。

更让英国人不齿的是她的外交立场。在南非推行种族隔离制度时，全球多数国家都加入了制裁行列，谴责这种反人类的暴行，可撒切尔却拒绝参与，还公开称赞南非政府“理性、有序”；

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双手沾满异见者的鲜血，被全球通缉，撒切尔却把他当成贵宾，安排私人接待，甚至在他被逮捕时出面为他求情。

在很多英国人看来，撒切尔为了政治利益，早已抛弃了基本的道德底线，这让他们感到羞耻和愤怒。

不可否认，撒切尔的改革让英国经济有了起色：通胀降了，经济增长了，伦敦金融城重新成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也摆脱了“欧洲病夫”的标签。

但这些成就，全是建立在底层民众的痛苦之上的。

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富人越来越富，底层越来越穷，贫富差距被拉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伦敦高楼林立、灯火辉煌，北方工业城市却日渐萧条、死气沉沉，南北发展的鸿沟越来越深，至今都没能弥合。

所以，2013年的那场“葬礼狂欢”，从来不是对一个人的恶意，而是底层民众积压了三十年的愤怒与控诉。

那些举着抗议标语的人，可能是失去工作的老矿工，可能是交不起房租的年轻人，也可能是因医疗资源不足失去亲人的家庭。

他们恨的不是撒切尔本人，而是那个让他们流离失所、看不到希望的时代。

撒切尔无疑是英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政治人物。有人把她评为“最伟大的英国人”，感谢她拯救了英国经济；

也有人把她列为“最痛恨的英国人”，铭记她带来的伤痛。这种两极分化的评价，至今仍在英国社会延续。

后来，她的家乡格兰瑟姆为她修建了一座雕像，可揭幕当天就被人泼了红漆，基座上被写下“毁国者”三个字。

这三个字，是一部分英国人对她最直白的评价，也折射出那段历史留下的深刻伤痕。

一场首相的葬礼，变成一半狂欢一半悲伤的分裂场景，本身就是对撒切尔时代最真实的注解。她用铁腕手段完成了经济转型，却撕裂了社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口。

如何弥合社会分裂，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这个撒切尔没能解决的问题，至今仍是英国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而那些被政策抛弃的人，他们的痛苦与愤怒，早已刻进了英国的历史肌理，再也无法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