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记忆】朱枫的家国情怀‖朱霞 朱晓枫

朱枫的家国情怀

朱 霞 朱晓枫

吴石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国民党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到台湾,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即朱枫)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7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月,朱谌之在吴石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中写下:“‘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络,暴露身分,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及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关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此案最后枪决了6人,包括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联勤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聂曦、王正均上校以及朱谌之。

——《老照片》第16辑《战争后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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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朱枫在台湾英勇就义69周年之际。

朱枫是我的三婶,此时此刻,我翻阅家庭影集时,目光停留在一张照片上,那是摄于1939年5月中旬,朱枫在浙江云和与家人的合影。这张照片引发了我的无限思念,我不禁回忆起朱枫高尚的家国情怀。

朱枫和家人的合影。中间抱着儿子朱明的是朱枫,她右边的女孩是沈珍,前排的女孩是朱晓枫;后排最右边站立的女孩是朱霞,右二是祖母,右三是姑姑;前排的两个小男孩是姑姑的两个儿子。

温馨团聚 送女从军

浙江云和是朱枫最欢乐和最难忘的地方。淞沪会战烽烟突起,我家从上海逃难至武汉,再到湖南常德转至浙江云和安家。此时,为革命奔波多年的三婶中年得子,因哺育婴儿而在家获得短暂休息,并同离多聚少的儿女团聚,真是喜从心生!照片中朱枫灿烂的笑容,反映了她此时欢畅的心情。然而这种温馨欢畅的团聚,仅此一次。

朱枫对家人对儿女温柔关爱。她的大女儿沈珍是个聋哑人,为使女儿长大后有一技之长,能够独立生活,朱枫教授她习字作画、刺绣、缝纫等技艺。女儿也很聪慧,继承了母亲优秀的才华和品德,深得家人喜爱。令人惋惜的是,因时局恶化,在我家从云和逃难转至广西桂林时,大女儿染病身亡。云和竟成了朱枫与大女儿最后的相聚之地。

朱枫深爱子女,心系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孩子的教育上倾注了家国情怀。在她哺育儿子不满十个月时,就将儿子交托我姑姑抚养,回到浙江金华从事革命工作。此时,她会同中共派遣的两位同志帮助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筹建“台湾义勇队”。建队之初,经济困难,她不仅慷慨解囊,捐款八百元资助,而且毅然决然将二女儿朱晓枫送进台义队少年团,锻炼成长。台湾义勇队的生存环境极其艰苦,我姑姑的两个男孩子在进队后相继染病身亡,而朱晓枫则坚强地经受住了考验,于1946年从台湾回到上海,3个月后又被送往苏北解放区,成长为有所成就的军医。

我是我们家这些孩子中的幸运儿。母亲早年去世,弟弟则在逃难途中夭折,我成为父辈三兄弟中老大的独苗,备受大人们的爱护。在叔叔婶婶们的教育下成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了工作。

革命伴侣 患难与共

朱枫和爱人朱晓光(我三叔)是革命战友,他们被新知书店派往新四军驻地安徽屯溪云岭,建立随军书店。书店最多时有十多位工作人员,后来只留下朱枫夫妻二人。朱枫是大家闺秀,受过良好教育,才华横溢,意志坚强而能干,里外都是一把好手。她不仅照管门市,还经常外出送书,甚至携书通过敌人封锁线送往江北。有一天,陈毅路过随军书店,驻足询问是谁写的书籍宣传介绍文字,得知是正在店里打算盘的朱枫写的时,称赞说:“这字写得蛮有功底啰!”

1941年1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新四军奉命北移前,朱枫按“老弱病残”人员提前撤离,爱人朱晓光则留下来,并在事变中不幸被捕。这让朱枫心急如焚,万分关切爱人的下落和生死。她探听到爱人被囚于上饶集中营,在得到组织的批准和协助后,勇敢机智地三进集中营探监。她带去的药品,不仅挽救了病危的丈夫,而且为他后来成功越狱提供了帮助。

朱晓光与狱友蔡谟成功越狱后,辗转回到浙江云和家中,朱枫受组织委派前来接济救援。她陪同丈夫躲藏在山上疗养伤病,既要开荒种些蔬菜,还要经常下山回家,背些米面油盐到山中。生活虽然艰苦,但患难夫妻相逢,心里也是甜蜜的。

在云和山区避难,养病数月后,敌人闻风追捕,患难夫妻不得不辗转数省到达陪都重庆。三叔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汇报皖南事变和上饶集中营实情后,周恩来指示待车送往延安。但等待多日仍无法前行,又闻追捕之声,只好按组织安排又一次长途跋涉转回敌占区上海。在敌人不停追捕的险恶环境中,朱枫坚毅、勇敢、机智,艰难地陪伴爱人转移成功,重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对此次大转移,三叔感慨地说:“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和朱枫生死与共,形影不离。”

大义凛然 勇闯虎穴

在浙江云和的日子里,朱枫享受到了最温馨的家庭生活,自此之后,再难有家庭团聚,与丈夫更是劳燕分飞。朱晓光从上海转山东,经大连到达哈尔滨。解放战争中又随四野入关南下,参加沈阳、天津、北平接管工作后抵达上海,建立上海新华书店和国际书店。朱枫则一直留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的财贸及情报工作,后转赴香港。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新中国将要成立之时,组织批准朱枫交接工作,准备回内地。久别后将要与家人重逢的喜悦心情,使她在近两个月内写了十余封信告知丈夫,并关切地说:“听说你染上了肺病,虽然我不是医生,但我终以为我来之后,对你可能有一些帮助,至少在精神上能给你安慰。”情意绵绵,归心切切。正当她已交代完工作,准备回到内地时,组织上临时又调她潜入台湾,完成一项重要使命。此时的她既憧憬归家的欢聚,又深感任务重大,逃亡台湾孤岛的敌人“困兽犹斗”,会更疯狂,此行必定危险重重。朱枫的思想也产生过激烈斗争,还将这种矛盾心情向领导吐露过,但最终接受了上级交给她的任务。她立即将带在身边的小儿子委托同事带回内地,并写信告知丈夫:“将出外经商,有几个月逗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事应先去做。”

潜入台湾后,朱枫以其机智果敢的行动,与台湾地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和潜伏在国民党内的1号情报员吴石将军取得联系,并安全地将具有重大价值的情报送回。任务完成,正待返回大陆时,台湾地下党主要负责人被捕叛变。一个地区的主要负责人叛变是致命的,他不仅出卖了潜伏在敌营中的重要情报人员,而且摧毁了整个地区的地下党组织。然而,一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子,内心却是坚强的。严刑拷打不低头,甜言蜜语不弯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将军共赴刑场,英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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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真实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况(以往没有这样的资料),一时间感慨万分,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我的心情。

1950年6月11日,母亲在“法庭”上(原载《老照片》第16辑)

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仿佛又回到了50年前。照片中的母亲,尽管已面临死神,周围尽是如虎豹般的法官和宪兵,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没有恐惧,一如面对坎坷的人生。

母亲出身在浙江镇海的富商家庭,从小受到完整的文化教育,毕业于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她多才多艺,学习成绩优秀,写得一手好字,也能画几笔国画;她和宁波最早的女共产党员陈修良是同窗好友,接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多次参加学生进步活动;走出校门后,历经坎坷,终得走上革命道路。她虽然家庭富有,还接受了一笔不薄的遗产,但在参加革命后,多次出资,捐献给党的事业。她把一切献给党,随着工作需要,先后在党的出版、财贸战线,最后是地下工作战线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最后在执行任务中不幸被捕。被枪决前,仍高呼“共产党万岁!”表达了她始终如一的坚定信仰和平凡而伟大的情操。

1945年日本投降后,朱晓枫参加“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趋台湾参加接收后,于1946年2月返回上海,与母亲团聚。1946年5月,朱晓枫将去苏北解放区,临行前母女在上海照相馆拍下这幅照片。母女二人从此再也没有见面。

母亲也是一个有血有肉非常重感情的人。除了在工作中识大体、顾大局、艰苦奋斗,对同志以“大姐”自居,乐于助人外,对家庭和子女,也寄托了深厚的感情。她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感慨“人非草木”;在给我的三封信中,第一封要我先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但那时上海刚解放,我还在上学,谈何容易);第三封信上她已要出发赴台,说个人的事先放一放。终于未能如愿。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照片中的母亲镇定自若,表明她已视死如归,坚信为之奋斗乃至牺牲的祖国解放和统一事业一定能成功,家庭和子女一定能理解她。

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自由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的团聚!看着照片,我更加浮想联翩:母亲啊!您虽死犹荣,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来源:老照片编辑部(原载《老照片》第128辑《朱枫的家国情怀》,《老照片》第22辑《又见母亲》)

作者:朱 霞 朱晓枫