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时隔60年才突然发现，自己竟然是当年的中央特科重要人员

2001年，一位86岁的退休老人走进北京一户普通住宅，与85岁的沈安娜会面。沈安娜端详他片刻，轻声说：“你就是中央特科的情报员。”这句话让姚子健愣住了——他为这个身份已等待了67年。

1915年江南小城宜兴，姚子健家里一间小茶馆，父母抬水烧壶招呼街坊，他在柜台边写写算算，1929年去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的中学部，免学费还发衣服，这一口气把家里负担卸下来，教室里桌椅旧，黑板磨得发亮，老师讲课他记得快，1931年九一八，校门口拉横幅喊口号，学潮一阵又一阵，学校被解散，他提包回乡在镇里顶课教书，备课本上那行字写得用力，“唯有变革社会制度，方能救亡图存”，墨迹厚，翻页多次也不去擦。

过了两年，南京城里贴出中央陆地测量学校的招生启事，免费招，制图专业，他心里盘着另一套算盘，弄宣传要有印刷，有版有墨才算数，报名考上，同乡舒曰信牵来一根线，鲁自诚那边点头，他把名字写进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到测量总局的制图科，单位窗户朝北，桌上三角尺堆成一摞，他对外说眼睛看图容易累，提了调岗申请，进了管制机密地图的第五股，抽屉锁着的那些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图，纸张厚，封皮上盖着“机密”“绝密”的章，指尖摸过去有凸起。

1934年开始两条路一起走，每周六傍晚，军服穿好，扣子对齐，拎棕色皮箱去南京火车站，箱底压着军用地图的副本，上面盖衣服和书，检票口军警看制服，手臂一抬敬礼，他从人群里钻出去，车票三等，车厢里煤烟灌进来，座椅木板粗糙，汗味混着油腻，窗外田野一格一格地退，目的地在上海，落脚点不写地址，街口拐进茶馆，东宝兴路那家，靠墙那张桌子握手不说话，纸包递过去，法租界的亭子间也去过，舒曰信和爱人家里灯光低，他坐一会儿就走。

路上碰过两次险，1935年秋天尾声，后面有人紧贴，他加快又慢下，甩不掉，眼前一块牌子写着照相馆，门口玻璃反光，他进屋把地图塞进封套，让店员放在架上，他人出门绕了一圈再拿，火车临检那次更急，列车员喊行李打开，他把文件混在乘客的包袱里，车到江湾站他下车，从人堆里挤出去，地图上的红蓝线标着部队番号和布防，取图的地点就是动作要落脚的区域，1936年春节前，他带出的江西兵力部署图摆在桌面，赣南那张，和清剿计划对应，指向清楚。

接头一直单线，门口不打招呼，茶杯摆在桌上隔着两指宽，上海茶馆里口风紧，武昌江边也约过，水汽飘着，他和新上线见面，对方叫熊先生，衣领平整，说话只说事，四年他像钟摆一样宁沪来回，从不问链条尽头在哪，他在自己的格子里把事做完，不知道自己归在中央特科那层。

1938年他提申请去前线，潘汉年把人往香港情报站送，码头边风大，他离港时收了两张纸条，字迹端正，“姚子健有抗日热情，已经为党工作多年”，这两张分别去陈云和林彪，后来他走了不少地方，住过几间临时房，口袋里装着票据和短纸，过往的那段不提，饭桌上有人问，他笑一下把话引到别处。

2001年转机在一场讲座，儿子姚一群去听沈安娜，她提到舒曰信、沈伊娜的名字，他回家问，电话一个个拨过去，老人见面坐下，茶水热，沈安娜把那条线说清，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串起来，姚子健在这条线上，中央特科的成员定位落下，2017年他102岁坐在纪念会的会场，中央特科90周年，台上灯打下来，他被追认为最后一位被确认的中央特科战士，牌匾拿在手里不多话。

2018年他走到生命尽头，103岁，家里人收拾遗物，那句口头话留在记忆里，“什么特科不特科，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隐蔽战线的人把身位摆在后面，桌上材料一页页往前传，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