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月15日，时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外交随员的关恒广在结束任期后，按照安排回国。

根据外交惯例，外交官只能乘坐指定的铁路线路回国，因此关恒广所搭乘的也是指定的国际专线，准备经西伯利亚回国。

同年1月19日，列车抵达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站，苏联方面突然封锁了车站，理由是“车厢里发生了瘟疫”。

有鉴于此，关恒广也只好在苏联方面安排下下车接受检疫

图|1992年3月，关恒广大使向乌兹别克斯坦总统递交国书后，总统府礼宾官给关大使穿上民族服装以示最高礼遇

不料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自称“华侨”的中年妇女挤了上来，坐在了关恒广旁边的座位上，还有一搭没一搭的同他聊天，关恒广也出于礼貌回了几句。

就在聊天之际，那名中年妇女突然凑了过来，突然给关恒广怀里扔了个包裹。

应该指出的是，不同的资料中，对于当时的情形有不同记载，有一说法是这名中年妇女凑上来问关恒广“有没有画报”，关恒广出于外交人员的警惕说“没有”，结果话音刚落，就被硬塞了一份画报。也有说关恒广并没有反谍的经验，下意识就接过来这个包裹。

突然之间，周围有人举起了照相机，连续“咔嚓”“咔嚓”的照了相，还有人高声叫嚷起来：

“不许传递情报，有间谍。”

关恒广几乎没有任何反应的时间，就被冒出来的几个人以“正在交接情报并在从事反苏间谍活动”按住，并被带下了火车。

关恒广立马意识到，这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陷阱。

1

关恒广之所以遭到苏联方面“设计”，主要是源于之前我们讲过的一件事——李洪枢间谍案。

1972年6月，我新疆边防部队在巡逻时，意外在边境地区我方一侧附近发现了一个空罐头盒，据此我国公安机关判定，这个罐头盒可能是非法入境的苏联间谍留下来的，而这个人很可能已经成功潜入。

图|图|左面是苏联的情报人员，右面是李洪枢

后来我公安机关顺藤摸瓜，仅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抓获了非法入境的苏联间谍——李洪枢。

此案不仅引起公安部的重视，就连周总理也很关注。

李洪枢后来经过说服教育后，同意配合我公安机关工作，利用一些虚实参半的情报来逆向做苏联情报机构的工作。

通过近两年的摸排布局，我公安机关顺利取得了苏联情报机构的信任。

1974年，苏联方面通知李洪枢，请他在1974年1月15日晚8点半，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等候接头，接头人将送给他新的电台、密码、密写工具、手枪、联络时间表以及活动经费等。

专案组就此事请示了周总理，得到了“可以抓捕”的指示。

同年1月15日晚，专案组在北京东郊西坝河桥下层层埋伏，顺利的抓捕了来此接头的苏联间谍。

图|抓捕谢苗诺夫、柯洛索夫和李洪枢现场

根据资料记载，苏联情报机构派来接头的人都是苏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维伊马尔琴柯夫妇，三等秘书谢苗诺夫夫妇以及武官处翻译阿珂洛索夫。他们所乘坐的车都是苏联大使馆的，为了避免引人注意，甚至还用布蒙上了车牌。

尽管上述无人均不承认自己是来接头，但车上的交接情报、文件、电台、联络时间表、密写工具和伪造的边境通行证等间谍用品，却暴露了他们来此的真实目的。

1974年1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通过外交方面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并宣布维伊马尔琴柯夫妇、谢苗诺夫夫妇和阿珂洛索夫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立即驱逐出境。

也正因为如此，苏联方面才恼羞成怒，意欲报复。

2

事实上，就在苏联方面报复之前，周总理对此情况就已经有了充分的预估。外交部立刻通知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要他们谨防苏联方面的报复。

可无奈的是，当时关恒广恰好结束任期，就在返回的途中，他没有接到大使馆方面发来的消息，这才给苏联方面钻了空子。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至1969年珍宝岛冲突后，双方关系降至冰点。

根据资料记载，在珍宝岛事件后，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大使馆方面因为在头一天就得到了苏联方面即将游行的信号，做了充足的准备，还对现场进行了从容的拍照，以便于将来作为历史资料。

此后中苏都召回大使，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当时北京与莫斯科仅保留有限的交通联系（如一架飞机、一列火车和一个大使馆）。

1969年9月1日，周总理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了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联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开国少将刘新权被任命为中国驻苏联大使，并于1970年11月21日赴莫斯科。双方这才算是恢复了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不过即便如此，中苏之间的关系依旧是磕磕绊绊。根据工作人员回忆，当时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的人几乎每个人都是绷紧了神经，谨防苏联方面随时可能发起的政治挑衅。

当时根据惯例，中国大使馆每年都要邀请苏联外交部所属的外交人员服务局工作人员，以表达对他们服务的感谢（当时大使馆在莫斯科的日常生活很多都要仰赖服务局的帮助）。

根据当事人回忆，很多苏方工作人员在接到请帖后，都表示了要来的意愿，一个常年负责大使馆暖气修理的甚至还打电话，询问能不能带他的小孙女来，他的小孙女没来过大使馆。

可就在宴席当天，服务局的工作人员一个也没有来，整个宴席都泡汤了。

后来服务局的人上门工作，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询问才知道，原来是苏联外交部下了严令，不准他们出席，谁违反规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大使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也就没在举行类似的宴会。

图|刘新权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获苏联间谍后，外交部随即通知大使馆小心戒备，使馆接到指示后，立刻规定，严格控制人员外出，以防止苏联方面随时可能得报复。

当时中苏上访外交上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苏联外交部每年都要在莫斯科远郊的一处别墅——梅谢林诺，宴请中国驻苏大使馆外交官员。而在苏联外交部邀请后，中国大使馆方面也要进行回请。

不凑巧的事，1974年这个日子恰好卡在了北京抓捕苏联间谍前后。

同年1月17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以刘新权大使为首的12名大使馆外交官员，大使馆方面一开始考虑到苏联可能进行报复，对此很犹豫，后来经过研究讨论后，又认为不去不礼貌，最终还是决定——去！

整个宴席期间，大使馆的外交官员都十分紧张，担心苏联方面不顾外交礼仪而发难，很多工作人员后来都回忆称，当时宴会上吃的很“艰苦”。

当时也确实是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就是一位途径莫斯科准备回国的信使在大使馆门口被当地警察给扣住了。

刘新权大使为此十分生气，他为此专程找了贾丕才，要求苏联方面放人，不然就不进餐厅吃饭。

根据贾丕才当时的反应来看，这件事确实不是苏联方面一开始安排好的，随着他打了几通电话后，那名被扣住的信使被送回了大使馆。

听到我方的信使安然无恙，刘新权这才进入了餐厅。

3

不料就在此次宴会后两天，工作期满的关恒广在回国途中被苏联扣押。

在伊尔库茨克警察局，关恒广遭到了苏联情报机构工作人员长时间的非法审讯，期间关恒广几次提出要与大使馆联系，但都被苏联方面拒绝。

图|20世纪70年代，关恒广在驻苏联使馆工作期间

苏联方面指控关恒广“企图向苏联公民索取情报”，并出示了一些他在使馆招待会等场合与苏联公民交谈的照片，试图证明他长期从事间谍活动。

关恒广对此毫不畏惧，针锋相对的进行了驳斥：

“中国外交官光明磊落，从未违反苏联法律。这些照片恰恰证明我是在进行正常的民间友好交流！”

遗憾的是，毕竟是寄人篱下，关恒广的抗争是无力的。

不久之后，苏联方面将关恒广押上一家飞机送回莫斯科，在莫斯科多莫杰多沃国际机场，苏联方面举行了早就安排好的“听证会”，并邀请了各界代表参与。

当着所有人的面，苏联方面指责关恒广在过去六年中“非法搜集苏联军事情报”，并企图收买苏联公职人员充当间谍。

随后，苏联方面宣布，关恒广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将之“驱逐出境”。

大使馆方面才意识到，这是苏联方面针对此前北京抓获苏联间谍的报复性手段。

不久之后，中国外交部也向苏联驻华大使馆递交了抗议照会，指出这是一起“明目张胆的非法绑架事件”，是对中国驱逐苏联间谍的报复行为。

关恒广在回国之前，大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到了机场送别，刘新权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并对着在场的各个国家的记者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关恒广回国后，受到了英雄般的礼遇。此后并未受到此事件影响，仍然奋战在外交战线。

1975年，关恒广被派往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总领馆工作，开始了新的外交生涯。

不过，对关恒广而言，这件事始终是他心里的一个疙瘩，毕竟他学习俄语多年，对俄罗斯文化始终怀有深厚的情感。

据原中国驻俄罗斯使馆公使周晓沛回忆：

“80年代中，我和老关在苏联处同一个办公室，负责中苏关系的调研工作。有一次聊天时，我对他说：“老关，看来苏联是回不去了，你干嘛不改换门庭，脱离我们俄语圈呢？”他未加思索地答道：“我学俄语出身，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死也要当‘俄罗斯鬼’！”他的一席话让我瞠目结舌，从此再也不敢提及此事了。”

1980年，关恒广主动申请调入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工作，继续从事对苏研究工作。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中苏关系逐渐好转，中国外交部尝试为关恒广的“间谍案”寻求平反。

1985年，中国外交部正式向苏联驻华使馆提出，建议重新审视关恒广事件。当时苏联方面也提出愿意“平反”，但同时提出要求解决1974年中国驱逐的五名苏联外交官问题。

考虑到事情比较复杂，双方最终选择了暂时搁置此事。

尽管如此，关恒广也并未气馁。

1987年，关恒广被派往接待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苏联方面对此没有异议，1988年，关恒广更进一步，被派去接待了苏联外交部访华代表团，苏联方面对此同样没有任何异议。

1989年，戈尔巴乔夫正式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关恒广被指派为接待翻译，并圆满的完成了任务。

从以上情形不难看出，苏联方面已经默认“关恒广事件”不了了之。

根据周晓沛回忆，当时我国针对此还有第四个方案，即把关恒广安排到中国访苏代表团重返莫斯科，但此计划尚未执行，苏联这个国家在地球上也不存在了。

图|1998年，关恒广在莫斯科留影

1997年1月，关恒广卸任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大使，转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大使，关恒广赴任后，还受到了许多莫斯科老朋友的热情欢迎。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也算是弥补了关恒广当年的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